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一过，这个年就算过完了。丁酉年已经落幕，戊戌年悄悄开启。
两个甲子以前的戊戌年，中国的改良思想家们开始了由内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救亡运动，史称“戊戌变法”。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说，变革是常态，否则就会走向消亡，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天下，皆是如此。而这个变革中主要需要变化的，就是关系。
男女从恋爱开始，形成婚姻家庭，然后有子女，并不断寻求变化，以维持家庭的稳定。
企业不断调整组织结构，更新产品线，配置固定资产，以在市场求得持续发展。
国家需要变革经济基础，不断重建上层建筑，打破阶级固化，否则就会被内部矛盾打垮。
天下也是一样，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国与国关系也在变化，以消耗稳固而积累的社会矛盾。
由此，关系不断在随时代而变化，阻碍是它，推动也是它。
关于中国的变革
其实在戊戌变法之前，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不乏能人志士反思，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救这个民族于水火。
首先就是一批封疆大吏，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史称洋务派。他们觉得中国的问题，首先是武器装备的落后，进而再思考发现是工业没有基础，所以需要通过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教育，然后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此，他们先买枪炮，后又兴建新式工厂、铁路、学堂，希望以此来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
洋务运动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北洋水师当时号称全亚洲战力最强的舰队，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枪炮落后的问题，因为农耕文化下的北洋水师指挥系统，战力基本无法发挥。所以，1894年，在中日甲午海战的败局下，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因为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千百年来的形成的生产关系，这生产关系从每一亩土地开始，从农民到地主到京城的贵族，顽强且坚固。在几个城市兴办几个工厂，几条铁路，并不能获得由这根深蒂固的生产关系带来的支持，因而杯水车薪。
于是康、梁认为，不改变政治制度，光靠兴办产业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所以他们要求精简政府机构，启用新人，提倡言论自由，并企望实现英国的宪章革命，采用君主立宪制，为中国带来新的变化。
不幸的是，他们尚夭折在变法的初期，因为他们还未预料到这变革带来的强大破坏力，任何以外在的力量希望改变内在的生命，都是毁灭性的，也必将带来巨大的反抗。以致到戊戌变法宣告破产的时候，谭嗣同刚意识到自变法有流血，请从他始。
谭嗣同的牺牲只是后来千百万志士牺牲的缩影，但却有效果。八国联军打进来了，把清朝一众统治者赶到西安，美其名曰“西狩”，实则奇耻大辱。慈禧在此时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自八国联军撤离后回京开始，她开始酝酿改革，于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启动新政，并也表现出愿意立宪的决心，但是自身就处在这利益链的顶端，使其难从根上革了自己的命，最后也只是止步不前，弄得不伦不类。
然后就有了孙中山，他认识到，如果有能救亡中国的途径，那首先是革命，只有革命把这个清王朝推翻了，才会有基础来改变这一切。所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集聚到针尖上爆发，其蕴含的破坏力，一举推翻了清王朝。
但是推翻了政府，不代表推翻了生产关系。这残余的力量依旧顽固，在推翻后，应具备了从根本上救亡民族的可能，只是那时我们仍不清楚，其症结在哪里，生产关系不会随清王朝的垮台而瞬间土崩瓦解。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但如何摆脱千百年来仅仅是改朝换代的宿命，而是真正从根本上推翻这破旧的生产关系，这才是当下的主题。
由于没有真正推翻这生产关系，使得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军阀轮番窃取，各省的军头们开始通电全国宣告起义，然后合纵连横，直指京城。所谓城头变换大王旗，但实质是一样的，大家都以投机的心态，打着革命的大旗，妄图巩固自己好不容易借机爬在传统的生产关系的食物链顶端的位置而已。
但是辛亥革命确实有威力，至少激发了一代文人的思想，所以，1919年我们有了五四运动，新文化开始竖起了旗帜，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根源不在产业，也不在制度，而是在文化上如何接纳科学与民主，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胡适先生和陈独秀先生就是其倡导者，胡适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终其一生都在做此事，并且真希望从一个又一个问题开始解决，也正是因为希望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和陈独秀分道扬镳。一个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一生都在与旧文化斗争，甚至是其所有的著作，都只是其新文化斗士的注脚。
