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东南卫视、欧洲时报合作推出
从1978年到2008年这三十年，似乎中国在邓公“不争论”劝导下，埋头做，并不说。旅法华侨华人清晰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圣火在巴黎传递时“受辱”的“聚讼”。电视上一边倒的主流话语中间，中国的发声显得及其微弱，位置极其陪衬，中国的知识阶层，基本不愿说，或者欲说还休。而世界与欧洲，对中国的声音，也不愿听。
也许是又一个三十年的开头，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感召，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话语权”的重要性进行思考。中国人开始明白，经济总量的第二，与“软实力”的提升难成正比；社会治理的进步与成功，也难以打破“西方正确”的先入为主的藩篱。且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中国民间舆论的针砭，自觉地不自觉地，仍然心悦诚服这一“先入为主”。西方知识界仍然可以站在意识形态、道德、制度、文化的高地去“说”中国发生的一切，“中国模式”难以与“西方模式”平等对话，仍然是一个“正常”的常态。很多中国人、很多中国知识人，非常非常不自信。
在这一语境下，海外华侨华人难免仍然处在某种“2008年”式的双面尴尬之中：既无法从西方媒体、也无计从大陆知识界，获取客观的中国故事梗概，平等的文明对话权。他们确实想听。
也许正是从改革开放的第四个十年开始，中国一些政府高层人士，民间一些了解西方的“海归”，一些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学者，一些想“讲好中国故事”的海外华文媒体，开始为“话语权”鼓与呼，开始“说”：解读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文化与经济成功的关联；驳斥中国崩溃论、化解中国威胁论、解构历史阶段论； 《欧洲时报》也一直在为此而“说”。“中国之说”，任重道远。海外华人，听之甚少。
但是，在老牌民主大国进入“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误区的历史节点，习近平高举“反对保护主义”、“文明多极化”大旗的达沃斯演讲，获得了大部分西方媒体的掌声，在他们不解为什么中国与美国的话语角色调了个个之际，我们知道，中国这几年的“说”，正在起作用。
在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己任的海内外华文媒体中间，福建东南卫视于2016年末推出的一档谈话节目《中国正在说》，内容扎实，堪称翘楚。该节目以邓小平前翻译、旅居海外多年的学者、复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开场，聚集王义桅、郑若麟、韩毓海、温铁军、陈平、金灿荣、华黎明、王文、罗援、王梦恕、王蒙等等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历史、文化、军事等各个行业的专家学者，形成重量级的、全方位的“中国说“。节目开播，震撼舆论，摧枯拉朽，好评如潮。
欧洲时报传媒集团自本周始，将与福建东南卫视携手，将此节目的内容、视频在报纸、微信、网站等传播平台，编发、转播，期待将节目高质量的“中国话语”在欧洲落地、广为传播，以飨长期信任、期待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广大读者。
中国正在说，欧洲正在听，旅欧华侨华人正在听。
《欧洲时报》总编辑：梁扬
用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道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带来的话题关于中国的崛起。在张维为看来，相当一部分的西方学者，仍是“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的支持者，而曾经用30多年时间实地考察了一百多个国家的张维为，在现场与观众分享了他对于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看法。
讲好中国故事，有一个人，他的声音非常洪亮、非常有力。他的著作畅销百万，而且被英美等国家翻译，在他们的国家里出版。他有一个视频，叫“中国人，你要自信”，在网络上点击率是上亿；他提出“中国良治”，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这个人，就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
谈起自己曾出版的《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的初衷，张维为表示，“实际上很简单。我就是觉得，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应该自信了。但是我看到，实际上我们的知识界也好，媒体界也好，很多人不自信。网络空间把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描绘得一团漆黑。我觉得这个不真实，也不厚道。所以我说，真的了解这个世界，要把话说出来，以正视听。”
张维为：文化这个核心的东西不会改变，也不应该改变。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把这么精彩的一个中国，描绘成漆黑一团、国将不国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走得太远了。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简单的事实讲出来。“中国模式”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一下这个模式？
