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7日上映，三天后有效排片基本终止。这就是体育电影《9号传奇》的成绩单（后简称《9号》）。在豆瓣上，《9号》只有7篇长影评——这是一部骂声都听不见的片子。它诞生的过程是如此曲折。用导演朱敏江的话说这是一部“没背景、没资源、没流量、没人脉”的片子，甚至在2018年开始筹备的时候，棒球题材在国内都少有人涉足。它赶上了糟糕的大环境，在它上映的2024年，中国暑期档总票房比2023年同期下跌43.5%。可以说《9号》本不该存在，但因为两个“犟种”为它搭上了所有，最终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即使把它定义成一次失败，这也是一次壮丽的失败。如果因为票房看不到他们6年的努力，就像因为老人只拖回来马林鱼的骨头，而嘲笑他一无所获。《9号》上映后，制片人刘树和导演朱敏江，向懒熊体育讲述了这6年的挣扎。我们发现这个故事照见了体育电影的困境，也映出了普通人的2024年，忙碌着，挣扎着，也只勉强和外力打了个平手，但又不能不全力投入生活。
《9号》讲述的故事是，前国家棒球队9号于坤，受伤告别赛场，失意的他开始执教一支由牧羊少年组成的“野山羊棒球队”。于坤让“野山羊”变成了强队，于坤和队长多杰也逐渐达成了默契，而通过多杰，于坤也认清了自己。这部电影是有原型的。多年前，在青海读书的韩国人田昌吉发现了当地孩子的棒球天赋。2006年，他开始在当地学校中组建球队。当2017年刘树在青海听说这个故事时，棒球在海南州的学校里已经成了风气，一批孩子借此改变了命运，多杰的原型华旦班玛就因为棒球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制片专业毕业的刘树认为这个故事是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从青海回来后，对它念念不忘。2018年5月，《9号》启动。它是刘树的第一部片子。刘树性格很犟。从这一刻开始，她就没有想过放弃。“我向来做任何事，是必须画句号的。”对导演朱敏江来说，电影艺术带给他的磨难，在《9号》之前就开始了。2019年，距离朱敏江的第一部电影《查无此人》上映，已经过去7年，他还在苦等第二部电影。但和制片人一样，朱敏江也很犟，电影，他还要拍。那一年刘树和朱敏江在一个局上认识。当时双方并没有对这部电影做太多交流。但半年后，刘树找到朱敏江，给他看了《9号》的剧本。朱敏江认为剧本不行，给出了意见。此后一段时间，朱敏江时不时会接到刘树看剧本的邀请，大多数时候，他都会赴约，但“不是伟大，是因为暂时没有别的东西拍”。在此之前刘树已经把剧本发给了一些电影人，但对方要么没回复，要么只是敷衍几行字，朱敏江是为数不多认真给出了审读意见的人。这一点打动了刘树，虽然当时她并没有确定朱敏江的名分。2020年，这位导演过得还不如上一年。一部已经开始勘景的电影不拍了，更糟的是，癌症晚期的母亲情况越来越不乐观。这一年的农历新年，朱敏江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要马上从无锡赶到上海一家医院。赶上疫情高速封堵，路痴的朱敏江带着母亲在乡下的路上和围栏之间乱窜，“简直困兽一样”，从上午开到了凌晨1点。几天后，朱敏江的母亲又在民宿突然呕吐，失去意识。为了抢救母亲，那一天朱敏江几近崩溃。但当慌乱到头之后，朱敏江突然觉得整个世界就这么慢下来了，他平静地点了一支烟，甚至打开了台剧《想见你》。几乎同时，朱敏江收到了刘树的消息。当晚，他成了《9号》的导演。朱敏江的第二部电影，在兵荒马乱中找到了他。《9号》成为了这位失意导演当时的精神支撑，虽然后来它又带给了他数倍的煎熬。
