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博士于2013年取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助理。其研究兴趣包括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法律的经济分析。
以下陈永伟发言内容：
感谢主办方腾讯。今天我想先从一个宏观的背景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中，中国经历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连续很多年平均的增长率一度达到了9.8%。但是从2008年开始，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劳动力成本提高了，资本的回报率下降了，在这个关口，我们怎样去寻找下一阶段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就成为了一个要讨论的当务之急。新的动力在哪里？一个最简单的思路就是，我们要找新经济。
新经济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刚才Lisa教授和李刚博士都讲到了新经济。根据我的理解，他们把新经济理解为电子经济或者是网络经济，但是在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答记者问上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新经济的概念和内涵、范围是很广的，它涉及一二三产业，不仅仅是包含第三产业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也包括工业制造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生产，还涉及到第一产业中有助于推进适度经营的家庭农场股份制等等，新经济这个概念非常广。从我的理解来看，至少涉及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等方面。
一般来说，说到新经济，后面都会跟着提到一句“不断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中的驱动作用”。我个人认为，可能把新经济定义为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而不是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的新形态，可能是更加合适的。如果是按照这种定义，以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经济这种说法，已经提出了有很多年了。通过世界大中企业联合会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2012年的时候，TFP对于我们国家增长贡献的点是0.3%，2013年降为0.1%，到2014年甚至是降到了负0.2%，在我们轰轰烈烈的要搞网络经济、搞新经济的同时，为什么TFP对于我们经济的贡献不断地下降，甚至是变成了负数？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研究可能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它也给我们提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使我们很困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答TFP增长的源泉到底来自哪里。
TFP在早期的经济文献中，比如说诺贝尔得主索洛把它理解为技术的进步，很多人都这样理解，所以我们非常注重创新和技术进步。但是新近的研究表明，TFP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就是在技术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使得资源在空间范围内，在企业之间进行更加有效的配置，在不增加投入的条件下增加产出。这两种增加TFP的机理是不一样的。首先配置效率的提升，事实上是把一个配置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内部移到边界上，而创新是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很遗憾，我们国家现在至少是在这两个机制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障碍。首先是资源的配置效率，我们国家现在的资源存在着一些错配。在美国有两位经济学家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即使是中国的技术没有增长，只要是把我们国家的资本、劳动力在企业之间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它可以有多大的效率呢？它的效率大到可以让我们的GDP增长50%，可以说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呢？我列出了四点原因：第一是市场的分隔。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是有优势的，它可以在全国的市场间配置资源，它的市场是非常大的，中国的电子商务、互联网+做得非常好。很大的程度上可能并不是由于技术，而是由于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市场。为什么互联网产业能够合理有效地利用这个庞大的市场，而我们的实体经济却做不到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市场分隔导致了经济起不来。上海交大的陆鸣教授指出，资源无非有三样：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劳动力上面我们有户籍制度去限制；资本方面，我们有地方保护在限制，跨省投资是很困难的；土地方面，更有全国性的规划，这些政策性的约束，导致了我们这个大国的优势起不来。第二方面是行业准入问题。资源在企业之间、产业之间没有办法进行更合理配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三点是国企偏向。民营企业除了无法进入到一些产业之外，它在信贷、运营方面还受到了很多限制。第四是偏向型的产业政策。政府的产业政策事实上就干扰了企业的正常选择，很多企业看到对某些产业有政府扶持，企业的目标就变成了去争取政府的扶持，而不是搞创新，这对资源配置是有很大影响的。
在创新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制度障碍，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这个问题我想强调两点：一是法律的缺位，二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创新的特点是，它是从无到有，是创造出一个原来所没有的东西，既然这个东西原来不存在，那怎么会有法律去约束它呢？就像汽车刚刚发明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约束汽车的法律，只有约束马车的法律，你在这个时候是应该用约束马车的法律去管理汽车，还是说另造一个法律呢？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创新又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研发阶段认定创新的制度是一套，创新成功之后制度又是另外一套，这就是政策不确定带来的问题。
同时，所谓的创新、新经济，它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根据熊彼特的观点，它一定是创造性毁灭的，它会带来失业、不平等，带来一些既得利益的损害，很多既得利益者会来阻碍它的发展。这也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践行党的十八大的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要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国务院已经下达了建立公平性审查制度的决定，但是这个制度还没有落地，我们希望这个制度尽快落地，并且借着这个制度的东风，能够解决很多限制市场的弊政。其次，是要推进全国市场的整合，要打破隔离。最后，是我们要为创新留下更多的法律空间，至少是用更加适用的法律来规范创新中遇到的问题。我们要更少的干预企业，把创新留给市场，同时政府也要提供更多的保障性的政策，要解决创新所带来的问题。
以前，我们国家是资源驱动的，然后搞新经济，迈上创新驱动，这样当然很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注重在效率驱动的阶段，把很多弊症去除掉，这样我们可以不仅为经济增长注入一些动力，同时也能为未来的创新驱动阶段提供一个很好的准备。
总之，只要是我们能够采用更灵活、更适应、更开放、更包容的政策，我相信中国的经济一定会有更新、更强的动力、中国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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