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复合关系的隐喻建构—— 基于韩国纪录片《超级中国》的案例分析

关键词

 外交复合关系、隐喻建构、《超级中国》

作者简介

赵鸿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传播、公共外交研究。电邮:[email protected]。

项目资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处汪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周芳欣参与了课题研究。 

西方对隐喻(metaphor)比较系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其经典名著《诗学》和《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多次提到了隐喻的构成方式和修辞功能。西方的隐喻研究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隐喻的 修辞学研究;隐喻的语义学研究;隐喻的多学科研究,“包括从认知心理学、哲学、语用学、符号学、现象学、阐释学等角度对隐喻的多角度、多层次研究”。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标志着认知概念隐喻理论的建立。书中提出:“至 今我们最重要的观点就是: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事情,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词语的 事。相反,我们认为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我们所说的人类的概念系统是通过隐喻来构成和界定的,就是这个意思。”认知概念隐喻理论属于建构主义范畴,认为隐喻反映了人类认知的本质。由此,作为一种更广泛意义的话语现象和人类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隐喻逐渐脱离传统修辞学、语言或词语的束缚而成为更多学科关注的研究对象。外交讯息及其意义传递是一种特定指向的政治传播活动,对隐喻的探寻实质是寻找冰山之下深藏的潜在意义。以前的成果里含有将隐 喻引入外交学领域的尝试,但相关学者的隐喻研究大多涉足于外交修辞范畴,使用概念隐喻理论研究外交话语的成果也多止步于语言学层面的语篇分析。本研究重点关注以认知语言学、符号学为基础的隐喻分析与外交关系的关联研究,并在具体的案例研究中建立起较为清 的逻辑路径。应该说,在人类的认知与传播活动的系统中,不同的社会领域或学科领域均可能成为可供隐喻分析的一个层面,外交学领域也只是其间的一个层面而已。但不同的层面具备不同的内涵,建构主义范式所统领的隐喻与外交的关联研究将会是一次有意义的联结尝试。

选择韩国KBS电视台2015年播出的《超级中国》(Super China)纪录片为个案,是基于该案例的特殊性与显著性。这是韩国首次制作的聚焦中国现实和中国发展主题的系列专题纪录片,目的是“促进韩国公众对中国发展现实的了解”;且制作者为具有韩国官方背 的主流电视台,纪录片文本可以被视作一种特定的政治传播话语生产。一般来说,图像,尤其是关键视像,通常会引起强烈的情绪反应。纪录片通常被称为“非虚构的电影”。在外交讯息及其意义传递之中,纪录片文本因其叙事的“非虚构”与影像的“真实”对受众能产生更 为强烈和有效的影响。纪录片“非虚构”、“真实”的本意是在“事实核心”基础上客观地借助视听元素再现“真实”,但事实上,这种“真实”大多也只是主观的“真实感”建构,通过一系列关键视像的选取与突显、典型事件的组合、文字的框定与锚定等,形成内在的隐喻关系,传达出特定的话语意图。在《超级中国》纪录片里,话语作为特定指向的多模态视觉产出物,其政治传播意义从动态的信息流中被加速制造出来,对公众的情感激发、认同重构及价值系统再生产形成潜在影响。 在文本分析的过程中,发现纪录片文本中大量关涉“韩国-美国-中国”的复合关 系,从而找到将隐喻建构与外交复合关系进一步联结的可能性,由此引出一些有趣 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一、概念阐释

(一)隐喻的内涵性定义

隐喻的构成离不开“相似性”的联结和类比关系的建立。隐喻的构成包括三 大要素:本体、喻体和喻意。喻意就是指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性。亚里士多 德在《诗学》中给出了隐喻的定义:“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就成了隐喻词,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和彼此类推。”这里的“彼此类推”即为基于相似性的“类比”关系。索绪尔推 崇类比原则,认为类比是一种基本的原动力,是语言结构的存在,“类比的作用巨大”,“类比原则与语言机制原则基本上同一”。 索绪尔的类比原则如此强而有力,而其根源来自记号的身份。在语言结构中,记号是“任意性的”,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无自然的联系,而且这种任意性关系必定 被一种作为类比的稳定化力量所抵补。在索绪尔那里,任意性是语言符号最本质的特征。隐喻的形成即隐喻化是两个概念域或认知域之间的结构投射,即从源始域向目标域的投射。两个概念域之间的结构投射依赖两者的相似性特征完成,被称为映射项。隐喻要素与隐喻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大致可以描述为:本体- 概念域/认知域A(源始域);喻体-概念域/认知域B(目标域);喻意-映射项。乔 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指出,隐喻直接参与人类认知过程,“隐喻的本质就是 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面对未知或不太熟悉的新事物,人们往往通过不同事物相似性的比较与投射来认识新事物的特征,通过对已知事物或概念的认知来把握新事物或新概念。因此,“借助隐喻把比较清楚的、容易理解的概念投射到比较陌生的、抽象的概念,达到新的认知,即概念域A接受概念域B的特征映射,依靠联想,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大脑里经过过滤、压缩和整合,建立某种关系,从而使不同领域、不同范畴的事物联结在一起达到语义转移”。

