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第一个孩子是女儿，生下来圆圆滚滚的，我们就叫她“球儿”。
球儿生在年底，没多久就过年了。
屋外鞭炮声震天响，而她却安睡如一，从来没被惊醒，妻一度怀疑：她是不是聋了。
这样担忧了好几个月。
后来，我们在她前面摇铃击鼓，她终于也会眨眼睛了；
在她后面叫她球儿，她也会回头找你，然后咧着嘴笑。
我们才知道她不是聋子，才放下了心。
但也终于知道，她总比我们预期的慢一些。
这个“慢”包括了解和学习。
譬如孩子在某一个年龄就知道察言观色了，而球儿却比别人自得迟钝。
我们有时对她使眼色，比她小两岁多的妹妹都了解了，她却浑然不觉。
至于学习，更是错误百出。
在她会讲话之后，我们就试着教她背些诗，也跟她讲故事，以加强记忆。
孩子所能了解的，多数是具体的事情，譬如眼睛能够看到的东西，嘴巴能够吃到的食物，鼻子能够嗅到的气味，耳朵能够听到的声音等。
中国诗里面，最具象的要算陶渊明的了。虽然陶诗也有微言大义、极具寄托的地方，但与其它诗人比较，他的用字浅显得多。
我们教球儿背诗，大多以陶诗为主，其中间或夹杂些《唐诗三百诗》里的短句，还有故事性比较强的《木兰辞》等古诗。
背了几首之后，球儿就犯晕了。她经常弄混不同诗里的句子。
在球儿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时，等背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句，突然出人意料地接起了：“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
她把《木兰辞》硬拗过来了😂。
这样的错误经常发生。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她对这些诗是完全无法了解的。
这一堆押韵而无意义的话，对她而言，只是一种声音的连缀罢了。
但当时我们做父母的还年轻，并没有细细思考其中的原因。可想而知，我们对球儿的表现是相当失望的。
她的记忆与妹妹相比，明显逊色。
有一次，她在结结巴巴的背李白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壸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当她背到“对影成三人”这句时，因为突然思维卡壳，就反复在这句上面徘徊不去了。
“后面呢？”我问她，她怎么想也想不出来。
倒是在另一房间的妹妹，刚才明明还在哭，突然用她不清楚的稚嫩口齿接下去说：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球儿和我都因此而笑了起来。
后来，球儿逐渐长大了，终于上小学了。就在我们住家附近。
球儿的级任老师姓“谢”，是个中年的女性教师。
谢老师很喜欢这个长得白净又胖胖的乖小孩，常叫球儿做事。有一天，她点球儿的名，叫她到保健室去拿班级的健康名册。
没想到，球儿因此在学校迷了路😓。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谢老师才找到她。
那时，球儿还在每个房间门口张望呢。
球儿告诉我，她听到老师要她到“宝剑室”拿名册。她想，宝剑室就应该是挂满了很多宝剑的。想不到，没有一间房间挂着宝剑。
如果骤下判断，球儿确实是反应迟钝，应属于“不怎么聪明”这一类的孩子了。
但细细想来，一个初入小学的孩子，怎么知道学校不该有个“宝剑室”而只有“保健室”呢？
球儿不过是为一个陌生的词汇，做了她认为合理的解释罢了。
想到这点，我们便觉球儿的“迷糊”无所谓了。
后来，我们搬了家。于是，正在读三年级的球儿不得不面临转学。
转学之前，我和妻原打算，让球儿和妹妹转入一家名校就读的。
但后得知：要转入这所名校，还须费一番功夫手脚。