但是文化的改变岂是易于，最终也无法推翻整个生产关系，因为当其往下深入的时候，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就要压迫它，而少数人的变化并不足以撼动文化这艘大船向前行驶，而又无法将其凿翻。
1925年，毛泽东写了堪称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纲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从生产关系入手，先穿透时间的迷雾，看到了未来的生产关系变革，然后再细致研究当下的阶级，将如何在未来的结构下自处。从这个角度上说，毛泽东像是一个穿越者。他明确地指出了在未来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有的阶级要退出历史舞台，比如大地主阶级，有的要站上舞台，比如工人阶级，有些在一旁伺机要窃取革命果实，比如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些是历史洪流要碾碎却无路可走的，比如农村的从业者，只能寄希望于革命让他们能成长并找到平稳过渡的方式。
自此，共产主义革命拉开帷幕。这革命从农村开始燃烧，迅速席卷大地，并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下的生产关系。这个关系一旦瓦解，所有的革命基础就都有了，剩下的仅仅是如何夺取全面胜利的事了。
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时给全世界所有的感觉就是不相信，一百多年的被动挨打落后，怎能凭一句话就站起来呢？但他们并没有看到，因为这个国家的旧生产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即将到来的工业化进程裹挟着旧关系瓦解时爆发的强大力量，让这个新中国在十几年间创造了无数的奇迹。
经过了两个五年计划的发展，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65年，原油已全部实现自给，一批重点建设项目的完成，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农业用电量增长了70倍；高校毕业生达到140万人。特别是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使中国进入有核国家，国防战略发生质的改变。
历史将新旧文化推向了决战的战场，一次十年的大决战，其实并非人祸，而是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对决。抛开这场浩劫对个体带来的伤害，其实人为发起这一场文化的革命，使得旧生产关系中最后依仗的那一点传统烟消云散。而通过这一场革命，也使这个民族神奇地把其几千年文化生命中那些存在着却腐朽寄生的癌组织全部都切除了，剩下的反而都是活力了。
有了一个全新的稳固的生产关系，就要开始释放它的能量了。所以，我们开始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壮阔诗篇。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毛泽东出身农村，一直也在践行其最早希望把农民带向新时代的初心，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情也着实为中国的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知识青年的牺牲，城市和农村之间将产生巨大的鸿沟，而这个鸿沟也将横在高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使中国的发展陷入无人可用的泥潭。
在这个新的生产关系下，我们接受了工业文明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推动作用，并在共产主义的前进进程中，一边手抓中国文化，一边手握资本，开始了有目的有计划有成效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全世界的资本也涌入中国，希望在这列高速前进的列车上分得一杯羹。
关于西方的变化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也在这一百多年间，经历了几次变革。从最初的掠夺资源和贸易的殖民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到生产资料的全球化，最后演变为金融帝国主义。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美国退出金本位，到宣布石油与美元挂钩，资本的力量在愈发强大，手段愈发多样，统治方式愈发粗暴，而流通愈发迅速，美国也在这个变化中脱颖而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旗帜。
时间来到了2007年，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使得全球爆发了又一次的经济危机。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其只能如天体的坍塌一样，越来越致密，最后成为致密的黑洞，不仅吞噬周围的一切，也吞噬了自身。
这次大危机的波及面之广，难以预计，从金融危机到主权债务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像生了一场大病，已至奄奄一息。
金融的不断创新，使得美国已经站在了资本主义食物链的顶端，资本已经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且流通速度已臻极致。在这样的割韭菜机制下，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又越来越难，终于爆发了全球性的危机。
