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3年初的时候，中国不但没有任何同性恋的组织，没有任何一个“出轨”的“同志”，而且就连“同性恋”这个词汇也非常不普及。绝大多数异性恋者，包括许多同性恋者都不知道这个称呼，更没有这样一个分类的概念。男男性行为就算是发生在他们身边他们也不会察觉。
本文配图皆来自电影《东宫西宫》剧照
作者：潘绥铭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荣誉所长）
在1993年初的时候，中国不但没有任何同性恋的组织，没有任何一个“出轨”的“同志”，而且就连“同性恋”这个词汇也非常不普及。绝大多数异性恋者，包括许多同性恋者都不知道这个称呼，更没有这样一个分类的概念。男男性行为就算是发生在他们身边他们也不会察觉。
例如，我在x x饭店对面的小树林里调查的时候，有一对男女路过看到一个个男人零零散散地傻站在那里，那个女的非常奇怪就问那个男的：“他们在干什么?”那个男的看了一会儿，斩钉截铁地说：“练气功。”
后来，一位“同志”为了向我证明异性恋的浑然不觉，带我到x x x公共厕所（当时在圈子里是很出名的寻找伴侣的场所）进行观察.结果我看到，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先后进来的将近20个男人，没有一个怀疑过，就在他们眼皮底下，一对“同志”正在“做事”。
尤其是，我开始做调查的时候，既不认识“同志”，也不知道他们的活动场所，全靠昊宗健迈开第一步：他当时是北京一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的讲师，业余热爱性研究，与我一起写了一系列性文化的短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他当时恰好有一位男性朋友是同性恋而且对他坦承了，然后又介绍了几位同性恋朋友给我们。
其中有一位姓徐的30来岁的男人，当时在圈子里很出名，见多识广，自己也曾写过关于北京男同性恋的文稿。据他自己说（未经核实），有一本书，就是主要依据他的讲述。小徐给我们详详细细地介绍了北京男同性恋的“点儿”（相会场所）的分布与概况，还亲自带我们去远远地观察过。但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是，无论小徐还是当时我们认识的其他“同志”朋友，都不肯给我们介绍任何调查对象。其理由也非常自然：“我不能给一个圈外人做担保。”
于是我们只好采取笨办法，两人分别去一个一个的“点儿”上，先去站几个晚上，什么也不做，就为“混个脸熟”。随后就会有“同志”过来搭讪，我们就趁机讲明白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调查，还给他们看问卷。虽然几乎所有“同志”马上就拒绝了，但是我们其实并不期望一步到位，仅仅是希望他们能把我们要调查的信息传播出去，以便减少以后调查时的阻力。
这个办法确实很灵。按照“同志”们的说法，这个圈子里的信息传播比广播电台还快。因此大约三天以后，只要我们再到任何一个“点儿”上，那里几乎所有的人马上就认出来了，并且相互转告：“搞调查的那个人来了。”当然有很多人立马闪身，但是也有很多人抱着好奇心来搭讪并最终接受调查，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态度上也从犹犹豫豫变成迎头而上。到调查的最后，已经有一些人主动地四处寻找我们，希望被调查。这在1993年无异于传奇，以至今日思及，犹自怦然心动。
那么，“同志”为什么拒绝被调查呢？从那时起到现在，大概人人都认为，他们是害怕暴露。这当然是真的，因为在1993年的时候，警察还是会依据当时存在的“流氓罪”来抓捕“点儿”上的“同志”。但是我们在明处，“同志”们在暗处，他们很快就可以看出我们不是便衣警察，因为警察才不会费这么大的精力来暗访。但是光靠“同志”们这种间接的推测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设法直接证明自已。
笨人有笨福，天公赐良机。
开始调查大约五天，在我们去x x x“点儿”的路上，有一个“同志”迎上来找我们，说有两个家伙冒充警察在公共厕所里敲诈“同志”，请我们过去帮忙。我们去了，看到那两个家伙还在。但是我们一时也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只能面对面地盯着他们看，相距不到两米。刚对视几秒钟，我就认定他们一定不是警察，因为没有一个警察会容许老百姓这么近地凝视自已。那两个家伙大概也明白这一点了，于是不到一分钟就走了，嘴里嘟囔着“走着瞧”之类的话，更证明他们不是警察。当然，我一直不知道这是“同志”们考验我们，还是真的“遇到事儿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毕竟做对了。
除了怕暴露以外，“同志”们不愿意接受调查还有一个更深刻更隐秘的原因，外人很难想象。
在当时，“同志”们根本就不相信会有一个异性恋者对他们感兴趣而且不歧视，因此他们几乎全都认为，我们其实也是同性恋，只不过企图以做调查为借口，寻找更多的或者更合适的性伴侣。于是，对我的 “测谎”也就随之而来。
调查开始的第一个星期六，晚上大约8点，我来到x x公园（当时最大的“点儿”），无意中发觉有几位“同志”似乎嘀咕了一下，然后“小x菜”就径直走来。
他是一位当时很有名的“同志”，在“点儿”上常常很夸张地呈现女态。当时我已经认识他了，他虽未接受调查，但是也没有过什么特殊表示。可是这次他上来就又抱又亲，双手直接摸向我的下部，隔着裤子做了很多动作，持续大约一分钟之久。我马上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如果