开机前夕，剧组大部人马已经抵达共和县，开始剧本围读。一天，人在西宁的刘树突然得知，一笔近六百万的投资到不了。当天晚上，人在西宁的她，怎么也睡不着，心脏要跳出来，“万一我猝死了怎么办？”好在刘树的包里放了日本的金丹救心丸，顾不上查说明书，一下吞了两三粒，才止住症状。至今她也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在包里放上一瓶救心丹。直到最后，《9号》也只拿到了两笔行业外的投资，远远不够。钱也成了勒在这部电影喉咙上的索套，加上管理经验的缺失，造成了连锁反应。在编剧阶段，本着先省着来的想法，《9号》找来的编剧们似乎都不够成熟。他们一个一个被送上高原采风，但磨了一年半之后，始终没有形成过得去的剧本。开机也从8月拖到9月又到了10月。10月草已经黄了，眼看要彻底枯掉。朱敏江见过太多胎死腹中的项目，他知道这次拍不了就再也拍不成了。但他又知道这个行业“只有开不了的机，没有关不了的机”。朱敏江决定搏一下。“不能让它死在我手里。”开机前十天左右，朱敏江才开始接手剧本。白天他要看景，那段时间青海天黑得很晚，每天看景要看到八点多，回到宾馆已经十点。然后，他顶着高反写到两三点，甚至通宵。一大早天就亮了，他又要准备出发看景。但因为太过仓促，朱敏江认为剧本是有遗憾的。▲孩子们在拍摄中，强棒孩子的饭量很大，刘树在剧组的时候，偶尔会给他们买零食当夜宵。
按照惯例，重头戏要等剧组磨合之后拍，但全片的高潮，也几乎是最后的戏——野山羊队在全国锦标赛的关键比赛——在开机第7天就要拍，而且只给了导演2天半时间，但事实上这场戏应该拍一个礼拜。剧本要删。朱敏江只能在现场边拍边改，“划掉、划掉、不拍、不拍”。但另一方面又要把空白的地方织好，对没有拍过棒球的朱敏江来说，这超出了他的能力。另一方面拍摄进度又很慢，棒球运动的动态捕捉需要时间，这部片子偏偏又没有配视效组，很多运动镜头，只能用很笨的方式一点点拍。一个棒擦过球的镜头，剧组拍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成功。“一个很爽的体育电影，消耗的时间是很恐怖的，我们做不到。”在片场，朱敏江看着孩子们又摔又扑，知道这些孩子选对了，这个项目本来是有机会，欣慰的同时又感到愧疚，觉得对不起孩子。在一次技术指导会上，当着两岸三地棒球教练和主演的面，朱敏江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丑陋地哭了”。这一哭换来了半天的拍摄时间。但这场戏也只能呈现跑垒，扑垒或者封杀这些最简单的动作。影片里于坤带着球队在雨中备战的戏本来需要两天，但最后时间不够，很多精细的特写和调度都无法完成。但质疑是逃不掉的，“为什么不拍孩子的眼睛，帽檐滴雨、滴汗的镜头？”一个圈内人看了这场戏后，不客气地问朱敏江：“这是你拍的？”面对质问，朱敏江不说话，只是抽烟，因为“解释没有用”。开拍前，为数不多让主创开心的事，是找到了后来因为《棒！少年》被认识的，强棒天使棒球基地的孩子们。2020年主创去基地选角，选中了一个不错的小队员，准备离开。但突然，马虎不知道从哪里，“一把刀”一样地出现了。两人知道主角“百分之一千、一万是他了”。马虎，既江湖，又纯真。在拍摄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可爱对话。“导演你喜欢什么车，等我火了给你买。”“我要玛莎拉蒂”，“好！给你玛莎拉蒂”。剧组其他人听见也来问马虎要车，马虎又心疼起钱，“不能再要了！” ▲电影海报，正中人物为马虎。
即使纯真如马虎，也被卷入了这场和时间的较量里——他需要迅速进入角色，没有循循善诱的时间。电影里有一场戏是马虎扮演的多杰在大巴车上和于坤认识彼此，真正成为朋友。这是一场情感戏，但到了开拍的时候，马虎哭不出来，几遍不行，几遍不行。摄制团队只有一个小组，这场戏不拍完别的戏也拍不成，马上要到深夜，进度已经等不起了。这个时候，朱敏江远远看见表演老师把马虎领到一边，轻轻推搡他，一边说着什么。然后朱敏江听见了马虎突然对表演老师吼了一声——哭出来了。导演知道这种“凶得像头狼”的状态太过了，但还是抢了一条。拍完后马虎嚎啕大哭，表演老师上去抱他，马虎又踢又打，不许她抱，表演老师也跟着哭了。后来朱敏江知道，那天为了刺激马虎，表演老师说他是“没妈的孩子”——马虎三个月的时候，妈妈就离家出走了。而马虎说的是：“我要杀了你！”。
在电影行业，即使票房上亿的片子，掀开看也是人性。比如一部大制作光是给车加油的钱就有几百万元数量级。因此，偷油成了普遍现象——在剧组加满油的车，有人会在晚上把油放出来卖掉。剧组还是江湖，朱敏江的第一部电影有一场在火葬场的戏。为了要钱，当地村民在拍摄现场闹事，把路灯都砸了，剧组反复报警，但没有用。局面很快演变了成一场村民和灯光组之间的斗殴。朱敏江是在乱飞的拳头中间，把这场戏抢完的。当制片人为了找钱经常不在剧组，制片组底下稚嫩的年轻人，显然不足以驾驭这些水面之下的东西，很快就被“老油条们”架空。剧组也迅速形成了两个派系，争夺资源。“都知道这是个新剧组，他们觉得可以到这里来分一杯羹，生态就是这样的。”