加之想起，球儿的反应常常比别人“奇怪”，成绩在一般学校当属平庸，若转到这个名校，则非垫底不可。
因此决定，让她念在附近的一所普通小学。
这所小学由于风评不是很好，学生人数比较少。名校每班平均60人，而这所普通小学，每班则只有30余人。
一班仅30余人，当然比较富于“人性”。于是，我们就让她读这所具有人性的小学了。
球儿在这所学校中，成绩大致维持在中等水准。没有哪一科是特别好的，也没有哪一科是太过差的。
在一个风评不是很好的小学，成绩尚且如此，进入初中后，恐怕就不可乐观了。
我们只有以“球儿开窍比人晚”来安慰自己。
我告诉妻，我小时候成绩一塌糊涂。有一学期，我几乎每天被一位女老师修理。家里对那位老师表示理解，也不责怪，因为我在学校的表现实在太差了。
读初中时，还曾经留级。人家三年毕业，我硬是读了四年。可以说，我少年时的表现，确实不光彩极了。
球儿和我比起来，真的强上太多了。
我后来在读书方面的总成绩还算可以，所以，球儿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她可能跟她那可怜又可恶的老爸一样，要到很久很久之后才能领悟到：该怎么念书的。
我们只有尽量往好一点方面去想。
球儿五年级时，我们送她去了一所儿童音乐班。
在那里，球儿表现得很好，因此，老师向我们给出了“可以让孩子学钢琴”的建议。
由于我本人喜爱音乐，既然女儿被称赞，就二话不说替她寻访名师了。
最终，找到一位在光仁中学音乐班任教的杨老师。
学琴一段时间之后，她们师生相处甚契。球儿被杨老师称赞道：
“球儿年纪这么小，可弹起琴来却有大将之风。”
我对钢琴虽是外行，但听过的唱片不少。球儿弹琴会犯错，记谱能力也不顶好，不过，一首音乐如果记熟又弹熟之后，确实有一些和别的孩子不同的地方：
她弹得更柔顺。而且起伏强弱，不经老师特别指点，就有体悟。这可能就是杨老师说的“大将之风”吧。
从此，球儿就在杨老师那儿练琴，一直到她考进光仁中学音乐班。
在她进入大学之前，经过初中、高中六年 ，球儿一直跟着杨老师。
想来，杨老师应该是她在成长过程中影响她最深、最久的老师了。
说起球儿进入光仁中学音乐班，其实，也是一次偶然。
在球儿即将小学毕业时，我们着实为她的升学问题伤了脑筋。
虽然可以不经考试就升入附近的初中就读，可都会区的初中，老实说，良莠不齐。有的管理得好，有些管理得差。
管理好的学校，通常升学率也较好；管理差的学校，在升学率上也往往乏善可陈。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考虑。
球儿虽然念书不算最差，但绝对不算成绩好。她大多数时间是不晓得自动读书的，也不晓得以什么方式用功。
这时，杨老师就建议我们带球儿去考考光仁音乐班。
光仁音乐班并不好考。能够考进的学生，大约是十分之一的机会。因为是初中部，所以除了钢琴，不考其它。
结果球儿居然顺利考中了！
这是球儿一生中首次的“胜利”，我们很为她高兴。
但随即，我们便跌入一个困惑之中：究竟该不该让她进音乐班呢？
妻和我都喜爱艺术和音乐，我们的孩子之中，有人选择做音乐家，照理说，我们不会阻止。
可是，一旦选择读音乐班，就必须勇往直前，不太容许再走其它路子了。
因为音乐班里，光是主修的钢琴，每天就要练两三个小时，还不加上副修。
孩子如专心练琴，就不能好好注意一般功课。一般功课不好，她就少有机会选择别的升学通道了。
假如球儿在读了两年音乐班之后，突然不想练琴了，这时，她的一般功课已落人一大截，该如何备考高中呢？
我们的顾虑是有道理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人生虽然漫长，所能选择走的道路其实有限。机会再多，也只能选择一个。
当确定路径之后，其它道路就显得无甚意义了。
我们还是跟球儿讨论，想听听她的意见。
她相当强烈的表达了她想进音乐班的愿望。我们思量，球儿在小学的时候，很少获得成绩上的奖励。现在有学校肯定了她的价值，让她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她自然会选择光仁了。
