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120周年校庆之际，我把蔡元培1917年的校长就职演说翻出来看了两遍。蔡校长提了三点要求，都是些很平实的话。第一，北大是研究高深学问的，不是升官发财的；第二，要砥砺德行；第三，敬爱师友。没了。没有什么振聋发聩的言语，更没有站在历史高度。
蔡元培当初所想，就是办一所好大学。至于日后发挥出来的诸般伟大意义，恐怕蔡校长自己也未必认同。five-four运动学生要上街，蔡校长在学校门口死命阻拦。学生被抓，校长又出面奔走营救。由于不认同学生的所为，蔡元培多次请辞校长职务。有一次学生为了讲义费闹事，蔡校长劝说无效，撸起袖子声称要跟学生们决斗。
大致上，蔡元培希望北大就是一个好好做学问的地方。是后来的人，为北大总结了好多伟大意义，好好做学问这件事倒不怎么提了。北大之无法独善其身，跟它的出身息息相关。北大本来就是救亡图存的产物，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善政，也可以说这个国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它的身上。所以历来北大和国运是一种强绑定，国家越憋屈，人们越寄希望于北大能够发出呐喊。事实上北大也不负众望，新青年运动和five-four精神都起于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百废待兴，又是北大学生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以及1984年国庆逛街中的横幅“小平您好”。事后看来的传奇，当时不过灵机一动。如果我没记错，“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只是李春师兄跟着游行队伍走出校门口时一时兴起吼了一嗓子，当然也有人说是另一个师兄刘志达，那次是1981年中国男排战胜韩国引发的逛街。可能风云际会就是这么一回事，事后觉得平常无奇，一个灵感却撬动一个年代。
人们怀恋这个光谱下的北大，总觉得它应该奏出时代最强音。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终究走出了救亡图存的语境，也不需要北大再行拍案而起。这个时候，北大何以自处，其实是一个问题。蔡校长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希望北大成为一个好好做学问的地方。今天北大的诸位师友，尚能够践行蔡校长的期望吗？
不得不提，前段时间辽宁省会教授绯闻旧案的发酵，以及本科生某某要求北大公示相关信息的经历，令120周年校庆蒙上阴影。应该承认，公众对于北大的要求，远远高于一般高校。这个事如果发生在其他高校，也就是谈资而已，议论两天便过去了。但发生在北大就不同，因为人们从内心觉得北大毕竟是北大，希望能够做出表率。遗憾的是，北大的处理未免生硬，基本上是出于校庆的考虑，希望尽快搞掂，好迎接红旗招展的今天。所谓欲速不达，诚哉斯言，本次北大声望受损，实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若蔡元培校长尚在，未知做何感想。
某某以一个小小本科生，起而做不平之鸣。我们应该怎样看，校方应该怎样处理？作为老毕业生，我觉得某某恰恰体现了一种“北大精神”：毫无功利心，奋不顾身，不平则鸣。看某某的致公众信和事后行状，内心忍不住赞一声：好一个少年（少女）！满满的少年气，真个是“少年心事当拿云”，世上无难事那种感觉，我思之我行之，虽千万人而吾往矣。不必背负国仇家恨，不必肩负伟大的历史使命，我觉得事情理应如此，我就这样做了。少年气满满啊！
当这个国家渐渐步入中年，一切都是套路，一切以正确为务，难得有某某这样的北大学生做雏凤之啼，举座赞叹，一校皆惊。如果我是北大校长，我将如何处理？这的确很难拿，毕竟谁也不希望120周年校庆之际节外生枝。若蔡元培校长尚在，如何处理？蔡校长曾多次与学生直接对话，蔡校长的做法万变不离两点：第一，请你表达，咱们讲道理；第二，讲完后请你回去上课，北大是研究高深学问的，不支持学生分心从事社会活动，哪怕进步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