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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佩雷斯:最具争议也最受欢迎

市界  · 公众号  · 社会  · 2016-10-27 13:03

正文




“60年了,我一直是这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人物。突然之间,却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受欢迎的人。”



文 / 徐臻  编辑 / 方奕晗


9月30日,耶路撒冷赫茨尔山,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的葬礼上云集了80多位国际政要。当各国媒体将镜头对准奥巴马、克林顿、奥朗德、卡梅伦等一众政坛VIP时,对一些以色列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而言,最扎眼的身影来自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


葬礼前,一袭深色西服的阿巴斯有些意外地正面迎上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


“很长时间了,很长时间。”阿巴斯说。


“我非常荣幸代表我的人民,非常荣幸代表我们,感谢(您的到来)。”内塔尼亚胡答道。随后,两人简短握手。自2014年美国撮合下的新一轮巴以和平谈判破裂以来,两位领导人已经几次在国际场合相遇,但一直态度冷淡。



2014年6月8日,梵蒂冈,时任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在罗马教皇的斡旋下共同参加和平祷告仪式


葬礼上,阿巴斯坐在第一排,据称他受到佩雷斯家人的邀请。这也是他2010年后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肃穆的气氛下,摄像机甚至捕捉到他从眼角拭去泪水的画面。


人们提起佩雷斯,总将他视为“和平使者”。或许他的政治生涯实在太过漫长,不时被人误以为是“一辈子的和平使者”。阿巴斯的到来,似乎又为佩雷斯的这个身份增添了新的注脚。


佩雷斯担任过两任总理,历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交通部长、财政部长。2014年,在担任7年总统卸任时,他是世界上最年长的国家元首。在以色列68年的建国史中,他从未离开过公共舞台——尽管一度他的角色是在幕后,主导各项秘密谈判。


9月28日凌晨,西蒙·佩雷斯在特拉维夫哈伊姆·谢巴医疗中心去世,享年93岁。他是最后一位去世的以色列“建国元老”。一个时代就此落幕。


犹太教传统中,去世的人要尽早入土为安。国葬前一天,佩雷斯的遗体安放在国会大楼,仅供各国政要和公众凭吊一日。


临近10月,夏日升腾起的热气仍在中东大地流连。当天下午5点左右,华人媒体、好消息电视台驻以色列记者Sophie Kuo来到国会。国会大楼附近安保极为严格,Sophie在耶路撒冷生活了9年——哪怕只要生活上1年,在耶路撒冷面对安保阵仗,都不过是家常便饭。


现场等待悼念的约有200人。排队时,Sophie用希伯来语跟身后一对老夫妻聊天,老太太不停称赞佩雷斯是“伟大的人”。老先生或许更能反映普通以色列人的想法:“几十年前很多人不喜欢他,但他的最后十年非常得民心。”对以色列年长的一辈而言,关于佩雷斯的记忆矛盾重重,有时不免令人困惑。他的政治生涯上半场,从国外采购了大量军备,一手奠定了以色列的国防工业,是以色列核武器研发的掌舵者,与英法共 同在苏伊士运河挑起第二次中东战争,在上世纪70年代推动在西岸建立第一个犹太定居点。而下半场,则致力于谋求以巴和平。



9月28日,以色列雷霍沃特,民众悼念逝世的前总统佩雷斯


佩雷斯出版过数本回忆录,也不吝谈论自己各阶段的想法、经历,却从未解释他在政治观点上的巨大转变原因为何。对于转变带来的结果,佩雷斯曾说:“60年了,我一直是这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人物。突然之间,却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受欢迎的人。”


太阳西沉,等待悼念的队伍缓慢移动着。附近不时有电动车驶过,搭载着行动不便的老人。这天,他们都赶来想见佩雷斯最后一面。



一个月前,9月13日,一枚火箭划过地中海上空。如果佩雷斯那时坐在他位于海法海岸的“佩雷斯和平中心”办公室里,一定不会错过窗外的这个“不速之客”。这枚火箭并非来自加沙方向,不会触发“铁穹”防御系统。火箭搭载的是一枚以色列间谍卫星,是由佩雷斯在半个多世纪前创立的“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研制的。这款火箭被认为是民用版杰里科弹道导弹,也是以色列核武器的发射装置。


佩雷斯超过一半的从政生涯都致力于加强国家安全,直到后半段,才开始谋求以巴和平。而讽刺的是,如果以成就论功过,前半段的影响要深远得多。正如那一天,当火箭划过高朗的晴空,没有多少人记得2016年9月13日是《奥斯陆协议》签署23周年。