在此,应充分关注隐喻与次范畴化的区分。有些概念和认知相对简单,通过次范畴化进行直接的最小化建构,如“爱”的概念通过次范畴化“爱是一种情感”与其他情感的相似性特征如“喜爱”联结;有些概念和认知随着语境变化或环境变迁相对复杂,在经验对应中没有直接的概念能够予以界定,必须通过隐喻这种间接的方式促进理解,同是“爱”的概念,有时必须通过隐喻的术 语构建,如“爱是一个病人”、“爱是疯狂”、“爱是战争”等,才能更足量地表达意义和达到理解。两者的标准有严格界限:次范畴化的标准定为“相同种类的活动;足够的相同结构特征”;隐喻的标准定为“不同种类的活动;部分建构”。重要的是次范畴化和隐喻是一个连续系统上的两个端点。如果A和B是同类事件或活动,形式A是形式B的次范畴化;如果他们是完全不同种类的事件或活动,则形式A是形式B的隐喻。但是,当不清楚A和B是不是同类事件或活动时,A和B的关系就会处在连续统中间的某个位置。沿袭这个思路, 可以分析出,区分次范畴化和隐喻的关键在于,被所谓“相似性”联结的A和B是否属于同一性质的事物、事件或活动,两者的相似性是否具有家族亲缘性或属于同 一种类。如果是同一性质、同一种类,两者的相似性就是客观存在,A是B的次范 畴化;反之,A则是B的隐喻建构,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只是人为建构的“感知相似性”。显然,被刻意想象、部分选定、主观建构的隐喻比次范畴化更具符号学的认知研究价值。

进一步说,隐喻的建构通常不是基于相似性,而是基于隐喻中两个域之间的感 知相似性或经验相似性。构成隐喻的基础是心理上的一种联想。由 “春天”想到“繁荣”,由“冬天”想到“寒冷”,由“太阳”想到“光明”,由 “夜晚”想到“黑暗”,这类“由此及彼”的心理过程就是联想。索绪尔将组合轴和联想轴作为联结语言各词项关系的两个平面,“在这里存 在一种潜在的替代关系。两个平面是这样连在一起的,组合段只有在 联想轴之外通过连续引入新单元才能‘前进’”。 “联想的平面”即是“在话语平面之外,彼此具有某些共同性的单元在人的记忆中联系起来,并形成了由各种关系支配的词组” 。在组合的平面,语言是线性和不可逆的,适合于它的分析活动是切分;而在联想的平面,每一组词都形成了一个潜在的记忆系列, 各词项组合具有任意性、不在式的特征,适合联想系列的分析活动是分类。索绪尔认为它具有一系列联想场的形式,有的联想场是因为声音的类似性而形成的,有的联想场是由于意义的类似性而形成的。索绪尔所谓 “联想的平面”即“联想关系”或称“横组合”。雅各布森则将索绪尔的联想平面 关系称为“类似体”。雅各布森认为,隐喻是“利用两个符号之间的相似性,以一个类比另一个”,“在本来没有什么相似的两种符号之间,人为地建立起某种 关系”。索绪尔本人从来未把联想场当作二元性 的,他认为联想场中的词项在数目上是无限的,其秩序也是不确定的。正是因为“记号”的“任意性”,词项及其意义的“不在式”、 无限性和不确定,给话语生产者在概念A和概念B之间凭借想象与新发现“人为地建立起某种关系”提供了可能。莱可夫认为,概念的隐喻结构来源于经验或者说经验的对应。它们包括已存在的或被体验过的经验对应，也包括新创造的或新产生的经验相似点。可以说,隐喻根基于我们的经验对应和经验相似点。我们习惯于这样隐喻化地理解事物,是因为经验相似而非客观实在。也就是说,词语的真值条件不在于它的客观性,而在于它的经验相似性。由此可见,隐喻的相似性是客观存在,而是话语生产者按照特定的传播意图,寻找心理上的联想或经验相似性,从而对两个不同的概念建立起感知相似性的联结,引导话语接受者形成既定的认知。

在隐喻建构即隐喻化的过程中,映射项的识别还取决于语境,包括所处的社会 文化历史条件和政治经济环境等,这由建构主义的范式加以规定。Richards对隐喻 的讨论以意义的交互性为基础。他认为,意义并不是字面意义决定,而是遍相对 的,它们只有出现在文化语境中才恰当有效,“话语本身无意义,是我们用话语表达意义”。米歇尔·拜肖指出“语义学问题不能在非历史、非社会的语言系统中寻求答案,它只取决于非语言系统的社会历史因素”。巴赫金强调语境的重要性,认为“在与具体环境这一联系之外,言语的交际任何时候都是不可理解和说清楚的”,“话语的含义完全是由它的上下文语境所决定的。其实,有多少个使用该话语的语境,它就有多少个意义”。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将话语之外的所有影响话语意义的因素都囊括于“语境”的范畴。“超语言学”意指生生不息的言说活动以及制 约言说的潜在社会机制,“着眼于语言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变化的活的意义发生规 律,此即话语研究范畴,或者说,是有关语言敏感于社会历史因素并与之相互联系 制约的规律”。索绪尔提出,“如果出现在相同的语言‘环 境’中,符号将具有相同的意义”,这是因为“任何一个语词的真值......都取决于其语境”。