当前的全球危机
这一次的全球危机，情况极其复杂。本来在这样的危机前，仍然是可以通过割韭菜的方式消化，这也是帝国主义的变种，即以战争、科技、金融等方式摧毁一个有序的经济体，从而获得系统由于越来越有序而承受的崩塌压力，释放矛盾带来的破坏力。拉美经济的停滞，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是典型，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直至今日，台北的建筑还是停留在90年代末期。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一次的韭菜是中国。
中国这颗韭菜和历史上其他的韭菜有非常明显的不同。第一个是中国巨大的体量、纵深的市场，使得这颗韭菜割起来需要酝酿更长时间，投入更大资本。第二个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和智慧，使其对割韭菜这件事本身有深刻的理解，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是割韭菜的高手。春秋里还有“服帛降鲁梁”、“买鹿制楚”、“买狐降代”的记载。所以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就秉承资本的宽进严出政策，并且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强调宏观调控，时至今日国内巨大的市场为这样的政策提供了更多的话语权。
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最后以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拉动各国生产需求而告终，战争确是解决危机的好手段。但是，当下中国的军事实力，使得战争难以成为割韭菜的辅助手段，毕竟两个这样的国家发生战争，给世界带来的是毁灭性的打击，加上核威慑的作用，使得爆发世纪大战的可能特别是在中国本土爆发的可能微乎其微。
中国的意识和文化形态也使得我们和西方世界有天然的屏障。中国文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绵延几千年硕果仅存的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文明，这个文化有极强的韧性，像郭兰英歌里所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大河流淌着，浸润着土地，冲刷出平原，任是修水库还是炸大堤，也无法真正改变其的本质和走向，历史上多少外族都试图来统治它，最后被同化，被融入，成为了这个文化的一份子。但它何以如此有生命力？是因为总会在最危难的时刻，有一批像曾左李、康梁、孙文、毛泽东这样的从文化内部脱颖而出的人，以胸怀天下的抱负，推动了文化由内自外的变革。
这才是变革的最终状态，变革从来就不应期望由外部打破。
区块链的现实意义
区块链是目前最火的概念了，也是当下大家认为可以解决这次危机并且实现理论创新最好的工具了，所有人都认为，这是颠覆性的。
区块链生于这次全球化危机的中期，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资本的全球化已臻极致，割中国的韭菜又无法实现，所以需要有新的工具出现，帮助这个世界渡过此危机。
区块链在这次危机中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一、解决全球性危机中资本的流动性问题
虚拟货币不与任何法币挂钩，却成为了一个流通的渠道，整个虚拟货币世界已进入了5500亿美金的资金，并且还在高速增长，而且这资金天然就是来自全球的，并且随着应用场景的增多，将会逐渐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加快资本在实体经济中的流动。但是这个效果我们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到目前为止，区块链的应用还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影响也未深远。但从长远看，在这次危机中，是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的。
二、成为大国续命的工具
大国以石油、枪炮和金融为工具，割新兴经济体韭菜以续命，但全球危机下，重要经济体都实施保守的货币政策，对资本流向采取控制手段，导致资本很难受强权导向由新兴经济体回流。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虚拟货币为工具，加速对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的颠覆，就如速效救心丸，能够让西方大国赢得洗牌前残喘的时间。
三、成为打破阶级固化的武器
任何新的格局，如果不能打破现有的阶级固化，一定是不能成型而被扼杀在摇篮中的。且不要看目前虚拟世界中的掠夺，这是暂时的投机，其实区块链更大的作用反而是动摇目前的利益格局，使得利益链条从最底层的应用上崩塌。
所以，如果区块链未来承担了改变世界使命的话，必不会像今日币圈的炒法，因为这样的方法只会加速危机的蔓延，利益格局不打破，矛盾无法得到释放，加速了小国的覆灭，但同时危机也会就此升级，最后演变到一个谁也无法驾驭的地步，几个大国间提早正面交锋，这其实是每个大国都不愿看到的。
但是区块链改变世界的道路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就目前看来，需要有前赴后继的牺牲。我们不妨猜测一下，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还会有哪些坎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