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周瓒也指出,东西方诗歌影像间的差距也与地域文明的发展历程有着紧密联系。对于西方来说,自工业革命开始的高度成熟的现代化文明赋予了“诗歌”一个完整的空间想象,特别是后冷战时代下的西方世界里的中产阶层所秉持的核心家庭观念的盛行使家庭外部的世界逐渐趋于稳定性的常态,而个体开始由外部转向内部空间的探索与反抗,家庭成为西方重新遭遇世界的唯一方式,所以我们在西方诗歌影像中所看到的大量无规则的舞蹈、酣畅淋漓的肢体运动以及身体器官的裸露都是在家庭的一个个封闭空间中发生的。即便是其中一部散发着强烈“城市狂想曲”气息的黑白动画最后的动作也象征性地定格在了一个封闭性的家庭空间之中——在城市里自由飞驰的礼帽最终重新回到了衣架上,时钟再次规律地摇摆起来,一个中产之家再度从狂想中抽身而出,回归于正常的秩序中。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诗歌影像中所呈现出的肆意的狂欢与张扬仍是一种渴望中产秩序重建的社会心理的展现”,周瓒认为,东方诗歌影像中的个体之所以时刻遭遇外部空间并一再被外部空间挤压与重塑,“关键的原因在于当前中国还是处于一种急速的流动与变化之中,个体的不安感与社会的震荡混合在一起,使得人不自主地被抛向外部空间寻求生命的安稳。”如果说于坚导演的《碧色车站》通过记录废墟重新打开被封闭的诗意想象的话,那么睢安奇导演的《诗人出差了》显然是将个体的想象放逐于90年代处于剧变时刻的社会之外,但个体最终诗情的幻灭仍然暴露出了无法驱逐的时代梦魇。“这种由个体向外的诗歌书写方式其实并非真正的诗歌影像,更像是一种影像诗歌”,周瓒指出,因为受限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国内诗歌影像的发展始终难以逃脱意识形态的规训,这也是导致国内影像中的“诗性”不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