我们决定让她读音乐班，可能也是在疼惜她的心情之下。
球儿终于在新制服、新书包、新发式下，进入了那个欢迎她的音乐班。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们的球儿，穿了一身新，脸上飞扬着喜悦，挥着她白白的小手，隔着车窗向我们挥手。
她带着兴奋和憧憬，搭车到光仁参加新生训练，从此展开她的一个全新的人生。
这种欣喜并没有维持多久。
光仁是所办学相当优异的学校。音乐班的师资好、程度高，相对的，他们对学生的成绩也要求得颇严。
球儿在入学后的第一次月考，就连获几科红字。我们期望，这只是她适应不良的缘故，也许在下次月考就会改善了。
然而接连下来的几次月考，她的成绩都不好，每次总有几科不及格。和同班其它同学比较，确实令人汗颜。
到了初二之后，情况更为严重。球儿的成绩单上，红的竟然比蓝的多了。
她不仅英文和数理化会不及格，历史政治有时也会不及格。妻为此可以说是忧心如焚。
我们请了家教，主要教她数学，她还是跟不上。后来，干脆放弃数学，教她读其它比较容易拿分的科目，譬如历史、地理等。
只要红字在范围之内，不再朝外面过分泛滥，我们就满足了。
这样，有时有效果，有时没有效果。
因为我本人在读初中时曾留过级，也许出于自卫的心理，我对球儿的成绩表现，起初还是相当“豁达”的：
当初我认为，球儿可能跟我一样，属于大器晚成类。
不过，后来的发展，连我都不太能“豁达”下去。
球儿直到高中，都读的是光仁音乐班。老实说，仅仅是因为她的成绩完全无法应付校外的考试。就是私立高职，都不见得考得上。
因此，就读音乐班，直至后来成为音乐家，于别人而言，可能是众多选择中的一项美丽的选择。于我们球儿而言，是“只有这条路好走”，是“这个命运选择了她”。
除此之外，她无路可走，无处可逃。
我们球儿虽然憨厚（这是“反应迟钝”的另一个解释😖...），但绝不是没有感觉的人。
她也有爱恨，也有同情和忌妒等心理活动，而且有时因成绩不好被迫自居于孤独的地位，心情起伏会比其他孩子更大。
对父母来说，孩子的这些遭遇，是极大的痛楚。可在孩子面前，却又要强颜欢笑，不作任何表现。
举例而言，球儿因为成绩不好，在交友上一直没有“高攀”的机会。
班上成绩好的同学间，虽然彼此竞争，但在对成绩坏的弱势学生，却严守一道不可踰越的防线。
即：“好”学生从来不和“坏”学生来往。
球儿每当生日到来前，都会兴奋地跟我们商量，要办一个生日会。 然后邀请同班同学参加。
在球儿初中时，还会有一两个同学来，到她进入高中后，竟然没有一个人了。
在布置好的房间里，在放满鲜花、糖果和蛋糕的桌前，球儿不时看着表，不时自言自语：“真奇怪，昨天明明答应我的呀！”
焦急地等待的过程中，她找寻让自己安心的理由：“也许因为车挤，会迟到的。”
结果，对方原本就不打算来的。电话那头，球儿边哭边说：“可你明明答应了我呀！”
这样的情况看在我们为人父母的眼里，真是别有滋味。我们不能骗她，也不能把实际的状况告诉她，使她受伤更深。
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呢？
古训道“无友不如己者”。球儿同学事实上在做着某些呼应旧人的诫论，又切合西方进化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理论的行径罢了。
球儿在高中时，每到学期末，都濒临留级的边缘。
说边缘，其实是客气了。
按学校的章程，她“确实”该留级。但在特别为她们音乐班所设计的辅导与补考中，她又侥幸的过了关。
幸亏她不是那么脆弱的孩子，否则那个气氛，足以使她变成疯子。
有一天，球儿兴高采烈回家告诉我们，说教官夸奖她旗升得很好。
学校规定，升旗手必须是班上的精英分子。球儿为什么能够担任升旗手呢？
原因是：那天早上下了场雨，正式的晨会取消了。后来天放晴，教官找不到她班上的旗手，只好叫球儿和另一个同学把国旗升上去。
球儿满怀信心和期待，以为从此之后的一个礼拜，都会由她升旗。