那天深夜,佩雷斯因中风被紧急送往医院,两周后去世。


西蒙·佩雷斯公务员出身,从未在以色列军队服役,却毫无疑问是奠定以色列国防力量的元老。起步是在1946年,年仅23岁的佩雷斯得到后来开国总理本·古里安的青睐,加入哈格纳——以色列建国前在巴勒斯坦活动的犹太地下军事组织,负责武器采购。两年后,他被派往以色列驻美国国防使团,表面上是在哈佛大学念书,实际是受到本·古里安的委派,在美国继续从事秘密军火采购。


从纽约回国后,佩雷斯被任命为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一年后,29岁的佩雷斯升任主任,这是国防部体系内职衔最高的公务员职位。由于负责国防部的日常运作,他逐渐了解到当时还在酝酿中的核武器计划。


以色列国土面积狭窄,找到核武器试验场地极为不易,能够跻身有核国家堪称奇迹。这要归功于本·古里安十分信任的两个人:一个是以色列科学家恩斯特·大卫·伯格曼,另一个就是佩雷斯。


1955年,本·古里安再度当选总理,为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在政治上铺平道路,伯格曼与佩雷斯成为这项计划的实际执行者。建国不足十年,以色列在中东不时卷入战争。佩雷斯坚信,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令以色列杜绝灭国之忧。1956~1957年间,他极力说服本·古里安,眼下正是实施核计划的最佳时期。


本·古里安授命佩雷斯负责重组国家核计划。直到上世纪70年代担任国防部长的近20年间,佩雷斯一直是全权操控核武器开发的最关键人物。佩雷斯在回忆录中透露:从表面看,我完全躲过了公众的眼光……我的名字从未出现在组建原子能机构的正式名单中。然而,这完全没有妨碍我以本·古里安的名义指挥整个项目,也丝毫没有削弱我的任何威信。本·古里安十分信任我,伯格曼毫无保留地与我合作,使我赢得了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广泛信赖。


关于核反应堆的分歧在于,伯格曼认为“我们有能力造一台”,而佩雷斯认为“我们应该买一台”。在1955年的氛围下,以色列想要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实际帮助并不容易,而且那个国外“供应商”究竟要扮演怎样的角色也值得细细研究。佩雷斯将目光对准法国,认为在所有参与核研究的国家中,“只有法国愿意真正协助我们”。


1956年7月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佩雷斯提出以此为契机,从法国购买原子能反应堆。在同年10月爆发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中,作为回报,以色列成了英法联军的急先锋。战争虽然在美国和苏联的压力下,以英法以三国撤军告终,但法国依据承诺帮助以色列在内盖夫沙漠建起36平方公里的核基地,第一个核反应堆、钚浓缩厂和地下配套设施等一应俱全,法国的军机还从挪威运来了重水,以色列用法国核技术以及从美、欧、南非走私的铀原料研制核武器。佩雷斯因此获得“以色列核弹之父”的称号。


在公开场合,佩雷斯一向采取“核模糊”策略,表示以色列的核研究活动只起到“威慑”作用。据估计,目前以色列至少拥有100~200枚核武器,还有能打击中东任何目标的远程导弹、潜艇核弹头运载系统等。


以色列至今仍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然而,这片大地局势诡变,尤其是伊朗核危机,极有可能将“阿拉伯之春”失败后趋于保守与极端的阿拉伯国家拖入核竞赛。


几十年后,佩雷斯回顾当年的秘密行动,谈到自己是把眼光“放在未来”,“别人考虑的是三年、四年,我要考虑的是十年。”正是同样长远的考量,帮助佩雷斯打造出强大的国防工业。



佩雷斯去世后,内塔尼亚胡表示将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位于内盖夫沙漠的核反应堆。



如果佩雷斯在54岁卸任国防部长后退休,那么毋庸置疑,他将以最具传奇色彩的鹰派形象为世人铭记。


1977年,他带领本·古里安创建的左翼政党工党投身大选,意外遭到首次落败,输给了右翼政党利库德的梅纳赫姆·贝京。


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事实上,工党在佩雷斯的带领下,在1977年至1996年间的5次大选中,从未赢得漂亮的胜利。唯一一次勉强胜出是在1984年,即便如此,他也需要与利库德的伊扎克·沙米尔组建联合政府。上世纪90年代晚期,佩雷斯曾在工党大会上问众人,自己是不是个“失败者”,现场传来整齐的回答——“是”。


尽管佩雷斯在内阁一直身居高位,依旧无法摆脱选举中的“低迷人气”。与他同时代的政治家拉宾和沙龙显然有魅力得多。在1986年沙龙担任总理期间,佩雷斯出任外交部长。他与约旦国王侯赛因展开秘密谈判,双方达成的协议不仅推进了两国间的和平,也改善了同巴勒斯坦的关系。