隐喻建构渗透了语境的意识形态符号。巴尔特认为,符号含有两个层次的表意 系统,大众传媒传递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就是内涵意义。巴尔特也称这种意义为 “隐喻”,所谓的“神话”就是符号文本的“内涵意义”。在格雷马斯看来,内涵义即隐含义,“据叶姆斯列夫——我们知道 他把横组合进程这个一般意义赋予文本概念,这一术语相当于生成语法的无穷陈述......勾勒出这样一个范围后,我们有可能对内涵系统进行描写:内涵系统被当作语言现象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联,社会形态为它的建立提供基础,它也反过来为社会形态提供基础。Black继承了Richards的观点,提出了 “隐喻互动观”,可以概括如下:一个隐喻表达两个不同的主题,也就是一个“基 本”主题和一个“次要”主题,这也指非字面意义的话语和语境;因于话语的工作原理是映射与基本主题相关的一系列含义;映射发生的标志是,隐喻表达过程中选择、强调、制止并组织基本主题的特征,并把包含次要主题复杂含义的复杂同构表达应用到其中;一个特殊隐喻的语境中,两个主题以固定方式互动。隐喻营造了“导致发现的语境”。通过交互性的语境联系可以发现文本符号背后更深度的隐含意义、传播活动及其动因和策略。由于内涵系统构成的社会性和复杂性,深入语境的内涵意义挖掘成为隐喻研究的必要步骤。

在以上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有甄别地充分吸纳已有的研究成果,对“隐喻”的 概念内涵予以界定:本研究所关注的“隐喻”是具备特定话语指向、特殊话语意义的特殊隐喻类型。隐喻的内涵由建构主义范式予以规定,通过意义的交互性作用, 从社会文化语境当中深度探索隐喻的真相即内涵意义。隐喻通常由源始域、目标域 和两者之间的映射项三大成分组成,通过发现映射项的投射在两个域 之间形成联想序列、建立关系。在这里,隐喻的建构通常不是基于客观存在的相似 性,而是基于隐喻中两个域之间的感知相似性或经验相似性。从功能上看,隐喻是用已知信息阐释未知信息的一种传播方式和建构活动,通过认知建构赋予未知事物新的意义。而从心理基础来看,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隐喻又是一种特定的心理映合,以联想为基础,以类比关系为原则,用一种事物促使人理解另一种事物,对人的认知、想象和思维产生深远影响。

(二)外交复合关系:隐喻的外延性层面

正如前文所述,外交关系是隐喻研究的一个外延性层面,而且,由于外交学科自身 是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涵盖外交关系的研究更多在隐喻研究的应用层面。 以往外交和隐喻的关联研究通常被纳入外交修辞范畴。在外交修辞里,隐喻的作用 有三:“第一,隐喻是我们认知显示的基本途径;第二,隐喻不但可以创造我们头 脑所看到的现实,也可以隐藏某种现实;第三,隐喻可以影响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一个社会文化单元的集体成员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其共同利益实现的本质活动具有政治性。假如这个社会文化单元是国家时,集体成员需要共同实现的是国家利益。当其政治性的活动超越一国的边界时,该活动具有国际关系属性,其国家利益实现方式必然涵盖对外交关系的认知和共识。隐喻通过语言、文本、符号、讯息等与集体成员的互动过程,在公众个体或集体思维认知中建构现实。这种政治性建构的现实有利于形成新的认知,既为新的外交决策制定提供基础,又受制于既有外交决策的强度影响。

隐喻与外交的关联研究由建构主义范式统领。引用Ortony的话概括建构主义认识论的主旨:“这种方法的中心思想是:认知是心理建构的结果。关于现实的认 知,不管是不是由感知、语言或记忆引起的,都要超过所给信息。它是由信息和语境以及认知主体的原有知识三者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认识论方面的整体倾 向是相对论的核心观点,主张现实世界是不可直接触及的,而是在人类知识和语 言的制约影响的基础上建构的。”在建构主义者看来,隐喻只有在创造它们的语境中被证明有效才是可行的。外交学研究的建构主义范式由结构与行为体的讨论发展而来,“结构提供限定因素,行为体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其中,从战争到和平、从冲突到合作。结构提供给行为体多种可能的选择, 但结构是现实存在的还是仅仅人们头脑中的构想呢?结构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 包括社会环境”。 国际关系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建构主义是一种结构性理论, 其理论基础是假定行为体是社会建构的。通常所定义的国家或民族利益是各种行为体社会认同的结果。这种利益和认同在所称的主体间体系结构中不断变化,由共有的理解、期望和社会知识构成。认知行为主义对国际关系建构主义范式形成 发挥了重要影响。这一概念假设,人通过认识有意识地对环境作出反应。所谓的 “心理环境”是指“个人通过感觉器官有选择地从环境里接受的东西与其价值体系、有意识的记忆以及下意识储存的经验之间互动所产生的形象或观念”,“可以把它比做柏拉图提出的洞穴里的影子”。本研究聚焦外交关系讯息传播的社会环境及其中隐喻创造的联想系列,或说是外交决策者对公众进行持续信息传播和隐喻建构所创造出的利益一致、认知相同的“头脑中构想”的心理环境。

