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海外扩张事业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马六甲王国”。在郑和船队抵达马六甲之前，被迫从淡马锡搬迁至马六甲的拜里米苏拉，仍不得不向泰国的大城王朝纳贡称臣。也许有一天，马六甲王国能够摆脱暹罗人的控制，但不要忘记，南边还有爪哇人的满者伯夷帝国，在虎视眈眈呢。
以大明王朝和郑和船队的实力来说，是完全有能力重塑南洋地缘政治结构平衡的。顺势给旧港的华人领袖，册封一个“宣慰司”的头衔就是这一能力的体现。不过“旧港宣慰司”一类机构的设定，并不表明苏门答腊等地，曾经在明朝时成为了中央帝国的殖民地。在羁縻化外之地时，类似头衔更多只是在彰显中央之国的中心地位。维持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使之为影响自己的利益，才是大明王朝的统治者所希望做的。这种想法与后来大英帝国，在欧洲维持“大陆平衡政策”的出发点类同。
“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首耳熟能详的童谣，同时也揭示了一个博弈理论：参与博弈者越多，彼此间的牵制越大。反之，对于外部平衡者来说，恰恰又是最愿意看到被平衡板块碎片化的。为了做到这一点，英国人不愿意看到欧洲出现一个绝对的王者（更别说一体化了）；中国人也同样不想看到，东南亚有一家独大情况出现。就马六甲这条关键水道来说，无论是归属了腹地在中南半岛的暹罗人（大城王朝），还是被统一了南洋诸岛的爪哇人（满者伯夷）所控制，都有可能造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即使中国人主观上没有介入马六甲周边地区地缘矛盾的想法，仅仅是为南洋带去的贸易利好，也有可能打破地区平衡。换句话说，这种利好更加倾向于谁，就会助力其在地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这种情况下，抛开暹罗、爪哇两支业以坐大的势力，在二者之间扶植一个弱小的第三方，对维持地区平衡反而有利。最起码，在南北两面都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新生的马六甲王国会更愿意将自己的利益，与中国进行捆绑，或者说置于大明王朝的保护之下。
马六甲并非唯一的选择。没有选择马六甲周边地区的其它城邦（或者部落国家），一定程度是因为马六甲王国统治者，与三佛齐王室之间的继承关系的。无论是政治还是商业合作，合作者本身的素质都非常重要。相比马六甲周边地区，大量存在的部落级别的政治体，源出三佛齐的马六甲王国，并不需要政治及商业理念的培养。简单点说，会更懂游戏规则。
穆斯林商团与马六甲王国之间初步形成的合作关系，或者说王国已初步带有的伊斯兰属性，是郑和选择马六甲王国作为合作对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抛开郑和本身信仰所带来的亲近感不说，在信仰佛教的暹罗人，与以印度教信仰为主的爪哇人之间，插入一个以伊斯兰信仰为基础的国家，将从结构上阻止三方融合，避免一方做大的情况出现。
事实上，今天马六甲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大体也是呈现如此平衡泰势。试想一下，如果马六甲海峡整体置于泰国或者印尼的国土范围内，将对马六甲海峡及整个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可供参照的例子，是将整个黑海-地中海通道，打上“土耳其海峡”标签的土耳其。对这条重要水道的控制，保证了土耳其即使在奥斯曼帝国没落之后，仍然能够在西半球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土耳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还体现在其宗教上的伊斯兰信仰，与政治上世俗化（或者说西方化）的双重属性。这使得土耳其人客观上，有机会承担连接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使命，并从中为自己获利。当然，这种“蝙蝠”的身份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即有机会左右逢源，亦有可能里外不是人。两种属性中的某一种一旦过于强势，不仅可能会造成内部分裂，更有可能引发外部的不安。
15世纪初的马六甲王国，所承担的正是这样一个纽带的角色。对于郑和所代表的中央之国海洋势力来说，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穆斯林已经在马六甲海峡以西的整个“西洋”（印度洋）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南洋周边地区，穆斯林商人的渗透工作，也绝不比中国人差。甚至出现，中国移民皈依伊斯兰信仰的情况（反向则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海外启用“中国穆斯林”，还是扶植马六甲王国这样的伊斯兰信仰国家，都能够让穆斯林商业力量，将大明王朝视为一个战略合作者，而不是一个竞争者来加以排斥。
马六甲的综合优势，使之成为了郑和船队在南洋最重要的海外基地。郑和船队不仅协助马六甲兴建港口、城寨，还将此地作为中国使团和货物的集散之处。也就是说，大明王朝的使者，以及带往南洋进行交易的货物，会先在马六甲停、贮，然后再分别前往周边地区。一旦外交和贸易任务完成，分散出去的使团也是回到马六甲集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