朱敏江说。有一段时间，朱敏江发现总有一个不认识的人站在自己旁边。后来，他知道这个陌生人是刘树请的退役保镖，负责保护导演和机器。因为有人放话说要让戏拍不成。有些钱的去处也说不清。杀青结束对账的时候，刘树发现了一笔北京君泰商场的购物单据，金额5万多，买的是都大牌彩妆，但事实上这部男人戏根本用不到彩妆。类似说不清的账单还有很多……雨中训练那场戏后强棒孩子就要杀青了。那天因为天气太冷，戏拍得很苦，一直拍到后半夜。刘树给孩子们办了杀青宴，杀青宴上，马虎因为舍不得当地的小伙伴，边吃边哭，结束前他拥抱了每一个人。不那么温情的是，几乎同时刘树发现，当天拍的素材不见了。拷贝是被执行导演偷偷扣下的，事因是当时执行导演还没有收到自己的第三笔劳务费。而刘树想的是剧组马上要转场到西宁，这笔钱可以晚上到了西宁再打，而且转款的U盾已经跟着她的行李先行被拉到西宁。眼看说不通，她只能想办法把钱付了了事。但事实上双方只是约定当天打款，“中午也叫当天晚上也叫当天，对吧？”那天摄影团队下午4点才出工，后半夜杀青，刘树认为按理来说都是这一天内的事，但摄影指导坚持，过了12点，就要再算一天的钱。为了要挟，在关机的一刻，摄影指导偷走了拷贝，提出钱一定要给，不得商量。最后，还是制片人妥协了。至今刘树仍对这件事愤愤不平，她不理解为什么一个电影学院科班出身的硕士，能做这种事。首映那天，那位摄影指导发消息问她，电影的情况怎么样，“我没空回答你，你不要老发我。”刘树回复。好在，2020年10月17日，在所有人都筋疲力尽的时候，《9号》杀青了。杀青前一刻，刘树看着有4万人坐席的体育场，知道自己和《9号》要走的路还有很长。▲主创在拍摄地。
拍完之后，刘树经常跟别人讲，自己的第一部电影2021年暑期档就要上映了，但事实上这部电影直到四年后才上映。这几年间，她回老家的次数变少了，因为怕被别人问，“电影怎么样了？”，“怎么还在搞这个？”。杀青后进入剪辑阶段。当时剧组只给后期制作留了二十多万的预算，但这完全不足以做完整个后期，零头都不够。刘树第一次看见初剪片子的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了，“我的‘孩子’怎么是这样的？”。她要救一救自己的孩子。几年来，这位制片人像钟表匠一样，一点一点地修缮着这部电影：因此，如果翻看所有后期制作全流程名单，你会发现片子的后期制作团队豪华得不成比例：剪辑指导是华语电影最顶尖的剪辑师陈志伟；声音指导是《孤注一掷》的林思宇；视效总监和调色指导是参与了《狄仁杰》系列的韩国人李庸基……直到去年冬天，她还没法说服自己，“为什么校长和老师要讲普通话？”后来她执意给他们配上了“青海普通话”。一开始电影配乐计划用罐头音乐，几万块就够了，但后来还是做了全片原创配乐，加上了四首歌曲。刘树甚至让声音指导飞到青海，给电影采集了很多环境音，其中包括鸟叫，虫鸣，这些“小小的声音”。一些努力甚至悲怆地可笑：片尾致敬部分，刘树感谢了所有人，其中包括茶水工、木工和油漆工。她还坚持在结尾加上了一段致敬原型的视频，视频素材是她熬了几个通宵，在20多个原型人物十几年来发过的朋友圈和社媒中，一帧一帧找出来的，这支视频改到了上映前最后一刻。每一次修缮都需要钱，但钱始终是不够的，后期只能做做停停。这几年，她每一周都需要用钱。她变卖的东西包括手表、包、手机，几十箱酒。刘树还开玩笑说认识了一批朝阳区搞回收的，“一打电话半小时就上门来取了。”即使这样各家银行的本金和利息还是压得她喘不过气。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部小成本电影，但事实上《9号》远比它看起来要烧钱，光是特效镜头就有543个。这些年，刘树从制片人，一步步把自己熬成了投资人，先是把钱，然后是把自己的生活贴了进去。朱敏江也不好过。这几年来他一次次被重启，投入工作。然后又是停滞。在这个过程中，和制片人一样，他只能用琐屑的努力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导演曾经自己亲自上手调整剪辑。没有剪辑软件，他用手机把电影画面一张一张拍下来，又用美图秀秀在图片上给剪辑师做上文字标注，再把标注好的图片导到电脑里。这个过程朱敏江做了无数遍，这样恐怖的工作本应该用计算机干。“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么笨拙的事情，琐碎地忍，一直地熬，它跟我的底色是相同的。”▲一张反映了制片人和导演几年后期工作真实状态的图片——一帧一帧去抠每个细节。