在隐喻研究里,索绪尔将组合轴与联想轴与两种心理活动对应,使这个问题超越了语言学而进入了“非语言的语言”即“话语”之中,进入社会建构主义的范畴。雅各布森重新讨论了这个问题,用“隐喻”概念取代了索绪尔的“联想的平面”。他对隐喻概念的界定和隐喻主导地位的论述,使语言学研究开始过渡到与语 境结合更紧密的符号学研究。建构主义从社会文化立场,结合语境发现和内涵意义探寻来探讨超越语言的认知问题。在外交关系的应用层面,隐喻是“实现外交目的的一种手段”,“通过外交隐喻话语,言者建构身份,传递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听者在隐喻解码和推理的心理过程中,产生共鸣的情感反应,从而理解言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话语目的通过隐喻得以实现”。将隐喻作为外交话语的语言工具,并在建构主义域内进一步深化为引导概念形成的认知工具,隐喻成为外交关系研究中一个独特的符号学视角。

本研究重点关注的外交复合关系涉及三方及以上外交行为体,其特征为多项事件、多方参与,以及多方国家利益。由于外交复合关系涉及的国家行为体繁多、利益复杂,对其中的隐喻进行深入研究显得更为必要。在外交复合关系中,隐喻有助于传递抽象的外交政策信息,对多边关系中的复杂问题予以平实、形象的阐释,引导国内外公众建立起对问题的理解与认知,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国际国内舆论,推动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隐喻还可以在国家间建构“自我-他者”的身份,通过这种相似性、相邻性或区分性甚至极化处理的身份建构,对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进行有效定位。隐喻既是外交多边关系的部分折射和部分呈现,同时也是某一利益主体方主观建构的“认知制造”以及引导舆论所付出的努力。在本研究的案例分析中,隐喻与外交在建构主义域内被关联起来,成为了一种深具政治传播内涵意义的话语分析工具,在一国政府对其公众进行外交复合关系的政策信息传递与认知形成引导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问题与假设

(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的第一阶段主要对韩国KBS电视台《超级中国》纪录片文本的观察,通过 文本的解说文字、叙事结构、图像等发现了若干政治传播语义的关键词。纪录片将 主题锁定为“力量”,即当今中国的“力量”。纪录片由“13亿的力量”、“钱的 力量”、“中国治世”、“大陆的力量”、“软实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 和“中国之路”等七个专题构成,分别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介绍了当今中国的发展现状,表现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变化及对韩国的影响。具体如下:第1集“13亿的力量”介绍中国的“人口”,内涵意义是“中国是世界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第2集“钱的力量”介绍中国的“资本”,内涵意义是“中国资本使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第3集“中国治世”,介绍中国的“军事”,内涵意义是“中国开发新武器,谋取霸主地位”;第4集“大陆的力量”,介绍中国的“资源”,内涵意义是“中国资源潜力巨大,加快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正冲出亚洲成为世界盟主”;第5集“软实力”,介绍中国的“文化”,内涵意义是“中国正在用文化引领世界”;第6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介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内涵意义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使民众更 依赖于共产党的领导”;第7集“中国之路”是前面六集的精华剪辑。

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超级中国》本是韩国话语生产者制作的面向 本国公众说明中国的纪录片,却在多处涉及美国,如中国对美国的影响、中国和美 国的比较、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等。文本每一集都涉及“中国-美国”的联想关系, 在叙述“中国力量是什么”和阐释“中国力量向何方”之时,“美国”成为高频词 突显出来。尤其是第7集精华剪辑部分,两者联想关系相关的文本绝大多数都予以 了保留和重现,并通过选定和组合对意义进行了强调与锚定。那么,韩国话语生产 者向本国公众说明中国时,为何多处将美国与中国相关联,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建立 起有特殊话语意义的联想序列?

(二)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假设:韩国话语生产者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主观建构出基于相似性感知的联想关系,致使文本多处呈现出“韩国-美国-中国”的外交复合关系,而其中,美国形象成为中国形象的隐喻。具体而言,在本案例中,作为纪录片 文本的施动者,韩国话语生产者具备明显的政治传播意图和特定的话语指向,目的 是向韩国公众阐释政府对于中国发展的态度和政策,引导韩国公众形成新的中国形 象认知,并对韩国公众所争论的关于中国与韩国的关系、中国发展对韩国的影响, 以及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复合关系及位置等问题予以解释。中国是该文本特定指向的目标国或对象国,中国形象是韩国话语生产面对韩国公众试图建构和塑造的目标国形象认知。由于韩国公众对美国形象而非中国形象具备充分的先验认知,韩国话语生产者在中国与韩国之间引入美国,将美国作为中国的参考值,在文本中建立起 “中国-美国”的联想关系,借助韩国公众已有的美国形象认知促其形成新的中国形象认知。