我说可以。经济上，这个模式特点叫“混合经济”，我们公开表述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这个模式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现在天天在讲改革，有不少地方，还需要进一步地改革，才能真正到位。但是就现在这个水平，它已经可以和西方模式、经济模式进行竞争。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距离）我们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的国家。尽管我们经历过很多困难，但是没有到这种危机的程度。而且我们这过去二十多年当中，老百姓的财富，是爆发性的增长。而西方模式，特别是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最大问题就是：过去二十多年，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实际收入，没有真正的提高。
那么在社会领域，这个模式的特点是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这和西方模式中强调两者对抗，甚至高度对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社会有更大的活力，同时有更大的凝聚力。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面。
在政治领域，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如何产生国家的领导人。西方模式叫“选举”或叫“大众选举”。在“中国模式”中叫作“选拔+选举”，我说这个叫选贤任能。中国最高的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个委员（常委）起码的要求是两任省委书记，他要治理过至少一亿人口。我觉得这个制度，应该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制度。所以我看好中国这个模式。虽然这个模式还可以进一步地完善，但就现在这个水平，可以和西方的所谓“大众民主”进行竞争，这是没有问题的。
张维为：那么这个“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背后，我叫作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什么叫文明型的国家？就是一个历史上五千多年连续下来、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叠合在一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此时此刻在这个世界上就这么一个。
我说文明型国家，它有四个特别重要的、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我叫“四超”，四个特点：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
以人口为例：以每年春运为例，现在基本上的统计是，一个春运35亿人次（左右）。也就是说一个月里，你大概要把相当于整个北美洲、南美洲、俄罗斯、日本、非洲、欧盟28国人口加在一起，从一个地方挪到另外一个地方，是这样一种挑战。
所以人口众多，是对中国治理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同时也是最大的机遇。所有在中国投资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做到最大，在世界肯定就是最大的。现在中国企业自己也认识到，在中国做到最大，在世界也是number one（第一）。
那么超广阔的疆域国土也是这样。中国这样的一个规模，它是一个“洲”的概念。就是飞机飞3个小时，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还在吃中国饭、中国菜， 讲中国话。这个是很特殊的一点。我们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的优势，我们叫战略纵深。我们现在推“一带一路”就是的。我们周边的国家，这么多邻国，我们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超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是这样。中国在任何一个方面，它的历史往往都是上千年、数千年的。比方说我们政治治理的传统，我们有 “民本主义“传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就是治理国家的时候，一定要把改善民众的民生，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放在第一位。这个传统一以贯之，到今天还是这样的。
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也是如此。中国是一个“百国之合”的国家，这是我经常用的概念。什么叫文明型国家？另外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成百上千的国家慢慢整合起来。八大菜系也是。我们讲文化，欧洲最好的菜是法国菜，但你把中国八大菜系中拿出任何一个菜系，它实际上都比法国菜系还要丰富。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治理方式，它的传统是不一样的。中国是“百国之合”，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执政集团。大部分时间是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过去两千多年都是这样的。如果你一定要说“一党制”，过去两千多年，可能95%以上的时间都是“一党制”。但重要的是，在这个所谓的“一党制”下，绝大部分时间，3/4的时间，中国是比西方更加发达的国家，这是一个基本事实，现在很少有人质疑了。
剑桥大学的教授李约瑟，毕生的精力，用于研究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他说，人家老说中国是上千年的专制社会，怎么可能？这怎么能够解释,数千年来中国在绝大多数领域内,科技发明比西方国家多得多？
另外就是郑和下西洋。你现在仔细看一看，那是十五世纪上半叶，它的这个主力舰排水量，比80年之后的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圣玛利亚”号大一百倍。背后是工业能力巨大的差异，中国是远远领先的。
