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创建90周年之媒体人专访系列 | 刘鹏：从复旦新院到《新闻记者》

采写 | 张吉

问：能详细聊一聊您在复旦新闻学院求学的故事吗？

刘： 我199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当时新闻专业没在我的家乡招生——招的话我也未必能考进（笑）。但是，因为家庭的影响——我父亲是家乡报社的资深报人，我对复旦新闻非常憧憬，恰好那时候复旦推出跨专业“辅修”课程，我才有机会跟新闻学院的老师们学习，修读了各门基础课程，毕业时考取了新闻专业的研究生。

还记得考研复习时，赵民师兄（他本科是复旦哲学系社会学专业的）到我宿舍来玩，给我讲考试“秘诀”；哲学系一位年轻老师特别热心，有天中午骑自行车载我到文科楼找孙玮老师给我“辅导”专业课；孙玮老师还特别推荐了甘惜分先生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作为复习资料，我读后受益匪浅。

在新闻学院读书的时候，学生比较少，我们和老师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关系也更加亲密。我的研究生导师张子让先生，为人谦虚质朴，严谨认真，这在新闻学院有口皆碑。最近叶春华老师与同学们的书信集《千封信笺载师道》出版，张老师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张老师指导我做《申报》版面编辑史的研究，亲自设计了各种版面元素统计的表格，打印出来跑到南区宿舍送给我。给我指导论文的时候，从来都是用铅笔小字仔细地改在页面旁边，表示这只是参考意见，觉得不对可以擦掉。

那时夏鼎铭老师给我们上马克思新闻理论的课，每次选取一个题目让大家讨论，夏老师最后做一总结，同学们七嘴八舌，非常热烈。和我们熟悉了，夏老师晚上散步时，常常弯到我们宿舍坐一会，聊聊天。那时复旦系友谭启泰在《南风窗》当主编，每期杂志寄给夏老师，他看完后再带给我们看。毕业多年后，有一次到新闻学院参加研究生学术论坛，发现夏老师跟学生们一起坐在后排听会，那时候他已经退休好久了，他告诉我，就是想听听现在年轻人有什么新思考，让自己别落伍。

我在辅修课上第一次见到叶春华老师。记得第一天上课头一句话，他就说：我们复旦新闻系是培养总编辑的！当时听了很惊讶，这位老师口气怎么这么大。后来和叶老师谈起来才明白，这一方面指的是很多复旦系友在各媒体担任老总的事实；另一方面是指 复旦新闻教育的一个传统：重视新闻业务教育，重视通过实践学习业务知识 ，因此复旦毕业的学生往往在实践中表现出色，成长为媒体中的业务骨干。

问：毕业后，您为何选择了《新闻记者》杂志社？

刘： 硕士毕业后我就进入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新闻记者》杂志社工作，很重要的原因是觉得自己性格比较内向，未必适合当记者，而专业期刊这样一个既从事编辑业务，又带有研究性质的工作，可以让我保持对新闻业的敏感，同时也有机会安静下来思考些问题。虽然期间也有过转型机会，但到今天干了二十年了，仍然乐在其中。

平时工作中与复旦的老师联系非常密切，期间还在新闻学院攻读了博士学位， 感觉自己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复旦新闻学院 。

工作之后，更体会到复旦新闻影响力之大。带我入行的丁法章、吕怡然等老师，都是复旦学长，这些年来，无论新闻业界还是学界，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我们的系友，都能得到他们的关心和帮助，不但多了一层亲切，更添了几分自豪。

问：您曾发表过不少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特别是最近关于老系主任王中先生的两篇研究文章，引起众多关注。想请问您为什么想要研究王中先生呢？

刘： 其实，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新闻业界还是学界，都有“复旦派”，或者“海派”、“南派”的说法，往往带有改革派、实践派的意涵，但大多是口头说说，并没有作为一个研究进行认真的分析梳理。复旦新闻学院传统的形成，王中先生是个关键人物。因此我写了《为何是王甘——王中、甘惜分新闻思想及“甘王之争”的产生原因及时代背景》（《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4期）和《范式的探索：复旦新闻学学派的浮现及其学术传统——以王中为中心的研究》（《新闻大学》2019年第10期），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点谈不上成熟的思考。

在研读各种史料中我发现，复旦新闻研究和教学最重要的特点有二： 一是与现实紧密互动。 王中先生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学者，他在根据地办报多年，到复旦后与新闻界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对新闻理论研究的时代要求，对新闻实践的现实问题都有深刻的理解，所以他的理论思考总是从现实中来，并且回到现实中去检验。这是他的研究，也是复旦新闻研究在业界甚至社会各界影响广泛的根本原因。 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海纳百川的理论视野。 无论是王中还是宁树藩、丁淦林等复旦学者， 除了党的新闻理论，他们对中国传统办报思想，特别是西方最新的最前沿的思想和实践，从没有拒斥封闭的态度，而是“尽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由此也形成引领学科的创新价值 。这个特点与上海城市精神也非常吻合，说明国际化大都市文化环境对复旦新闻传统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具体到写这两篇文章的缘起，首先要感谢我读博士的导师童兵先生。当时他给我出了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海派文化与上海报业。虽然论文写得不算好，但是对上海报业史的很多资料，特别是《王中文集》，认认真真看了，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想法。另外还有两个小事，也可以一提。一是当年读研的时候，学院资料室装修，清理了一批废旧材料，我碰巧捡到一本1957年新闻系油印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汇编》，在那上面第一次看到摘录出来供批判用的王中先生很多观点，看后感觉非常震动——这些观点怎么这么精彩啊！很多话放到九十年代也仍然很有针对性！由此我对王中先生的生平和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一件小事发生在八十年代后期，那时我家就在家乡报社的办公楼上，有一天放了学，听说报社请了一位大学者来讲课，叫甘惜分，我很好奇，就悄悄在门口张望，赶上讲座结束，一群年轻记者编辑兴致很高地走出来，边走边议论，有人就说，一直听说甘惜分是个“老左”，今天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思想挺开放的啊……虽然无心的一句话，但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完全没想到，后来跟童老师读博，甘先生成了我的师爷，前些年多次去北京，童老师一直说带我去拜见一下甘先生，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缘。现在甘先生已经去世了，我想这篇文章的梳理，也是对他思想整体的一个还原、一份纪念吧。

对于王中先生，我请教过一些复旦前辈，他们说，八十年代老先生上课，没有教材也没有讲义，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那里和大家聊天。因为时代的原因，王中先生很难说有多么高深的理论素养，但是他很多极具智慧的思考，却能给人无尽的启发。 复旦新闻九十年历史，王中先生可谓灵魂式的人物，或者说是一位“燃灯者”，他开创的复旦新闻“学脉”，直到今天仍然照亮我们科研和教学之路。

问：参加复旦新闻学院90周年院庆，您有什么感触？

刘： 在院庆遇到很多同学、校友，很亲切很开心。特别是看到80岁的八位前辈、老师，以及90岁的老校友，又激动又感动。他们正是我们学院繁荣、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一个根基， 有这些老前辈做奠基，我们新闻学院的传统和辉煌才能薪继火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