三、研究方法

话语分析是基于文本而进行的意义分析,关注意义而不是效果,可以更深度地 挖掘话语生产者的意图和动机。文本包括语言、文字、图形、图像、符号、声频、 视频等多种形式。霍尔将其称之为“有意义的话语”。文本分析法是将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讯息内容作为分析对象的定性研究方法,包含“可见的话语”和“不可见的话语”。研究从文本的表层逐渐深入到深层,运用话语分析工具与隐喻理论,发现隐藏在文本背后潜在的语境与语义,特别是相关意识形态符号的“内涵意义”,进而挖掘外交复合关系隐喻建构所隐含的话语框架、话语焦点与内涵意义,以及国家间权力关系与身份定位。案例研究锁定文本中的“中国力量”主题,主要使用文本分析法及话语分析工具,尝试发现“韩国-美国-中国”复合关系之间的隐喻建构。

在研究的第一阶段,传播学、外交学、政治学等相关研究背 的课题组成员反复观看《超级中国》视频,对视频中的信息、关键视像、符号和字幕做出初步标注, 特别是出现频率较高或具有特殊话语意义的图像、文字与符号。初步标注工作完成后,考虑到《超级中国》纪录片是韩文配音、中文字幕,课题组加入了熟悉双语 (韩语、汉语)的研究成员,检验视频的中文字幕和韩文原文是否有出入,同时对初步完成的文本标注进行审校。经确认纪录片文本在翻译过程中没有出现明显的表意偏差后,逐渐展开对文本标注信息的分析和讨论。

研究第二阶段,关注“中国力量”主题,寻找“中国-美国”之联想关系并建立联想序列,对文本进行重新标注。《超级中国》纪录片是一种视听媒介,主要包括视觉和听觉两种模态,而与话语分析关联最大的正是这两种模态。《超级中国》 纪录片的声音包括画外音和音乐,画面包括图像和文本框。由于《超级中国》是政治类专题纪录片,解说词作为画外音从头至尾贯穿其中,画外音成为了信息内容,实际上可以作为文字文本加以考察。课题组下载的视频文本是韩文配音(画外音)、中文字幕,中文字幕的信息内容完全与韩文配音保持一致,这为研究提供了便利,可将画外音作为可视的文字文本而不是声音的听觉文本。因此,研究的主要方面集中于视觉资源下“文字-图像”两种符号系统。作为专题纪录片,《超级中国的信息传递与意义表达是以解说词(文字文本)为主,图像及画面文字框只是配合。

研究第三阶段,通过文本分析建立起“中国-美国”基于相似性的联想序列, 寻找新信息焦点(话语焦点),进而解决研究的关键问题:根据“不同类活动为隐喻”的原理,观察美国与中国是否为同类活动或是否具有相同特性,如果确立是隐喻则进一步寻找两个域之间的映射项。可以通过对次范畴化(subcategorization)与隐喻的区分来确立隐喻的存在。若两者属于同一集合或同类活动,两者的联想关系基于内在属性一致的“相似性”,这种客观存在的联想关系是次范畴化;反之,若两者并不属于同一集合域里的实体,其联想关系只是基于“相似性感知”而非“相似性”,这种主观建构的联想关系就是隐喻。

研究的收尾阶段,通过文本背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语境,以及对文本受众个 体的微观访谈可以对文本分析加以补充和深化,理解话语生产者建立韩国与中国关 系时引入美国的原因,据此探讨隐喻建构后面的政治传播意图、动因与策略。作为 一种定性的批判研究方法,文本分析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例如,话语分析者 解读中可能出现主观性、任意性,有时容易与文本的社会文化环境剥离,或与文本 受众的实际感知错位。因此,有必要结合政治学和外交学的学科背 ,洞察文本所 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境。该阶段既是对案例研究和文本分析的辅助研 究,也是解答“为什么”、寻找意义和动因的深入过程和必要步骤。

四、研究发现

(一)建立“中国-美国”联想序列

索绪尔提到,“由心理联想构成的集合并不限于把呈 现某种共同点的要素赖在一起,心理还抓住在每个场合把要素联系在一起的种种关106 系的性质,从而有多少种关系,就造成多少个联想系列。”如上表所示,《超级中国》文本从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四个维度对“中国-美国”建立起基于相似性的联想关系,其传递特定政治传播意义的核心话语概念在经济方面包括“消费力 GDP”、“资本”、“资源”等,军事方面包括“扩张”、“霸权”等,而文化方面核心话语概念则包括“软实力”等。瑞恰慈在《修辞哲学》一书里强调隐喻所暗示的相似点,布莱克由此提出了隐喻的三种解释,分别从替代、比较和互动的角度来审视隐喻。以下,根据文本标注的”中国-美国”联想关系的信息内容,分别从这三个视角挖掘隐喻的发生潜能。 

替代的目的是用已知信息说明未知信息,使人容易明白和接受,从而产生相似 性的认知。从替代角度看,《超级中国》的受众是韩国公众,韩国话语生产者通过 已知信息“美国”说明新信息“中国”,目的是让韩国公众通过对美国的了解来了解中国力量并认清中国发展的现实。“美国”成为了“中国”的替代物。从比较角度看,经济方面的比较尤为突出,诸如“中国年猪肉消费量是美国的6倍”,“中 国人是美国的4倍多,每人的GDP是美国人的四分之一就可以达到美国的经济规模”,“阿里巴巴在光棍节一天销售总额比美国Blach Friday 和Cyber Monday的销售总额合起来还多”,“中国购买力GDP已上升到第一位,中国的消费能力足以压倒美国”,“中国铁路世界第一,公路10年后达美国水平”等。韩国话语生产者通过中美的比较能够使韩国公众更好地认识两者的相似性。