任晓楠（英国海归 金融界人士）：张教授您好。我在英国曾经工作学习过多年，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一直有各种不靠谱的预测。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有“中国崩溃论”，还有“中国威胁论”，那么请问张教授，这些认识偏差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偏见？还是其他原因？谢谢。
张维为：实际上西方对中国，特别对中国政治的预测老是出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您简单提到了，就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他总觉得他那个制度，代表人类最高阶段的一种成果、一种制度，所以你要做的，无非就是向西方制度不停地靠拢。这是意识形态的偏见。还有就是西方形成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有很多问题。因为它是基于西方自己的历史和经验，总结出来一些东西，然后套用到中国，往往就很不靠谱。所以如果他不能够摆脱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不能够摆脱西方形成的这种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这种偏见的话，他对中国的预测总是失误的。这概率非常非常之大。同时，我觉得我们中国自己要形成自己的话语，形成自己的更加有说服力的，包括社会科学，包括新的政治学，把中国的事情，把世界的事情都解释清楚。我们正在做这个事情。
张艺（新华网国际评论员）：张教授您好。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到了中高速增长，呈现出一个L型的趋势。那很多人就担心，中国经济还能持续稳定增长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在日常报道中，经常见到西方媒体的一些论调，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对于这种论调，您怎么看待？
张维为：谢谢。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我不怎么用，因为我觉得不是特别靠谱。如果说中国最需要担心什么陷阱？我觉得一个是，叫作“民主原教旨主义”陷阱；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陷阱。两个“原教旨”，这是最大的陷阱。实际上对中国的分析，我通常进行板块分析。中国的发达板块，早就超过这个GDP的水平。即使我们用官方统计的GDP，上海、北京早就一万六、一万七美金，早就跨越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其他的板块，只要向中国的发达板块学习，这问题就解决了。
另外呢，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我看了世界银行的报告，它里面列举了一些国家，说是已经跨过这个陷阱，其中包括赤道几内亚这么小的国家，我刚刚讲过，它的首都部分地区连自来水都没有。所以我对这些东西打个很大的问号。
至于中国经济的走势，实际上现在6.5%到7%的增长率，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相当不错的。我做过粗粗计算，大致等于，如果是6.5%的话，每年我们额外创造的GDP，三年可以是一个法国。因为中国现在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了。而且这个统计还是不完全的统计。另外中国特点是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方不亮东方亮，最后整个国家一定亮起来。中国的机遇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保持这个增长率的话，我们都有很大很大的潜力。
张维为：那么最后，我想讲我的一个结论，就是一个国家的崛起，它背后是有一个逻辑的。你们看西方大部分解读中国的逻辑，叫作“历史终结论”的逻辑。就是所谓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威权主义到民主化。用这个逻辑来读中国，总是误读和读错的。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有它自己的逻辑，这逻辑是不一样的。它是怎样一种逻辑呢？历史上我们是领先西方，甚至远远领先的。这个领先是有原因的，我叫原因一。后来十八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有深刻的教训。现在我们又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一步步赶上了，而且赶超方面做得相当不错。这赶超的成功背后也有深刻的原因，我叫原因二。这个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正向的逻辑关系。历史上我领先你的时候是什么原因，跟我今天重新赶超你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往往是一致的。
中国很多方面都曾领先西方，以科举制度为例，通过考试可以官至宰相，强调上来的人要能够做事，要真的有水平。这个传统今天还在发扬光大。所以是这样一种逻辑，解释了中国的崛起，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崛起，和西方不一样的这个逻辑。中国人，你要自信！这是我经常讲的七个字。我看到今天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所以我再加一句，中国的年轻人，你更要自信！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这种国家的崛起，它的这种深度、广度、厚度、强度、力度，它所能够提供的机遇、机会，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没有见到过。所以我想这道理很简单，只要你努力奋斗，一定能够梦想成真！谢谢大家！
编辑：东旭
（英伦圈推荐，原文刊载自圈哥的小伙伴“欧洲时报内参”oushitalia，转载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