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区块链技术与物联网的飞速发展，我们可能进入“技术治下的和平”，届时我们是得到自由，还是被戴上枷锁？
明星IBM造的Watson计算机成名于2011年的智力答题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当年它击败了两位最成功的人类选手，在人机对决中取得胜利。沃森从最初使用英语接受“训练”，发展到现在用德语、韩语、西班牙语、日语、阿拉伯语等9种语言接受“训练”。
预计2017年，沃森将间接服务10亿消费者。
据IDC预测，到2018年，75％的消费者将定期使用基于认知计算的服务。到2020年，在认知解决方案方面的支出将超过400亿美元。
被一些人尊称为西方世界第一位自由至上主义哲学家的16世纪法国作家艾蒂安•德•拉博埃西(Etienne de La Boétie)的作品今天仍然值得一读。在他的《论自愿为奴》(Discourse on Voluntary Servitude)中，拉博埃西指出，大众往往自己甘愿为奴，而不是被主人压迫。
对古代人来说，面包、马戏和“其他类似的鸦片”就是“被奴役的诱饵，自由的代价，暴政的工具”，他写道。“通过这些手法和诱惑，古代独裁者成功地给他们的臣民套上枷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被他们奴役，民众被那些从他们眼前一闪而过的消遣娱乐和空虚乐趣所麻痹，天真、但并不光荣地学会了顺从，像小孩子通过看色彩明快的图画书学习阅读一样。”
几年前，在瑞士的一次公开辩论中，一位听众质疑说，我们是不是被大量推文、点赞和刷屏刺激下分泌的多巴胺所迷惑，而自愿被数字霸主奴役？
如果现在就开始担心我们会成为技术奴隶，那么，在互联网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会发生什么？届时，将有数十亿的设备联网。我们的手表、衣服、汽车和数字助理可能会满足我们的每一项需求，提供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它们也会监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肌肉的一次小抽搐也不放过，让我们赤裸裸地暴露在正在兴起的算法治理(algocracy)面前。
物联网会给我们带来自由，还是给我们戴上枷锁？
这个问题是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教授菲利普•霍华德(Philip Howard)撰写的《技术治下的和平》(Pax Technica)一书的副标题，同时也是最近在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艺术、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in the Arts,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举行的一次会议的主题。
霍华德认为，物联网正在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政治工具，挑战、并在某些方面取代过去500年来最成功的政治组织形式——民族国家——的权威。
“到2020年，将有大约300亿台设备与互联网连接，统治全球80亿人的政治权力将掌握在控制这些设备的人手中，”他写道。
他认为，大多数帝国的强盛都是由信息基础设施领域的技术优势所支撑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是建立在道路和水道之上，而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依靠的是防御工事网和海上霸权。
但是，即将到来的“技术治下的和平”可能在某些重要方面有所不同。最引人瞩目的是，占主导地位的信息基础设施可能主要由诸如Facebook这样的私人实体、而不是由像法国这样的公共实体所有。这可能导致政府和正在改写政治规则的商业力量之间达成一系列便利的安排。
用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朗西曼(David Runciman)的话来说，这个“技术治下的和平”可能会使我们向一个“物有、物治、物享”的政府发展。
霍华德提出，由于商业压力和监管框架的不同，美国、中国和欧洲可能会形成三种不同的政体。全球其他国家将在这场技术大博弈中成为规则接受者，而不是规则制定者。
关于“假新闻”和美国大选受到操纵的辩论，已经让我们提前见识了“技术治下的和平”控制公民社会的能力。想象一下，若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从物联网上抓取数据，并在选举前48小时向选民有针对性地投放个性化广告。数据沙皇和公民社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将急剧扩大，形成一条巨大的鸿沟。