联系关系中具备互动属性,韩国话语生产者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建立起互向性的话语链接,如在军事方面,“中国的军事实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现在避免与美国正面交战,但可以开发威胁美国的武器”,“在东亚,今后美国势必和中国正面相对”,“中国自主研发航空母舰是为了应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中国东风21导弹是为了应对美国航空母舰而制造”,“中国东风41导弹,整个美国都在射程范围内”,“中国洲际导弹能够发射到阿拉斯加和美国本部西北一带地区”, “中国歼-31隐形飞机可以和美国的F22猛禽战机一决高下”,“美国开始牵制中国,打算再次驻军苏比克湾”,“中国的势力向美国后院的美洲中部膨胀,中国政府借助私企身份获得与尼加拉瓜修建运河的合同”等。而在经济方面,如“中国是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中国打入美国正中心,财政薄弱的美国地方政府积极邀请中国企业进驻”,“美国不动产市场因为中国资本死灰复燃”等。在这里, 中国与美国通过一系列有互动意味的联想被建立关系,这些关系之间存在着互动和指向性。

文本中还有明显的类比或类推,如“现在中国是除美国之外世界上国防开支最大的国家”,“中国还拥有和美国数量差不多的潜艇”,“中国正强力挑战着美国的霸主地位”;甚至借美国专家之口明确提出“要警惕资本操纵行为,美国如此, 中国也如此”,“2030年后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将会遭到破坏,中国将会成为最重要的国家”。由此,文本通过替代、比较、互动、类推等方式建立起“中国-美国”之间的联想序列。

(二)寻找话语焦点 

已知信息向新信息转换的过程中,会出现新信息焦点或话语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寻找话语焦点的过程就是发掘符号文本“内涵意义”的过程。话语焦点可以通 过分析各议题之间的比重关系,判定议题的重要性或优先性得出;也可以关注文本试 图突显与强调的信息,如文本中重复强调的信息、文本框对图像的锚定、文本收尾 处对通篇意义的锚定,以及语势、语调、图像、音乐等较为突显的部分。“中国- 美国”联想序列中,各议题之间的比重关系如下图所示:经济议题19处(含人口/消费 力5处、资本11处、资源3处),军事议题16处,文化议题7处,政治(政党政体) 议题3处。议题优先性与重要性依次为:经济和军事居首,文化(软实力)次之, 政治(政党政体)最末。

通过“中国-美国”联想关系的类比与类推,话语焦点聚焦于经济和军事议题上,即经济上强调中国的发展之快,军事上强调中国的实力之强。文本将两者关联起来,提出“中国正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努力成为军事强国”(第3集《中国治世》篇头),并进一步与“霸权”关联起来,指出“军事大国的中国,开始展示她的力量,超越东亚强国,向着世界大国迈进,中国向世界展示她走向霸权的战略”(第3集《中国治世》篇尾)。文化(软实力)议题对“经济-军事”议题主要起一个配合和延伸的作用, 内涵意义在于“中国想以自己的软实力突破美国和西欧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需要警惕“中国文化、中国思考方式在全世界慢慢形成并影响青年新一代”(第5集《软实力》)。而政治(政党政体)议题在文本中语势较弱、比重较小,意义也没有被强调和突显,说明该议题没有处于“中国-美国”联想序列的话语焦点, 对韩国公众新认知的形成影响不大。由此推导,文本锁定“力量”主题,设置“中国-美国”联想序列中各类议题的关联与比重,从而形成话语焦点:(中国与美国)都是经济大国(力量来源)——都是军事强国(依托经济力量)——都要谋求霸权、主导世界秩序(力量趋势)。中国与美国的“相似性”在 “力量”主题下得到强调。

话语焦点的中心强调“中美竞争”的一面,所生产的焦点问题是“中国能 否超过美国,中国何时超过美国”。如“66%的韩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26%的韩国受访者认为最大程度威胁美国的国家是中国”(文化); “60%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政治);“中国的消费能力足以压倒美国”(人口),“美国人坚信,经济霸权地位在慢慢改变,东亚的经济中心已经从美国转向中国”(资本);“中国正强力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军事)。文本还对“中国何时超过美国”的焦点问题予以回答:“2030年中国经济将是美国的两倍,成为世界经济中占最重要地位的国家”(资本);“2030年后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将会遭到破坏,中国将会成为最重要的国家”(军事);“中国想以自己的软实力突破美国和西欧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文化)。文本暗示中国力量的发展和美国力量的相似性即“强大与霸权”,同时引导韩国公众形成对中国和对美国的同类认知,即“因其强大(利益)必须选择合作,因其霸权威胁而保持警惕”。

