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间12月6日，西班牙、埃及和新西兰三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一份“要求各方在叙利亚阿勒颇立即停止所有一切攻击”的决议草案。在中国和俄罗斯行使否决权后，这份旨在要求叙利亚政府军暂停对东阿勒颇的反对派武装展开合围的决议已经流产。
就当前局面来说，叙利亚当局和俄罗斯在阿勒颇东部的合围行动已经对叙利亚的反对派武装力量形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使得针对这一区域的任何行动都将对未来的叙利亚和平进程带来举足轻重的效果。这也让中国针对这一局面投下的反对票显出了非同以往的分量。尽管中国因为其特殊国情，目前正以稳健方式介入中东事务，但在关键时刻，北京也不会放弃展现其立场的机会。
叙利亚政府军和俄军从12月4日起，将近三万的反对派武装、包括东 突组织在内的恐怖分子压缩在了阿勒颇东部纵横不超过25平方公里的狭小范围内。面对这种局面，西班牙、埃及和新西兰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一份停火决议草案，称“叙利亚冲突所有各方在决议通过后24小时起”必须在阿勒颇内停止武装行动，这对于刚刚占上风的俄、叙联军来说就显出了针对性。
对此，俄罗斯已当即否决了这一决议。但俄罗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对此说不的国家。也就在当天的大会上，中国也投了否决票。这也让此次决议显出了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最新立场。这个态度无疑令与美国一同干预中东局面的相关国家表示不满，譬如来自约旦的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扎伊德（Zeid Ra'ad Al Hussein）就抱怨“应限制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
事实上，环顾这次特别会议，相对于西班牙、埃及和新西兰这三个提交草案的国家背后的美英角色。中国已经在大会之前显出了对叙利亚的特别关注。就在会议开始前，媒体人士已经发现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贾法里（Bashar al-Jaafari）曾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进行过交流。这种积极接触的局面在以往是不多见的。
自2016年以来，中国正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越来越积极的态度。继3月委任前驻伊朗大使解晓岩担任叙利亚问题特使，开始中国“劝和促谈”的尝试后。又在8月11日任命拥有新闻背景的学者型外交官齐前进，接替王克俭出任驻叙利亚大使。在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关友飞于8月14日到访大马士革，与叙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会面并更达成协议，决定“中国军队将向叙利亚政府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及协助人员培训”后，北京就已经不仅仅是叙利亚问题背景板上的角色。
不可否认，中国在中东并不是欧美那样的积极参与者，但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其定位有关：中国对于中东的定位，不同于西方直接参与，并强行推行自我理念。而是意识到中东国家持续转型对中国发挥经济优势，扩展发展理念有相对较好的机会。
此外，由于中国国内复杂的决策结构和对外多头的联络机制，中国也只能选择量力而行。这使得北京不会像西方那样按其价值观塑造响应国家，并使之符合自身利益。于是，中国往往以人道主义援助方式干预中东问题，这种行为被西方诟病为“不愿意直接承担大国责任”。
但是，中国对中东的稳健干预和介入并不代表北京对该地区没有想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从8月关友飞的大马士革之行开始，中国就已经对叙利亚问题有了从0到1的变化。伴随着大马士革当局已经在2015年10月16日前后派出特使，希望中国能履行叙利亚动荡前的军火合同。将最新型武器交付叙政府军用以反恐，这使得中国在叙利亚危机中具备了随时加入的可能性。而12月6日的否决票，就成了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一支奇兵。
说到底，中国在叙利亚有自己的利益。需要确保“一带一路”上安定的周边环境。更希望叙利亚政府军和俄军能在反恐进程中尽量消灭与叙利亚恐怖分子勾结的“东 突”武装。在大马士革已经在莫斯科帮助下取得更多主动权之际，北京要在叙利亚做点什么已经成了一种必然。而12月6日的否决就成了这种必然性的直接体现。（全球局势战略纵横公众微信号：zhanluezongh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