两个主创找了所有能找的人发声、包场。刘树还凑出50万，临时找人做抖音投流。但这部“没背景、没资源、没流量、没人脉”的片子，宣发上一点动静都没有。院线是现实的。《9号》首映拍片率是1.7%，到了第二天这个数字掉到了0.4%。三天之后，就基本没有什么排片了——这部片子在院线基本死掉了。首映那天，有朋友问刘树票房怎么样，刘树说太忙了，来不及看，但实际上那天晚上她并不忙。上映后那几天，一贯顽强的刘树偶尔会哭，不过是没有声音的，“我向来哭都没有声音”。
但另一方面，草根出身的《9号》，能出现在大银幕上，就不算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尤其对刘树和朱敏江。对刘树来说，她认为自己对得起所有人。这几年自己没有拖欠任何人片酬；因为强棒的孩子演得太卖力了，杀青后刘树赠送了强棒基地5%的电影股份，希望日后上映后分红后能改善孩子们的生活；对两个投资方，虽然签的是风险投资协议，但她说从做人的道义出发，以后肯定要把本金还回去。更重要的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她画出了自己的人物弧光，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制片人，“这些年我的成长不是空白的”。《9号》有两条线索，一条是马虎带领的野山羊队，另一条是因为肩伤告别赛场的教练于坤，在执教过程中逐渐认清自己。朱敏江希望让马虎和于坤把对方作为镜子，互有成长，两条线索不断交织让电影产生“巴赫音乐一样的复调”。但内部对于坤这条线争议很大，线索中的一个情节是，于坤在执教中认识到自己最想做的还是球员，要求回到国家队，被拒绝后于坤在备赛的关键时刻离开了孩子们。这个设定始终不能服众，但朱敏江很强硬，就要这么拍。朱敏江自己比剧情更需要于坤这条线索，因为于坤的身上投射了朱敏江作为导演的不得志。可以说朱敏江把自己的人生装进了这部片子。▲电影剧照，左侧为剧中人物于坤。
和《9号》一样，朱敏江的人生一直在耽搁。朱敏江读过两次大学，九十年代末他考上南京师范大学，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电影，他动过退学的念头，但始终没有勇气。在北京的同学曾给他带来了一份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这张纸在朱敏江的枕头底下压了三年。后来朱敏江在老家江阴当上了中学老师，但在24岁那年他切断了自己的后路，裸辞，然后重新高考。高考的时候，朱敏江被分在了自己曾经工作的中学，监考老师正巧是和他同一批进学校的同事。同事反复走到他旁边，对照桌上的身份证，“像见鬼了一样”确认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朱敏江。那是那一次，朱敏江考上了中戏。朱敏江是幸运的。那一届，班上一共22个同学，朱敏江是唯一一个现在还在做导演的。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这让他“可以跟命运耗着”。中戏的老师曾认为朱敏江是建系以来最好的学生，但在毕业之后的大多数时间，这位导演不是帮同学改剧本，就是接一些小小的项目，包括给公司拍微电影。但就像于坤渴望上场一样，朱敏江只想做电影导演，如果不能，宁愿离开。指导电影的机会极其稀少，朱敏江知道自己要走出去，因为第一部电影的投资是在同学的婚宴上拉来的，此后他更是逢局必去，“去过KTV、迪厅很多乱七八糟的地方”。但关键时候，他又不够圆滑事故。这几年朱敏江写过的、改过的剧本已经有百万字，只要有人说找他拍东西，他都会如临大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很长的东西。朱敏江知道很多人找他，只是想“捞”他一下，但还是会去。一次，有人邀请朱敏江参加座谈。他顶着暴雨来到一个破旧的工业园区，结果他发现讨论的是一部根本不可能落地的抗日剧，当时“灵与肉是分离的”，但他还是要发言。在《9号》之前，这些努力基本颗粒无收。找来的人和项目大多要么不靠谱，要么卡在了作品和数据上。就连刘树在定下朱敏江之前，都有朋友劝她慎重：“一个导演快十年没有作品，问题出在哪？”