   (三)区分隐喻与次范畴化

在“韩国-美国-中国”这组外交复合关系里,美国形象是源始域,中国形象是目标域,韩国公众对中国的感知基于其对美国特性的感知,而文本正是在中国形象与美国形象之间建立起“相似性感知”的联想。《超级中国》文本中,每一集均含有中国与美国的联想关系,韩国话语生产者面向韩国公众叙述“中国力量是什么”和阐释“中国力量向何方”之时,“美国”成为高频词突显出来。尤其是第7集精华剪辑部分,相关两者联想关系的文本绝大多数都保留了下来,并通过选择和组合对特定的意义予以了强调与锚定。韩国话语生产者在努力减少“中国-美国”联想关系之话语逻辑断裂的可能性,促使韩国公众形成关于中国新认知的集体记忆。下图根据话语焦点里“经济”与“军事”两大议题,分析符号链接的内涵意义,发掘哪些属于相似性,哪些属于相似性感知。 

隐喻好似一个“过滤器”,可以突显、强调某些信息,也可以剔除、淡化或忽 略某些信息。文本话语焦点的中心突显了中国与美国竞争、对抗方面的信息,剔除了 中国与美国合作、并存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强大、谋求霸权” 方面的相似性感知链接。例如,在第1集《13亿人的力量》里,韩国话语生产者用 “猪肉”的例子说明中国经济强于美国的方面:图像信息是“一碗红烧肉”;文本框是数据说明 “中国一年猪肉消费量是美国的6倍”,明确锚定了图像的意义;解说词同期对这一数据信息予以了重复。韩国话语生产者试图通过图像、文本框、声音和解说词的多模态组合强调——“中国一年猪肉消费量是美国的6倍”。此处, “猪肉消费量”是一个“部分代整体”的提喻,表示中国“人口众多,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人均消费GDP世界第一”,并通过提喻动态地建构隐喻,暗示“中国经济强大以及超过、替代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天然性”。

将美国(含美韩关系)区分为两级符号单位:处于表层符号系统的美国,“世界第一、实力强大、韩国的军事盟国”;处于深层符号系统的美国,“建立霸权、 主导世界、韩国的威胁”。但事实上,中国与美国“形似而神不似”,中国并未具备挑战美国、称霸世界的意愿和实力,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在霸权构建方面,中国和美国不是同类活动,对韩国的影响也将存在内在属性上的差异。因此,美国作为中国参考值而建立的关系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联想关系。韩国话语生产者突出中国经济“人均消费GDP”较强的方面而淡化中国经济相对较弱的其他方面,强化中国军事力量与军事技术发展迅速的方面而忽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导向方面,以“美国强大-霸权特性”在文本中主观建构出美国与中国在力量方面的相似性,假借美国形象这个参考值引导韩国公众形成对中国力量的新认知。通过角色替代,文本以相似性感知混淆相似性,将美国形象建构为中国形象的隐喻。

(四)语境的补充分析

本研究进入特殊意义的意群联想序列中,到话语当下的国际关系、外交政策环 境,以及韩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中去寻找隐喻的秘密,通过相关专业背 的课题组成员讨论和针对韩国公众个体的深度访谈等方式。语境分析和访谈得出了文本建构“中国-美国”联想关系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原因。2015年3月,《超级中国》播出之后,接受访谈的韩国受访者说,“我们很了解美国,不太了解中国。以 前媒体里全是美国,美国干什么了,好事还是坏事,我们都知道。关于中国,我们知道得很少。KBS是政府支持的。几年前,KBS中韩歌手一起唱歌,我们很奇怪, 以后每年都有。以前政府和美国好,现在新政府和中国关系更好。”作为美国的盟 国,韩国与美国关系密切,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局势的变革,韩国在 美国和中国之间采取了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引擎作用。朴槿惠政府执政之初,调整了李明博政府“亲美疏华”政策,积 极参与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中国的邻国,韩国选择与中国加强合作,希望搭乘中国经济的顺风车,与中国一起发展。尽管中韩关系出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共同需求而努力良性互动,美韩同盟关系仍然是制约中韩关系进一步发展甚至可能导 致倒退的负面因素之一。

访谈发现的焦点问题与文本形成的焦点问题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即“中国能否超过美国,中国什么时候超过美国”。访谈了解到,近年韩国公众关于中国力量的讨论,话题大多为“中国何时超过美国”,“中国会不会在5年内超过美国”。 受访者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太快了!现在很多韩国人都说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家争论中国五年内能不能超过美国。”韩国公众关注中美关系实质是关注两国力量变化即“中国超过美国”之后对韩国的影响,美国这一“强大盟国”和中国这一“强大邻国”都令其无法漠视。中国经济强劲发展之后,韩国公众聚焦的话题包括“中国强大对韩国意味着什么”,“中国会不会吃掉韩国” 等。一些受访者表示,对中国的发展“又羡慕又害怕”。受访者说,“以前我们关心美国,因为美国经济强大,我们很羡慕。以前我们认为,中国大陆很落后,我们不用关心”,“中国在韩国有孔子学院,韩国人学中文的越来越多,因为要和中国做生意”,“现在我们开始关心中国,因为中国强大了,韩国受到影响。”从 “不关心”到“关心”,或说从“无需关注”到“必须关注”,正如文本中呼吁韩国公众“必须认清中国发展的现实”,促成了韩国话语生产者有意选定、部分突出的隐喻建构。韩国公众“不太了解”现在的中国(尤其是大陆),甚至对中国的历史也所知甚少,但他们“很了解”美国。韩国话语生产者将美国作为充分的“已知信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起联想关系,引导韩国公众形成对中国这一“新信息”的认知并与韩国政府对“韩中美”复合关系的外交政策导向保持一致。故而, 在这组外交复合关系的文本建构中,美国形象成为中国形象的隐喻,而韩国公众已 有认知里的“美国力量特性”成为“中国力量”(实质是韩国公众的中国形象认知) 的映射项。 