晚上她在家里，还反复练习着升旗的礼仪：叫妹妹唱着国旗歌，她有模有样的将想象的国旗挂在卧室的窗帘绳上，然后一点一点的升上去……
第二天天气放晴，原来的旗手走上升旗台，当然没有我们球儿的事。
成绩上和交友上的屈辱，使球儿在求学过程中受尽折磨。唯独音乐，给了她一些安慰和鼓励。
起初，球儿练琴并不勤快。后来困于学业，为了补习功课，也为了能使自己分神，就在钢琴上多费了些时日和心思。
后来，她在钢琴上面，确实表现不凡。
不仅如此，她副修的大提琴，也颇为优异。
有一次，她演奏巴哈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中的一段，竟然有几分皮耶‧傅尼叶的味道。
球儿在教育中受到的伤害够多了，只有音乐来愈合她的伤口。
高三毕业，球儿面临一个极大的关口。
她在音乐班读了六年，如果不能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则她所学根本是浪费的。
因为，就算她钢琴弹得再好，总没有人请一个只有高中毕业的老师教授钢琴吧？而成为职业演奏家，在台湾，断无可能。
我们必须明白球儿一般功课的真实水准。以她每年都得准备留级的情况，要和一般人竞争挤大学的窄门，那肯定比登天还困难。
到底该怎么办？
其实，我们完全无法去细思“怎么办”，只有调整心态去面对现实。这是我和妻讨论的结果。
球儿高中毕业了，她进不了大学，是她命中注定的。
高中毕业进不了大学的其实不在少数。那么，进不了大学的，难道都被宣判死刑了吗？
社会是多元的，任何事都可以做。
不见得每条都是好的出路，但都不失为一条道路。既然是人，就只有一步步的走下去。
球儿高中毕业，到电子公司去做个装配员也不见得不可以，到百货公司就做个售货小姐也未尝不可以。
至于“学了八年的钢琴是不是白费了”的问题，其实学习，并没有什么白费不白费。
如果从功用的角度看来，中学所学的数学、理化，乃至英文、史地，这些在社会能用到的地方少之又少，无一不是白费。但生命长久，那些无用的东西，在某一天还是会真正发生用处的。
球儿所学的钢琴，亦可如是观。
这时刻，安慰我们夫妻的是陆象山的那句话。
陆象山曾说：某虽不识一字，亦不妨我堂堂正正做人。
我们球儿比陆象山所说的好多了。至少她是认得字的。
想不到，路走下去，竟然有峰回路转的机会。
球儿毕业前夕，教育部新公布了音乐、美术科系的“甄试入学”办法。即：为一些在音乐及美术学科上有天赋的学生举行的特殊管道的升学考试。
球儿也参加了考试。
考试结果我们不大敢问她，原因是她从小学毕业后，参加的任何考试几乎都是令人伤感的经历。
为了避免她不快或辞穷，我们都养成了尽量不问她的习惯。
隔了约莫一个多礼拜，竟然传出了令人兴奋的消息！报纸上公布了甄试的结果，我们球儿被录取了！
她被分发到最后一个志愿 ── 私立“实践家专”的音乐科。
我们全家都高兴极了！当年，实践的音乐科全部只录取了一名，而师大、东海、东吴等大学的音乐系，也只收录了三、四名。其中，钢琴组占的名额更少，球儿的很多同学都没有考上。
所以，她考上甄试，确实是我们家庭近数年来最大的喜讯。
妻在工作的学校，平常默默教学，球儿的喜讯令她买了许多苹果，办公室同仁每人一个，可见她的心情。
一位她的同事打电话给我，说“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高兴呢！”
我当时心里所想的是杜甫的诗句：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她此时的喜乐，足以见到她平时的压抑与苦闷了。
但是，其中又有波折。
在报上刊出消息后的第三天上午，我竟然接到了一通自称是办理甄试考试人员的电话。
他在问清楚我是球儿的家长之后，万分抱歉的告诉我：
“实在对不起，周先生，是我们的业务失误，我们向您致最大的歉意，请您千万要原谅我们 ──”
接下去的，我不愿意听了。原来，球儿被录取，是一项作业的错误......
