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稍知国史的读者对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他既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
我们熟于他“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士大夫气节；也知道他在政治上一生与七岁就能砸缸救人的旧党党魁司马光相识相杀的故事。
这样一个既能干事，大搞变法，又有文采，私德还非常好的人，让人不免从心底多出几分敬意。
历史教科书上把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于变法触动了贵族与地主阶级的利益，加之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势力过于庞大，导致变法失败。
总体来说，王安石是以一个勇于改革的正面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梁启超评价王安石：“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这里的荆公指的就是王安石。
列宁评价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近代政治人物特别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因时代所致，同样也在搞改革、搞变法，不免对王安石有惺惺相惜之感。
我们若通过与王安石同时代，或后世文人对于他本人及变法运动的评价，可以更加客观地、全面地俯瞰这场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先来看看几位不同时期文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
北宋理学大家朱光庭：“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
同为北宋时期的崔鶠：“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
再看看南宋大儒朱熹的评价：“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这话说的就有点狠了，一点面子也不留，你要觉得这就够狠了，请往下面看。
南宋著名文人罗大经：“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国家从统一到分裂，罪归祸首就是王安石，分裂而不能再统一，元凶就是秦桧，居然把王安石与秦桧放在了一个序列。
其实不光两宋时期对王安石有这样贬低的评价，至明清之时，这样的评价仍不绝于耳。清代学者严有禧评：“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
通过历代文人的评价，我们似乎对本应面目清晰的王安石变法又多了一层疑惑。
一场代表先进思想，大胆提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豪情壮志般的变法，为何得到的评价如此两级化？
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 “性强忮，遇事无可否，信所见，执意不回。司马光谓其泥古，所为迂阔。”王安石为人非常执拗，有“拗相公”之称。这导致在变法过程中，听不得反对意见，往往对异己分子进行打压。
熙宁三年 (1070)二月，韩琦上疏批评青苗法，赵顼感到有道理，夸奖说：“琦，真忠臣”。
对此，王安石却说立青苗法是为了“助民”，年息四分是“周公遗法”；针对韩琦所说“兴利之臣”，他批驳说:“今陛下广常平储蓄，抑兼并，振贫弱，置官理财，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凡是朝野中反对变法的异己份子他都会想尽办法赶出朝堂。
更严重的是王安石对那些专司言责的台谏官员也同样进行打击。《宋史·王子韶传》记称:“中垂吕公著等论新法，一台尽罢。”因为吕公著带头对新法的错失及问题提出批评和纠弹，王安石竟将御史台的官员全部罢黝，权势之盛确实吓人，大搞一言之堂。
执拗的性格加之对变法的急功近利，使变法集团内部充斥了各种政治投机者和权欲熏心的小人。
吕惠卿本来是王安石变法之初最得力的助手，此人很有才干，跟王安石的关系非常密切，深受王安石的器重。
吕惠卿上台当权后，他的权欲急剧膨涨。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实现独舫廷的野心，他不管是变法派还是守旧派，不忠于自己的一律排挤打击，提拔自己的党羽，在朝廷中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吕氏小集团。他对罢相后的王安石想尽办法打击陷害，史书称：“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
邓绾，变法中最典型的投机分子，此人是个官迷，但一直官运不佳。王安石变法后，他一连给宋神宗写了几十份奏书，赞扬新法。王安石把他当作“知音”召进京来参与筹措变法，许多同朝的官员都讽刺他，他却说了一句著名厚黑学的话：“笑骂由你，好官我自为之”。
由于他对上吹拍有术，两年后，便当上朝廷三品大员御史中丞。随着官位的升迁，其政治投机分子的面目越来越暴露无疑。当王安石任宰相主持变法时，他对王投其所好，拼命吹拍，以求保住官位。而吕惠卿上位掌权后，他马上转而奉承吕，诬陷王安石。在所谓“李士宁案”中和吕一起加害于王安石，等王安石再次掌握朝廷大权，邓绾又揭发吕惠卿，试图洗白自己。
变法新党中存在大量这样的小人、妄人，其结果可想而知。
围绕王安石、司马光的新旧党之争前后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
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王安石曾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党争最初因为政见不同而起，后来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
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史称“元祐更化”。元祐九年（1094年），宣仁太后病逝，宋哲宗亲政，章惇进京出任尚书左仆门下侍郎，恢复宋神宗的新法，史称“绍圣绍述”，意为继承先王之。章惇当政期间，对元祐诸臣大肆报复，以“抵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剥夺了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又企图追废宣仁太后，为哲宗所止。到了徽宗时期，则将章惇以罪贬逐于外，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试图化解新党争，但党争已是无可化解。
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初期的政治规则，使得北宋“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和谐君臣格局演化为党争政治。党同伐异在此后的北宋历史上屡屡上演，直至靖康之耻，北宋灭亡。读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罗大经为何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一场初衷富国民强的改革，又由一个私德极佳的能臣主导，最终走到失控的地步，令人唏嘘。1915年9月6日，就读于湖南一师的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说: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
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