五、结论

作为“有意义的话语”,文本超越了自身意义而成为了“超文本”或“超语言学的话语”。不是所有的文本、所有的话语都被研究关注,值得关注的是特定语境下特殊类型的文本或特殊意义的话语生产,也就是特殊类型的隐喻。这类隐喻对人的思维和认知形成的影响更为持久和深刻,需以建构主义范式和符号学视角对其社会文化语境加以观察。二战以来,美国是对韩国影响最大的国家。因为韩国公众很了解美国而不够了解中国,韩国话语生产者假借美国形象这个参考值引导韩国公众形成对“中国力量”的隐喻认知:美国形象是源始域,中国形象是目标域,通过韩 国公众认知里的“已知信息美国”部分选定、主观建构出“新信息中国”,从而促其形成新的中国形象认知;而韩国公众已有认知里的“美国力量特性”如“经济强大、军事扩张、称霸”成为“中国-美国”联想关系的映射项, 是韩国话语生产者想要传递的话语焦点。而事实上,中国并不具备美国“扩张”、“霸权”的特性,美国和中国不属于同类活动,也不具备相同的力量属性,美国不是中国的次范畴化。因此,美国形象作为参考值并不能与中国形象构成客观存在的联想关系。可以看出, 比对美国在韩国公众中业已形成的先验认知,韩国话语生产者通过文本里中国与美国的联想关系,在中国形象与美国形象之间主观建构出基于相似性感知的联想关系,引导韩国公众根据先验的美国形象认知形成新的中国形象认知。而在这一复合外交关系的建构活动中,美国形象成为中国形象的隐喻。本研究的假设成立。

《超级中国》制作和播出之时,中韩关系正处于蜜月期。当时, 一些韩国公众对中国的发展、中韩接近持有疑惑:中国不仅是可以带来发展福利的大国,也是充满威胁的强邻。韩国话语生产者迎合以上两面观点,向公众说明政府和中国接近的“苦衷”。文本的话语焦点淡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分歧,强调经济、军事方面的“扩张”,以“美国”喻示“中国”,所引导的公众认知倾向含有 “必须合作”和“保持警惕”双重结构:一方面说明中国“强大”、“将超过美国”,动员韩国公众“认清形势”,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合作;另一方面则显示中国发展带来的“霸权”、“威胁”,表达对中国“扩张”的担忧与警惕。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韩国对华政策取向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面性。

文本能够反映出文本生产的当下语境。该隐喻是韩国在美中之间不断调整外交 政策的情境折射。文本所建构的外交复合关系,体现出韩国夹在两大国之间实施均 衡战略以谋求实际利益的心态。韩国采取“务实外交”,选择“安全与美国合作, 经济与中国合作”的双重取利模式,一方面维持美国核保护下的盟国关系(跟随 者),另一方面扩大与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搭便车)。隐喻通常和国家民族性、 文化价值观保持一致性。纵而观之,固守“一个民族”理念是韩国的立国根本、治国 方略,韩国多数公众对“外群体”有较强的排他性。因此,韩国话语生产者引导公众 形成面对大国发展和大国力量应持有的认知选择,即“合作并保持距离”,对美国 如此,对中国亦如此。

从外交复合关系层面研究隐喻建构,涉及多个外交行为体及其国家利益的隐喻 是一种政治学语义的话语,其建构属于传递外交关系讯息与内涵意义的政治传播活 动。案例分析显示,一国的外交决策者通过文本中外交复合关系的隐喻建构,向公 众传递关于目标国及多边关系的外交政策信息,主观建构出目标国的国家形象,旨 在促使公众认知与政府政策保持一致性与连贯性,达成最大程度的社会认同(对外 即国家认同)。国家或民族利益正是一个国家内部各种行为体达成社会认同的结 果。由于隐喻的建构通常不是基于相似性,而是基于隐喻中两个域之间的感知相似 性或经验相似性,这给外交决策者特殊意图的话语生产提供了心理联结的可能。从外交决策者的隐喻建构方面看,作为强大的话语生产者,通过外交关系讯息及其意义的传递,“制造”有特殊语义的联想关系完成隐喻建构,达到“制造”社会共识、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共同体(进而价值共同体)的政治传播意图,从而更大程度地实施外交政策和实现国家利益。同时,由于隐喻的隐蔽性和意义的多歧义性,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可能产生不同的公众理解,隐喻工作的秘密深藏于符号的内涵系统而让“牺牲者”有时难以觉察。而从文本分析者的隐喻解构方面看,深入话语生产者的社会文化语境去解构文本隐喻,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其国家利益,更清 地预判其多边外交的政策趋势。因为隐喻来自话语生产者的部分建构和部分自觉,外交决策者的一部分策略动因可能会通过隐喻解构浮现出来。其实,涉及外交复合关系的文本分析,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隐喻建构,而是隐喻如何被建构、为何被建构。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4期。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Savan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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