6年后,拉宾在选举中成为总理,佩雷斯依旧在外交部长的职位上为和平奔走。这一次,他成功说服拉宾支持《奥斯陆协议》,最终促成拉宾在白宫草坪与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的历史性握手。《奥斯陆协议》的签订令国际社会弥漫起一股乐观情绪,认为以巴僵局即将化解,三人还因此在第二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拉宾的突然遇刺,使佩雷斯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在两年后的大选中,舆论普遍认为人们会出于对拉宾的同情,将佩雷斯送上总理的位置。然而他再次败给了利库德的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尽管在各种民调中,大部分以色列人都抱持和平的观点,可一旦到了投票的一刻,出于国家安全考量,又纷纷把选票投入鹰派政治家的票箱。主张强硬的内塔尼亚胡一上台,《奥斯陆协议》几乎成了一纸空文。


谈论和平,在以色列已经成了一种策略,语言的伪术。主张和平是为了终结冲突,可换个角度,挑起冲突也可以说成是为了塑造更长远的相安无事。佩雷斯的和平理念只能使他成为西方世界的宠儿,回到国内,不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在投票时都不情愿为此埋单。



16年前,梅雷兹党的国会议员莫西·雷佐就曾与佩雷斯共事。在雷佐的印象里,当时担任临时议长的佩雷斯乐于与每个人交谈,“相当热情”。梅雷兹党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联合政党,也是工党长期的盟友,政治理念中包括支持巴勒斯坦独立的“两国方案”。


雷佐对佩雷斯在以巴和平中作出的努力大加赞赏,不过他不愿评价佩雷斯何以发生了转变。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他给出了与佩雷斯相似的答案——他看向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


当下的以巴现状,和平谈判重启无望,小规模袭击不断,恐怖袭击成了以色列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回望《奥斯陆协议》签署的当年,乐观情绪也像幻想泡沫,在迅速膨胀后很快就被逐一戳破。


诺贝尔委员会在1994年将和平奖授予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时认为,他们展现了“无畏的勇气”,为巴勒斯坦自治铺设了道路,希望该奖能够鼓舞以巴双方构建“永久的和平”。


但10月15日颁奖典礼当天的重头戏却是解救人质。


一周前,20岁的以色列士兵纳沙·维克斯曼遭到哈马斯恐怖分子的绑架。事件发生后,以巴和谈立刻中断。以色列一方坚称,被绑士兵位于加沙地带,实际控制当地的阿拉法特必须对此负责。阿拉法特的发言人则称,他们已经证实士兵不在加沙。以方继续指责阿拉法特难辞其咎,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控制以加沙为基地的恐怖行动蔓延到以色列及西岸地区。


在中间人的斡旋下,双方展开谈判。哈马斯提出换囚。直到10月15日晚6点至7点间,拉宾仍在考虑这个方案以拖延时间。不过他最终下达命令,让救援部队强行进入维克斯曼被困的房间。不过此前,维克斯曼的颈部与胸部已经中枪,遭到“冷血谋杀”。那次行动中,死亡的还有1名参与救援的以色列士兵和3名参与绑架的哈马斯武装分子。事发地距离被绑士兵的老家仅2英里。


颁奖典礼在悲剧酿成的当晚举行,获奖的三人脸上没有丝毫喜悦。拉宾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我愿意放弃诺贝尔和平奖换回两位士兵的生命。阿拉法特的获奖更是引发争议,一名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成员在当晚宣布辞职。


对于《奥斯陆协议》,佩雷斯说:“我们别无选择”。


协议中本有相应条款,约束以色列减缓在西岸建设犹太定居点。但自协议签署以来,以色列历届政府中无论政见纷争多么尖锐,都为定居点建设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兵力,在实质上阻断了巴勒斯坦人的自由通行。上世纪70年代,正是佩雷斯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在西岸推动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那时他的口号是:将定居点盖满每个角落。如今,定居点如佩雷斯所望,不断在西岸扩张,而《奥斯陆协议》在当地人的口中,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往事和笑话。



很难说佩雷斯最大的成就是给以色列带来了核武器,还是在磕磕碰碰的以巴和谈中永不泄气地一次次尝试。


莫西·雷佐不愿猜测为何佩雷斯会在政治生涯的下半场转变为温和的左派,不过他指出这在以色列政界并不少见。比如出身利库德、早前形象铁腕的沙龙,在晚年成立了“老年政治联盟”,推动以军从加沙的撤退计划。2005年佩雷斯退出工党后,也选择加入他昔日政治宿敌的这个新政党。