是同性恋，难免会有反应的。于是我等他摸得差不多了，直截了当地说：“我真的不是。”他什么也没说，面无表情地飘然而去。
直到调查的最后，终于有位“同志”认真地夸奖我诚实，而且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所谓同性恋与异性恋，只不过是社会的人为分类的失误。
可是在“考验”和“测谎”之后，仍然有很多“同志”拒不接受调查。其中还有其他的顾虑都是“同志”们后来陆陆续续地告诉我们的，也都是异性恋者闻所未闻的。
其一，有些人根本就不愿意与任何人发生情感上的联系，因此他们觉得如果被我们调查了，难免会出现某些心理互动，所以才尽量避免。
其二，有些“同志”则相反，他们希望有异性恋者替他们发出声音。但是在1993年的当时，说实在的，我们不但不敢这样做，也不敢这样想。这种态度当然隐藏不住，因此这样的“同志”们对我们只会敬而远之。
其三，当时大家对艾滋病都没有多少认识，也不知道“男同志”中的传播状况，而我们也不隐瞒我们的调查意义是预防艾滋病；因此很多的人非常反感，甚至一见到我们就连声说：“什么他妈的病，我没有，离我远点儿。”
其四，还有一些人，根本就不认同自己是同性恋。在两个“点儿”上，我曾经先后遇到过三个这样的男人。他们压根就不喜欢男人，来这里仅仅是寻求别人给自己做某种性行为，不论对方是女人还是男人。其中一位对我明确说过：“我就好（喜欢）这个（做某种性行为），老婆
不肯做，可是这里有人做啊。”
这一现象隐含着非常深刻的性社会学与性别研究的重大理论：性行为并不都是按照男女性别米划分的，也可以按照快乐不快乐来划分。因此，所谓同性恋与异性恋，只不过是社会的人为分类的失误。可惜的是，我当时才疏学浅，虽然感触颇深，却直到近年才论述清楚。
在基本化解了“同志”们的“情感屏障＂之后，我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与他们日常相处。虽然我做的是高度简化的KABP问卷调查。基本上不涉及个人的情感世界；但是接触得多了，还是有许多“同志”对我吐露心声，或者在调查以外展开日常往来，甚至把我拉进他们的朋友圈（非“同志”的）。可是当时的我，不仅没有现在的胆识，也没有现在的沟通技巧，每每是心存尴尬，最后往往是以傻笑来化之于无形。
直到今天，可能还会有很多异性恋者认为，我们遇到的最大尴尬，必定是被“同志”求爱。其实不然。“同志”们的情感世界与异性恋如出一辙，既有水性杨花、随心插柳的，也有坚贞不渝、坐怀不乱的；既有快乐至上的，也有爱情唯一的。因此，就像异性恋不会轻易爱上同性
恋一样，我自己也只遇到过一次“同志”求爱，而且浅尝辄止。吴宗健由于年轻帅气，遇到的就比我多点。但是我们都没有遇到一意孤行的，更没有遇到霸王硬上弓的。
在那次调查中，我还第一次结识了一些在异性婚姻中善始善终的“同志”。例如一位当时已经人过中年而且声名显赫的“同志”教授，连同他夫人一起，与我保持了近十年之久的深厚友谊，与异性朋友别无二致。
其实，我们当时与“同志”们相处，最大的尴尬是不会给自己正确定位。我们两个都从来没有歧视过同性恋，也时刻注意自己万万不可过于好奇。可是，一旦被允许进入某些“同志”的内心世界，至少我自已的情感困境顿时就从天而降。我应该和他抱头痛哭吗？他需要我那种无
效甚至无聊的安慰吗？我的爱莫能助，他能够接受吗？日后相遇，我应该装傻充愣，还是倍加体贴？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困惑，一直缠绕在我的心头。直到1997年我开始运用“入住式考察”的方法来研究小姐的时候，才开始逐步地解开了这些情结。也才开始意识到，1993年到1994年与“同志”们的那一段短短的相处，真的改变了我自己，为我后来敢于和善于在全国各地的2 3个“红灯区”里连续调查十年，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从调查前进到“相处”之后，局面就完全打开，调查就一帆风顺了，但是也就相应的枯燥乏味了，除了学术收获以外，没有什么故事好讲。后来我还去了天津进行调查，吴宗健则去了南京和重庆。他确实有些后续故事；可是他后来马上就去美国定居，也脱离了性研究的圈子，所以我无权代言。
值得回忆的还有一件事。当时许多“男同志”都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女同性恋也有很多“点儿”。于是我就专门找了我的6位女学生（大多还是本科三年级），去什刹海、紫竹院和日坛公园，连续三个星期六的傍晚，两人一组持续观察三个小时，却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到现在，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拉拉”（女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与Gay（男同性恋）大相径庭。可是在1993年的当时，我却因为这个实证检验的成功而备受鼓舞，成为我后来坚持走实证调查的学术之路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尤其是时隔2 0年以后，当时参加过的一位女生告诉我，
那次观察法的调查，对她后来的人生道路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推动。这更使我领悟到：人做学问，学问也在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