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历史学和人类学逐渐合流,形成了历史人类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
这篇文章着重讨论历史人类学兴起的背景,分析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取向,最后附带思考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面临的问题。笔者认为,不同的学科,同一学科内的不同学术传统,对历史人类学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形成了各自的学术特色。中国历史人类学发展的契机,除了借鉴西方相关研究的成果之外,更在于从本土学术传统中,探索出自身发展的路子。
一、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
从近代学科的发展看,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关系本来十分密切。在进化论流行的年代,社会和文化的进化,不仅是历史学的重要问题,也是人类学的关键课题。直至20世纪初,人类学可以说是历史研究,因为研究文化的比较方法,不但包含了人类进化的大叙事,而且注重收集古典的、圣经的和民族学的资料。按现代的标准,它们对历史资料的引用,缺乏细致的考证,存在着断章取义的毛病。这点以传播论者尤为严重。
功能论的出现,应该说是对这种“揣测史”的反动。在拉德克拉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及其追随者那里,人类学研究的任务,不再是考察社会文化的演进,而是探讨一套约定俗成的制度是如何维持社会有机体的均衡的。由于两方面的理由,他们对社会制度的历史不复有兴趣。一方面,他们认为这种历史无助于解释这些制度对实践者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历史在现实生活中对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起了何种作用,也是不容易把握的。对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在拉德克拉夫-布朗看来,只能是“揣测”。这种对“揣测史”的排斥,最终导致对历史的完全摒弃。同期的美国人类学家,虽说对文化的亲缘关系和迁移始终相当关注,可在对文化和象征进行的共时性研究中,对历史的兴趣日见冷淡。对长时段历时性过程的研究,变成考古学家的专职任务。*
功能论之后的几个理论流派,对历史的重视都很不够。结构主义人类学家致力于构建“文化的语法”。他们注重考察二元对立的文化单位,是经由何种法则而转换成神话、婚姻规则、图腾制的。文化变成了分类系统和认知体系。文化语法是超越时空的。来自北美印第安人与澳洲土人的资料,和引自中国先秦时代的资料一道,在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论著中,都被引以说明文化的语法。同样,象征人类学对历史在理解文化和象征中的作用也估计不足。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声称,象征是社会成员借由交流其世界观、价值取向、文化精神(ethos)的媒介。他关注的问题是,象征是如何塑造社会行动者观察、感觉和思考世界的。而对于文化的政治、象征体系的形成和存续等问题,格尔茨并没有多少兴趣*,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是极有益于重新评估历史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的。必须指出,格尔茨本人对历史抱有浓厚兴趣,曾撰写两部颇有见地的爪哇史论著*,但它们在象征人类学中并没有什么地位。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些人类学者对人类学界漠视历史的做法进行了批评。1961年,伊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指出历史和历史学对人类学的重要性。他认识到,当时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历史学。许多历史学家仍满足于撰写叙述史、战争史、事件史,尤其是政治史。另一些历史学家实质上是历史哲学家,当时尤以汤因比最为出名。伊氏心仪并认为对人类学应予以重视的,是包括梅特兰(Maitland)、皮朗(Henri Pirenne)、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内的,主要关注社会制度、群众运动与大规模文化变迁的“社会学化的历史学家”(historiens-sociologues)。*
伊氏进而指出,忽视历史学给人类学研究带来各种困难。人类学家在使用文献时缺乏考证,他们也很少认真根据历史记载重构研究对象的过去。因此,人们形成这样一种印象,觉得在欧洲统治之前,原始民或多或少都处于停滞状态。由于对历史缺乏兴趣,人类学家对历史、神话、传说、逸事和民俗没有明确区分,人类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命题也无法得到证实。伊氏认为,历史学,尤其是社会学化的历史学,对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以往的历史是今天人们思想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再者,和人类学一样,历史学也将处理社会事实视为本学科的任务,假如人类学家想要进行理论综合,历史上的社会事实也必须加以利用。最后,历史编纂学本身,便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领域。梅特兰曾经说过,人类学要么成为历史学,要么什么都不是。伊氏也号召历史学与人类学合作,他仿照梅特兰的口吻说:“历史学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成为人类学,要么什么都不是”。*