在早前的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中,沙龙政府挫败了巴勒斯坦领导层,在西岸建起坚固的围墙。强硬的举措下,佩雷斯一直被视为不放弃和平的“象征”。



尤其是在2007年被任命为总统后,佩雷斯行使了更多礼节性事务。他几乎没有影响政府政策的能力,但还是利用广泛的影响力,在以色列不断右倾的政策中,修补着它受损的国际形象。


这使佩雷斯慢慢在民众间积累起人气,Sophie也记得他那种老人的温婉与亲切。Sophie曾在2008年以色列建国60周年总统府的活动上见过佩雷斯。那天忙完工作,她拿了点心,随便找地方坐下休息,没多久就看到佩雷斯一行从不远处走来。Sophie起身让路,佩雷斯经过她身边时,兴致勃勃地用希伯来语说了句“好胃口”。


佩雷斯的形象似乎更轻松了。1996年,“佩雷斯和平中心”成立,愿景是打造一个“新中东”,期待用技术和经济合作改善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的关系,就如同德国在欧盟中扮演的角色。佩雷斯还上电视主持“总统府头脑风暴”,讨论社会议题,拍摄短片《普通公民佩雷斯找工作》在全球推广,成为以色列最好的国家形象宣传片。作为八九十岁的老人,他还相当追赶潮流,在Facebook、YouTube和微博等社交媒体上都开设账号。闲不下来的佩雷斯终于成了国民“人气王”。



在微博上,佩雷斯拥有几十万粉丝,是年纪最大的外国国家元首,也是第一位开通网络视频直播的外国国家元首


佩雷斯是中国的老朋友。1993年中以两国建交不久,他就以外长身份首次访华,私底下高兴地称这是“圆梦之旅”。他精通中国古诗,曾引用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每当读到李白的诗句,我都想起中国,向往中国。这是我从小就有的感情。”佩雷斯说。


在微博上,佩雷斯拥有几十万粉丝,是年纪最大的外国国家元首,也是第一位开通网络视频直播的外国国家元首。2016年农历春节前夕,他还特地为庆祝猴年的到来创作了名为《中国旋律》的歌词。


9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前往哈伊姆·谢巴医疗中心探望佩雷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佩雷斯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老朋友。



佩雷斯葬礼过后没多久就是犹太新年。10月10日,耶路撒冷的轻铁发生枪击,2人死亡,5人受伤,哈马斯宣称对袭击负责。如果不关心中东新闻,人们根本不会留意已经变得“常态化”的以色列恐袭消息;即使当下谈起中东,在“阿拉伯之春”后,以巴冲突也早就被边缘化了。


出席了佩雷斯葬礼的阿巴斯在巴勒斯坦受到猛烈的攻击。当年,阿拉法特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说,荣誉属于他的人民;作为他的继承者,巴勒斯坦人谴责阿巴斯参加葬礼根本不顾民众的心理感受,他们在Facebook上愤怒地呼喊,“阿巴斯没有权力代表巴勒斯坦人”。


1979年以色列与埃及达成和解后,阿拉伯国家不再与以色列发生冲突,付出的代价就是巴勒斯坦的权益。佩雷斯在以巴和谈上的政治遗产早已被内塔尼亚胡和右派政党摒弃。他们崇尚的是对抗——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葬礼上,最后一位致悼词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他提及在右翼眼中,佩雷斯是“天真的”。“我不同意说他是天真的,”奥巴马说,“从他的切身经历出发,他明白真正的安全来自与邻国的和平共处。他相信,犹太复国主义的理念只有在巴勒斯坦的主权得到承认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最好的保存。”


2015年的以色列大选中,利库德党的选情并不被看好。为了连任,内塔尼亚胡在Facebook告急,称“阿拉伯选民正涌向票站,左翼政党正用大巴送他们去投票”。最后一刻他甚至首次喊出:一旦当选,绝不允许巴勒斯坦建国。


最终,利库德党险胜。与佩雷斯五度在选举中落败不同,这已经是内塔尼亚胡第四度出任总理。以巴间的和平谈判远不在于如何勘定边界、限制检查点的权力等细枝末节,而是停滞在如何重启和平对谈的僵局里。


正如人们很快淡忘了佩雷斯早年的政治生涯,也很少有人提起在他说完从争议人物到最受欢迎人物的转变后,还有后半句——


“60年了,我一直是这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人物。突然之间,却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受欢迎的人。”佩雷斯说,“坦白说,我也不知道哪个时候比较幸福,是彼时,还是现在。”


感谢Dvir Aviam对采访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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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第2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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