这一切听起来可能有点怪异，像是一个反乌托邦社会。但事实上，一些人相信，如果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来防止最糟糕的情况出现，结果可能会好得多，霍华德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对于物联网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全景监狱”(panopticon)的说法，参加剑桥大学会议的一些计算机科学家并不认同。更可能的是，它会发展成许多零散的“物连网”(networks of things)。
目前，技术熔岩已经被充分熔化，可以引导其流向我们所希望的方向。但这还需要我们所有人对信息政策、工程协议和电信标准的细节给予高度的关注。
最终，在塑造我们未来的过程中，这些监管细节可能远比英国脱欧或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引起的骚动要重要得多。
“决心不再为奴，你马上就能获得自由，”拉博埃西总结道。对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这也是很好的建议。
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有一个人工智能程序试图破解德国人在二战期间使用的复杂的英格玛(Enigma)密码。
它用了12分50秒就破解了那套密码。
在机器阅读了来自《格林童话》(Grimm’s Fairy Tales)的一些德文培训数据后，人工智能程序分析了由四个转子的英格玛机器生成的数十亿个排列组合，在海量字母组合中寻找德文语句。
曾经让布莱切利公园(Bletchley Park)一些英国最优秀数学家冥思苦想好几个月的挑战，如今在几分钟内就被现代人工智能程序解决了，而且成本只有10英镑。由数据分析公司Enigma Pattern开发的这个程序，由2000个虚拟服务器提供支持，每秒能够筛查惊人的4100万个排列组合。
科学作家、《密码故事》(The Code Book)一书的作者西蒙•辛格(Simon Singh)表示，英格玛密码在当时被认为是近乎不可能破译的。他在上述演示活动中表示：“那是一套极难破译的密码。它曾经长期被认为是一个不可能的挑战。”
此次演示是一个聪明的宣传噱头，展示了人工智能与强大计算能力相结合之后快速增长的能力。但是，它也进一步证明了布莱切利公园的密码破译天才阿兰•图灵(Alan Turing)的早期直觉，即计算机可以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展现出强大胜任能力。
人工智能程序没有意识到它正在试图破解德国的密码机，甚至不知道那些德文单词的含义。相反，它将模式识别技术与蛮力计算相结合，产生一个基于概率的解决方案。机器智能即使在没有完全理解问题的情况下，也能提供正确的答案。
这种现象正蔓延至日益广泛的人类活动范围，从玩游戏（比如象棋和围棋）到阅读法律文件、解读放射扫描结果以及驾驶汽车。计算机不理解它们正在执行的任务，即便它们比人类更高效率地执行了任务。
计算机智能的胜任能力范围不断扩大，引发了许多棘手问题，症结在于当机器几乎能做所有事情时会发生什么？这个难题已经催生了一大堆论述在人工智能时代身为人类将意味着什么的图书。
但是，英格玛故事的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方面突显出，人类与机器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异——即使这段插曲折射出的人性并不特别光彩。
据辛格透露，战争结束后，英国当局没有公开他们已经破译了英格玛密码这个事实，反而维持它不可破译的假象。这种欺骗让他们能够把一些缴获的英格玛机器卖给友好国家的政府，让英国人能够截获他们最敏感的通信内容。
很难想象计算机会设计这样一个狡猾的策略。说谎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涉及到对意图的掩饰、对情境和人类心理的理解，以及让真假两种现实并存。英国人的背信显然是一种高度稀少的智力。
正如俄国诗人约瑟夫•布罗德斯基(Joseph Brodsky)所写的那样，真正的意识历史始于我们的第一个谎言。计算机是否有朝一日会有意识地欺骗人类，仍然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万一它这么做了，我们这些愚笨的人类可能陷入极大的麻烦。
在2015年的电影《机械姬》(Ex Machina)中，一个类人机器人接受了图灵测试（Turing test，图灵设计的旨在判断机器能否思考的试验——译者注），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马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在其著作《生命3.0：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Life 3.0: Being Huma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书中，强调了哲学家对拉丁语中的“睿智”（智能思考能力）和“感知”（感受主观体验的能力）这两个概念所做的区分。