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对抗一种机制。中国的商业电影被几家大发行公司主导，它们掌握院线渠道，自己投资、孵化项目，批量生产流量电影，资源在圈内循环分配。在这套机制下，编剧是谁，导演是谁，并不绝对重要。像朱敏江在“圈外”的导演越来越难出头。“你知道恐怖的是什么吗？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年、两年，是十来年了。”在《9号》上映第一天，朱敏江要上一场直播，直播之前，他注意到了两边的白发。2024年，朱敏江45岁。曾经他为了显得成熟故意蓄起山羊胡。但现在见人前，朱敏江要刮掉胡子，洗个澡，“不然人家觉得你都这个年龄了，啥都做不出来，混子吧？”这些年朱敏江从没有真正躺平，但痛苦是难免的。经常地，朱敏江会问自己，“我的人生好不完整，为什么我不能达到我的理想？”朱敏江形容自己这六年，就像在悬崖上荡秋千的小孩，荡出去看到绝美的风景，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去。正如他的导演生涯。但因为《9号》，他看到了一群同样在悬崖上的人。强棒的孩子大多是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和孤儿。在来到强棒之前，他们经常是饥饿的。马虎的妈妈离家出走后，有一年，爸爸带回来一个女人和小男孩，第二天，这三个人骑着摩托出去玩了，留马虎自己在家里饿了一天。后来，爸爸又去打工，女人有一天也带着小男孩走了，马虎在家里又饿了三天。在《9号》拍摄的时候，这些孩子多的时候一个人要吃三份盒饭。有一次剧组吃饺子，厨师按每人20个饺子，准备了3000个饺子。但那一次几乎每个孩子都吃了百、八十个，马虎一个人就吃了一百多个。孩子们身上最触动朱敏江的是，他看到了生命本身的饥饿——每个人都在搏命。拍雨中跑步那场戏时，当天高原零下4、5度，飘着小雪，两台洒水车不停洒水，但是按剧情，演员不能穿的太厚。孩子们在校服里面裹上保鲜膜保暖，跑了一下午，校服脱下来都站起来了。这个时候马虎会对着队友们大喊：“大家还能不能干！”。扮演于坤的演员告诉制片人，如果没有孩子们卖命的演出，那场戏他扛不下去。朱敏江还提起了一个叫宋潮的孩子。在选角的时候马虎是无争议的主角，在导演心里，其他人是不入眼的，宋潮只被分配了一个很小的角色。后来朱敏江听说，这个孩子一直在“闹”，他不甘心自己只能做陪衬。拍摄的时候，他能看见宋潮的眼神是失落的，但轮到他的戏份，又会特别努力。虽然宋潮扮演的角色是如此微不足道，但朱敏江还是有意多给了他几个镜头。因为他“太想要了”。就像多杰让于坤有所成长，强棒的孩子也成了导演自己的镜子。朱敏江觉得孩子们的搏命，让自己对导演生涯的失落和自怜，显得“太酸腐了”。“很多人都是在悬崖边，像羚羊一样在搏命。谁不是在困境中挣扎着找到呼吸的机会？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去说苦说难。”借由《9号》，朱敏江画出了自己的人物弧光——和过去实现了某种和解。“我的路会继续走，走到我不想走的那一刻为止，就是这么回事。”在跟随《9号》的这几年，这位导演时常想起自己曾和命运有过一次殊死搏斗。师范毕业当上老师后，心里总想着电影的朱敏江并不快乐。一个五月，他在从上海坐大巴车回江阴，路上，车子经过一大片油菜花。朱敏江看到油菜花胡乱生长的样子，突然嚎啕大哭：“花都能这么肆无忌惮地开，我的梦想却要压抑这么久。”但他迟迟下不了辞职的决心。直到有一天他给自己立了一个军令状——到了12月25号那天，如果还没有勇气递辞职报告，就让这个梦想烂在肚子里。到了12月25号下班的时候，朱敏江还是觉得没有勇气。他坐在音乐老师的休息室里，心里很乱，他用二胡拉起了《江河水》，一首表达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曲子。他眼睁睁看着钟表一点点地走，直到教学楼一片安静。所有老师都下班了。朱敏江绝望地意识到，再这样等下去，“这个梦想不就完了吗？”那一刻他感觉自己要死了，在强烈的窒息感中，朱敏江突然站起来，扔下二胡，直接往高中部奔去。“那天运气特别好，校长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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