在伊氏的影响下,英国学者刘易斯(Ioan M.Lewis)曾组织一批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探索两门学科合作的可能性*,可惜这一合作并未引起广泛的反响。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变动,美国人民对自由福利国家模式信任感的瓦解,以及美国社会科学界的政治化,对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产生巨大冲击,引发了所谓的“表述危机”。人们转而关注文化和象征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政治经济过程。*
忽视历史,认为非西方人民“没有历史”,成为“政治上不正确”的做法。人类学家传统上用于描述文化的“民族志的现在”(ethnographic present),亦即用现在时描述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社会文化事实,因为包含了研究对象没有变迁的意涵,受到一些学者的激烈批评。*
在方法论方面,世界体系理论和实践理论对以往的理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很有益于重新思考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实践理论从微观社会学的层面考察人类的行动,强调实践中行动者的能动性。这一理论将研究重心从静态的共时性分析转移到动态的历时性分析,转而强调微观的发展过程:交易、计划、策略、发展周期等。而世界体系理论及其他政治经济学派的研究,注意结合大规模的历史发展过程,尤其是欧洲的海外殖民和资本主义扩张,来把握人类学家研究的典型的小规模社会的变迁。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历史成了人类学的一个“关键象征”(SherryB.Ortner语),对时间观、过程、再生产、变迁、发展、进化和转型的研究,虽说是否能成为人类学的主流目前尚难定论,但至少成了人类学研究中的热点。*
在历史学这边,重新思考和人类学合作,首先是与年鉴派的兴起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历史学年鉴派得名于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这两位史学大师创办这一刊物的目的,在于同当时流行的事件史做斗争,拓宽历史学的领域。他们认为,真正的历史存在于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王侯将相,而是存在于地理、经济、社会、知识、宗教和心理诸因素之中。*
这无疑为自下而上的民众史定下了基调,也为加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合作做了理论上的说明。年鉴派的两位开创者都十分重视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布洛赫在自己的论著中,即经常引述人类学家的见解。不过,此时的研究重点仍是社会经济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领导下,年鉴派发展成一个历史学的运动,这一学派所提倡的方法,演变成“新史学”的纲领。1946年,《经济、社会史年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这意味着,对信仰和心态层面的研究,在继经济和社会之后,成为年鉴派的又一个研究重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年鉴派的地位逐渐下降,心态史一跃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es)和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等年鉴派第三代的史学家,都先后出版了心态史的奠基之作*,这就是所谓的“从地窖到顶楼的运动”。心态史的研究主题十分广泛,举凡从工作、家庭、寿命到教育、性、死亡,从体质变化、食品结构到健康状况、疾病、瘟疫、犯罪行为乃至人际关系,都成为它的研究对象。*
要处理这些主题,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是不可避免的。勒高夫将人类学视为历史学对话的首选对象。在1975年前后,他倡导建立“历史人类学”这门学科,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
之后,历史人类学成为年鉴派的标志性主题之一。1978年出版的由勒高夫等人主编的《新史学》一书,即着重介绍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
和年鉴学派相似,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欧美兴起的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研究,也是对传统史学过分强调事件史、强调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的反动。他们倡导研究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人民群众的文化。由于传统的史学方法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束手无策,他们十分注意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汤普森(E.P.Thompson)在一系列的研究中,不仅广泛收集民俗学资料,而且借鉴了人类学对仪式、交换等问题的相关理论。托马斯(Keith Thomas)对近代早期宗教和巫术的研究,也大量吸收人类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格尔茨和特纳(Victor Turner)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关注历史上的文化、戏剧和仪式等问题。*
“历史人类学”开始作为书名的一部分,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论著中频频出现。*
在1989年出版的《新文化史》一书中,主编林恩·亨特(Lynn Hunt)指出,卡尔(E.H.Carr)在20世纪中叶做出的对历史学与社会学关系的论述已经过时,现在,人类学和文学批评已取代社会学,成为对历史学最有影响的学科。*