这位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物理学教授认为，在本世纪的某个时候，电子智能可能会超越人类智慧，挑战我们自称为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智人”(Homo sapiens)的主张。
但获得电子意识（这让它们能够理解意思）将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事件——如果真能实现的话。他提出，如果人类想要延长自己的例外主义，那么也许是时候把我们重新标榜为“意识人”(Homo sentiens)了。
计算机将会发现破解意识密码要困难得多。
当然，人工智能带来扰乱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扰乱往往引发深切恐惧。当前这股由技术进步推动的变革潮流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不过，就像之前的世代那样，我们必须学会超越这种扰乱，在新的时代蓬勃发展。就人类从新技术挖掘最佳效益的能力而言，改变我们的教育观念至关重要。
我们距离马文•闵斯基(Marvin Minsky)上世纪80年代写的“心智社会”(society of mind)还很遥远——那个社会有许多复杂的智能工具，它们不但具备推理和学习功能，还能以不同方式来表达和论述知识，这些工具可以结合起来，构成能够进行复杂、自主行为的系统。
不过许多商业领袖已视人工智能为未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印孚瑟斯公司(Infosys)最近对1600家全球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71%的受访企业领导认为，人工智能在商业和社会中的应用是不可避免的；逾四分之三受访对象认为人工智能的采用将带来积极的、全局性的经济变化；四分之一的企业已经全面部署了至少一项人工智能技术。
但我相信，人类只是忍受人工智能带来的扰乱还不够好。相反，我们可以积极地塑造我们共同的未来，以有意义、有目的的方式改变我们的世界。科技可以成为一种伟大的推动力，让人们变得强大，赋予他们力量，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并为弱势群体创造机会。
举例来说，20世纪初时有38%的美国人在农场工作，随后机械化提高了产量，同时减少了雇员人数。现在农场雇佣工人占美国劳动力不足1%，但整体就业岗位已大幅增加。农场工作被电信、医疗、制造业、金融服务等新行业工作取代。现在有些行业是1900年代的农民无法想象的。
同样，人工智能也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从事的职业，以及我们参与的活动——无论是工作还是业余生活都是如此。人工智能将为人类提供机会，创造新的体验和职业，这些体验和职业在今天还难以想象，但有望创造数万亿美元的新价值。虽然智能系统最终可能在执行明确定义的认知任务（如解决问题）方面超越人类，但是“发现”机会（比如认识到一个可以用技术解决的问题）需要人类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思维和感官局限。正如我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全球未来理事会(Global Future Council on AI and Robotics)的联名主席、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米西•卡明斯(Missy Cummings)教授所说，我们仍处于摸索如何能让智能系统与人类无缝合作的早期阶段。
这将促进人类与智能系统实现工作共享，以及意义和视角上的共享。这不是人类或机器的问题，而是人类与机器的问题。这种合作对于建立意义共享至关重要，就像世世代代的人类之间开展的合作。
只有人类和机器基于共同的目标进行合作，才能实现突破。当我们达到这样的共生境界，人类将释放巨大潜能。
扰乱与超越的故事已上演了数千年。但变革的步伐在加快，因此需要更快的适应速度。
是时候重新思考教育，将其视为一个终身过程。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奖励死记硬背，而应该奖励好奇心和实验，它们是发现和理解未知事物的基石。教学大纲应当现代化，鼓励以创造性思维发现和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强制性的计算机科学课程实现数字扫盲。组织还需要为雇员提供终生学习的资源，以促进技能发展。的确，企业应该被要求将年度收入的一定百分比用于员工的再培训。
从古至今，人类能够适应，部分原因就是我们紧跟技术演变的步伐，调整发展了我们的教育系统：我们升级了理解我们的工具的能力。与阅读和写作一样，数字素养也成了一项根本需要，每个孩子都应该学习计算机科学。
上帝创造人类并赋予人类智慧与情感，上帝还赋予了人类无法理解的灵魂。
人类毕竟不是上帝，人类可以将自己所能明白的懂东西赋予机器，比如一定的逻辑运算能力，但是人类无法将灵魂赋予机器，那是上帝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