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5日下午，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之“人工智能对哲学的真正挑战是什么？”刘禾系列讲座第二讲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本讲主题为“图灵与维特根斯坦”。主讲人刘禾老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前所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主持。本系列讲座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主办，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协办，并得到光华教育基金会赞助。
讲座伊始，刘禾教授表示，上周的第一场讲座旨在使听众初步了解人工智能和哲学互动的历史谱系，勾勒了一副粗线条的人工智能发展地图。今天的讲座则希望先对图灵的贡献有更深入的探讨。图灵之所以被公认为“人工智能之父”，是因为他首创了计算机智能理论。1950年，图灵在英国哲学核心刊物Mind上发表了《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一文，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模仿游戏”（即图灵测试，the Turing test）用于判断人工智能。
1964-1966年，魏岑鲍姆（Joseph Weizenbaum）发明了首个计算机聊天程序“伊丽莎”（Eliza），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哲学问题更广泛的讨论。哲学家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 代表作《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从现象学的角度批评人工智能的缺陷，但纠缠于人相对于AI的认知和技能的优越性，在人机关系上进入了以人为中心的盲点。另一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则提出了“中文屋子”的思想实验（the Chinese Room），论证机器即使通过图灵测试，也不能被视为拥有人的语言和智力，因此，图灵测试与大脑思维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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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4.26—1951.4.29）
在第一场讲座结尾，刘禾教授引用了魏岑鲍姆的名言“我们善于计数，但我们正在迅速忘记什么值得计数，而且为什么要计数”。本场讲座，刘禾教授认为要回答魏岑鲍姆关于计数的问题，还应向前追溯到1930年代的英籍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1939年，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开设“数学的哲学基础”课程。当时已经毕业的图灵回校重新听课，成为维特根斯坦留在课堂上的少数几名学生之一。两人随后在剑桥就数学和思考的关系、人和机器的关系、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等议题上产生讨论与分歧。这一时期也正值晚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转折点，他的思考对后来人工智能研究的意义值得重新评估。刘禾教授随后从三方面介绍了维特根斯坦与图灵的互动。
在1950年的名文中，图灵提出了“机器能思想吗”这一重要问题。他认为，与其从词的定义出发来回答此问，不如用一个代替的方法：“解答这个问题的新方式可以用游戏的形式来描述，就是我们所说的‘模仿游戏’。”这是他设计图灵测试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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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灵的《计算机与智能》发表于1950年10月的《心》
图灵对人对机器所作定义的质疑和拒斥实则与维特根斯坦有相通之处。早在1930-1933年的《哲学语法》（Philosophical Grammer）中，维特根斯坦就已经在讨论“是什么功能让思想成为思想”。一战后出现大量伤残士兵的现象助推了对假肢的研究，维特根斯坦由此提到“有思想的假肢”这一假设。他认为，即使我们可以把人体部件都替换为无机装置，比如说人工的脚，但我们绝不会说人工的“脚痛”。关键在于，人的痛苦并不预设一个物质的身体（当时幻肢痛已经在医学上得到认识），在此并没有机器的空间。换言之，人拿来与机器做类比并将其称为机器的东西，是人所谓有疼痛感的身体。
刘禾教授将此解读为：当人们进行类比时，他们已经在进行语言游戏，而这种游戏会造成思维的混乱。无论赞同还是反对机器有智能，人们都是在认知的陷阱中打转。维特根斯坦讨论的语言，实则是对西方形而上学“心物二元论”（The metaphysics of mind and matter）这一经典问题做回应。在1933-1934年的《蓝皮书》（The Blue Book）中，他继续讨论了“心物二元论”不成立的原因。“机器有没有可能思想”的题眼不在于机器的能力范围。这里的机器和一百年前人们对“机器能液化气体吗”的发问并无类比条件。刘禾教授认为，关键在于这里的问题和问法是与语言法则或语言常识相违背的，哲学家的提问依然不能突破语言游戏的边界。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机器能不能思想’这一类的句子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就好像我们在问：‘数字3有颜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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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在德国将军古德里安指挥的军车上，
德军正在使用“谜机”密码机
图灵很可能意识到了维特根斯坦对机械论及其智能解释的批评。他日后在Mind发表的文章则比维特根斯坦更近一步放弃了靠定义来确立语义的尝试，试图避开语言的误区。但有学者称，图灵测试实则是在呼应维特根斯坦的论证方式，只不过他用的是“模仿游戏”的手段，让计算机来现身说法。早在1936年，图灵就意识到打字机的缺陷是没有阅读和记忆的功能，满足这些功能的“打字机”正是计算机的雏形。通过回顾图灵和维特根斯坦在1939年“数学的基础”课堂上的争论（载于Wittgenstein’s Lectures on the Foundation of Mathematics, 1939），刘禾教授指出维特根斯坦解释了语言对思维的局限，而图灵则认为定义本身在计算机问题上不能作为论述的基础。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数字游戏和图灵的模仿游戏之间存在着互动（模仿游戏本身需要数字和语言游戏作为立论基础）。
数学的哲学基础可说是晚期维特根斯坦最关心的问题，而此问题在西方哲学中最早是在罗素（Bertrand Russell）与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合著的《数学原理》中提出的。《数学原理》希望将数学的认识根基从人的“直觉”移动到逻辑基础上来，用非实验而是语言论述的方法来进行数学证明，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数理逻辑学。学界常以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兼作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基础，刘禾教授更关心他向前推进的过程。
维特根斯坦认为数学作为宏大而细致的建构，“不存在适用于具体情况而仍然无法预见的概括”。他好奇“为什么我们的理性可以识别问题，但无法识别其答案”。罗素等人认为逻辑立基于日常生活经验，但维特根斯坦却以经验和语言的局限性否定罗素。他认为语言和符号就是齿轮和指针等机械，但关键不是抓住机械装置的运作过程。仅仅观察齿轮和指针本身并不能比移动指针提供更多的信息（亦即打开和观察大脑并不能发现思考的过程），“外部”和“内部”都是形而上学的建构。事实上，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解释仍然是对符号的解释。哲学家“不可抗拒地被诱惑要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形而上学，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只会把哲学引向黑暗。
最后，刘禾教授简要阐释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此处的语言略同符号，包括“文字、数字、图像、图表、逻辑符号、方程式甚至涂鸦”；而语法实则是规则，也可以是惯用法乃至思想的边界。在语言游戏之中也包含词和词义（word and meaning）、数和数字（number and numerals）的区分，语境和哲学定义的不同都会影响我们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
维特根斯坦去世后，剑桥AI实验室的科学家们进一步回应并发展了他提出的人工智能哲学问题。研究者发现，和英语对应的俄语和汉语词有很多，如何确定不同语言里词语意思的边界就成为关键。在之后的第三场讲座中，刘禾教授将会进一步讨论人工智能发展中符号本身的哲学危机，以及汉语中“字”和词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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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93）剧照
维特根斯坦的一大特点是，他的哲学思想多是在授课和学生提问交流中生发的。刘禾教授在讲座结尾提供了简目，方便观众查阅近年得到广泛整理出版的维特根斯坦课堂笔记。她也对维特根斯坦著作的翻译事业寄以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