二、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三种理论取向
从其兴起历程看来,历史人类学主要是由来自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学者,相互借用对方的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交叉学科。由于来自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学术背景,他们向对方学科借用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很不一样的。即使来自同一学科的不同学术流派,对于历史人类学也有各不相同的理解。因此,与其笼统地界定“历史人类学”的内涵,不如厘清各个不同学科、同一学科内部的不同学术传统,在理解这门学科上有什么不同。这里着重介绍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英美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与中北欧的欧洲民族学家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
(一)历史学本位的历史人类学
从历史学的本位看,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结盟的契机,在于从事件史到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转变。广义上的事件史,包含了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其主要形式是叙述史。处理这种主题,传统的史学方法还是游刃有余的。可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课题,如社会结构、象征、仪式,就远非传统方法所足以处理的。所以,一般论者都强调有必要借鉴人类学处理这些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汤普森曾指出,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不在于建立模式,而在于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看待旧问题,强调规范或价值体系,重视仪式,注意各种暴动和骚乱所体现的功能,强调权力、控制和文化霸权的象征性表述。*
戴维斯(Natalie Z.Davis)的看法比较相似,不过,她还特别提到田野调查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令人类学家可以观察到历史学家无法洞察的问题。她认为人类学可供借鉴之处有四点:对社会互动的活生生的过程进行了细致观察,从饶有趣味的角度诠释象征性行为,讨论了社会系统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取材于与历史学家通常的研究对象截然不同的文化。*
在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人类学主要是“道德习俗史”,是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了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和心态习惯,而这些习惯都可以统称为心态,因此,至少从年鉴派史学家的理解看,历史人类学的领域和心态史的领域是十分接近的。年鉴派史学家比尔吉埃尔(Andre Burguiere)建议,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我们生活中或可称之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习惯,它应该研究饮食史、体质体格史、性行为史和家庭史等介于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课题。在研究诸如饮食行为的演进等问题时:“我们既可以研究经济史、社会史,又可以研究文化系统史。历史人类学的明确任务就是要研究这些学科的交叉点。”*
彼得·伯克(Peter Burke)和古列维奇(Aron I.Gurevich)的民间文化研究,虽然使用的主要不是心态史而是历史人类学这一概念,其研究主题仍可归入广义的心态史范畴。伯克对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引述了大量不为以往史学家所注意的资料,试图考察隐含在这些资料里面的、非常难以捕捉的日常感性和文化内涵。*
这种研究方法和利奇对文化与交流的讨论是息息相通的。*
伯克对路易十四的研究,不再因袭以往光给这位法国国王树碑立传的做法,而是广泛收集各种文本和石刻、铜版、绘画乃至蜡塑资料,透过同时代人的眼光,考察“太阳王”的公众印象。伯克称撰写该书的目的不在于立传,而是写“交流史,象征形式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的历史”*。不难看出,格尔茨对19世纪巴厘岛剧场国家的研究,对伯克的研究是有深刻影响的。*
古列维奇对欧洲中世纪民间文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更重视发掘中北欧的民俗学资料,讨论“教区层次的天主教”,强调社会各阶层文化和信仰的差异。他认为其历史人类学研究考察的仍是文化和心态的历史。*
必须指出,传统的事件史处理的是变幻莫测的历史事件,或者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事件是“爆炸”,“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既已过去”*。相比之下,新社会史和文化史涉及的是变动较少的历史,是“长时段囚牢”(布罗代尔语)和“静止不动的历史”(勒华拉杜里语)。可以说,战后历史学家向人类学家学习的最初动机,在于学习人类学家处理共时性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力图在看似变幻无常的历史现象背后,找寻常态的深层结构。一句话,他们所寻找的是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