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早上离开我时还喜滋滋的妻。还有昨晚用电话和朋友聊了一个整晚的球儿。
“周先生，您还在听吗？”
我说：“是的。”
“是这样的，令媛被分发到实践家专，是我们的作业错误，我们向您道歉。
周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还是实话实讲好了：令媛的成绩应该被分发到东海大学音乐系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改分发了，她不久就会收到东海的入学通知。
我们向您致歉并请您原谅的原因是，我们这次更正不在报上刊登，也不再向媒体发布消息，希望您了解我们的苦衷……”
袁中郎形容官场的变化，说“一日之际，百暖百寒，乍阴乍阳”，这用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故意隐忍着这个更令人高兴的消息，不打电话给妻，打算晚上回去再告诉她。
但这种忍耐，确实极为困难，大约中午时分，我就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向她说了。
球儿读了东海之后，神情面貌，和她在中学时化有极大的转变。
东海音乐系的功课要求，在台湾一般大学音乐系中，是属于比较严格的。但都跟音乐有关，所以球儿应付起来，就比较愉快。因此，她的成绩就好了。
加之她的个性合群而快乐，又喜欢帮助人，所以学长学姐以至班上的同学们都对她很好。她突然结交了许多朋友，高兴极了！
她在大学的学习与生活中，重拾了她丧失已久的信心。
说“重拾了信心”，不如说她“重建了以往没有的信心”。
有了信心的孩子，自有一种光彩，这种光彩，是任何化妆品都加不上去的。
球儿后来从东海毕业，她把录音带寄到美国申请学校。
尽管她的托福考得不够好，但有好几所大学都来信说愿意让她入学读研究生。
最后，她选择了位在美国首府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大学。在马里兰，她读了两年，并且以相当好的成绩毕业。
她的毕业演奏会，我和妻从台北赶去参加。
我们球儿还是跟在台湾一样的，偶尔在言谈中显示机智，但大多数时候，她是宁静的。
她的母亲知道，她还是跟小时候一样的容易紧张：球儿坐在钢琴前练习时，要不时用手帕擦手，一条手帕，不久就很湿了，妻就替她换上一条新的，然后小心的帮她把脖子上的汗擦去。
球儿坐在练习室里，心中有些急躁。这跟她刚换上的演奏服装有关，当然大的关联在于，她觉得在外国人面前不能丢脸。而父母的来临，更给她非常之重的压力。
最后，演奏会相当成功，她的指导教授连连称赞“Perfect”。
可球儿自己并不满意，她觉得她在几处演奏中犯了错，有些地方又含糊了些，但她的老师说，那些错即使大师也会犯的。
一位音乐系的老教授，系里学生都叫他“祖父”，用手紧紧抱起了球儿，连声叫了两次球儿的名字，他说：
“Why do you hide yourself？”
是啊，Why do you hide yourself？
为什么你把自己藏了起来呢？
球儿进了大学之后，确实比以前开朗许多，但整体而言，她还是太静默了。
她学习的是钢琴演奏，她应该爱好表现的。虽然在非要表现的时候，她还是表现得很好，然而绝大部分的时间，她是害羞而静默的。
这个静默，不见得要解释为“退缩”或“逃避”。
也许，一时的静默包含了后来更大奔腾的可能。
不过，我知道真相是什么。
整整历时了六年或者更久，我们的球儿一直是在学习的困顿和屈辱中度过的，这使得她在重建自信时面临极大的困难。
六年中学生涯，是她一生成长的最重要时段。可这时的教育，却使她受到重创，使她抬不起头来。
于是，她习惯把自己放在层层帘幕的后面，以避免伤得更重。
虽然她后来被人肯定了，但在她的心灵深处，仍然有一股阴影。这是她胆小、害羞、静默乃至躲藏起来的理由。
我常常想，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
教育应给受教育者知识，这些知识应该是教导孩子发现自我、肯定自我，教育应该想办法造就一个人，而不是摧毁一个人。
至少，使他自得、使他快乐，而不是使他迷失、使他悲伤。
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朝这方面进行呢？
答案是，正反都有。
我们的教育，让“正常的”、成绩好的学生得到鼓舞，使他们自信饱满，却使一些被视为“不正常的”、成绩差的学生受到屈辱，让他们的自信荡然。
凭良心讲，那些被轻视的“不正常的”、成绩差的孩子比一般孩子是更需要教导，更需要关心的，然而我们的教育，却往往把这群更需要教育的孩子狠心的拋弃、不加任何眷顾。
没有一个孩子是可以被放弃的，这一点家长和孩子都要记得。
在教育的历程中，没有一个受教育的人是该被放弃的。
父母放弃子女是错的，教师放弃学生是错的，而孩子本人，更没有理由放弃自己。
因为“自暴自弃”，就不只是教育没希望，而是人类没有希望了。
我知道球儿好不容易建立的信心，其实还是脆弱的。
她还是会随时随地、有意无意的躲藏起来。
直到她有一天告诉，远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大学愿意提供她奖学金，让她修习博士学位。
我问她那所学校如何，她说：
“那所学校的音乐系，在全美音乐系的排行上是Top 10呢！”
“那你还会不会像那位祖父教授讲你hide yourself呢？”我在电话这端问她。
“开玩笑，要躲也躲不起来了。”她在电话那端笑着说：“我如果躲起来，他们怎么知道我弹得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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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志文，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捷克查理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等，以及《中国时报》、《中时晚报》主笔。
本文首发于向借文化，向前人借智慧。这里有您在教育、成长、生活中需要的智慧。文章已获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