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世卫组织
（WHO）
执行委员会紧急开会——
数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让美国退出世卫组织。
失去一个创始会员无疑是一次重击；2022-2023年期间，美国的贡献约占世卫组织总收入的1/6。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在向执行委员会的主旨演讲中呼吁“开展建设性对话，以维持和加强世卫组织与美国之间的历史联系”。即使特朗普回心转意，他试图让美国退出的决定也应被视为一次警钟，提醒世卫组织其余193个成员国必须行动起来。
世卫组织不能再让自己如此依赖某一个捐赠者。
世卫组织当前面临的一个难题是，这个组织做的工作很难简单地概述出来。它是世界上协调国际公共卫生工作的唯一全球权威机构。
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世卫组织仿佛是一条生命线，提供了可负担的药物和疫苗、质量标准，帮助提升医疗保健水平。
当世卫组织的行动遏制住传染病扩散时，所有国家都是受益者。
世卫组织的标志性成就是在1980年消除了天花。
自那以后，全世界的政府将监测和控制传染病暴发的责任交给了这个组织。该组织与各国卫生系统共同促进良好健康，制定疫苗和治疗标准。久而久之，世卫组织通过一个
（仍相对较新的）
首席科学家办事处，将科学和证据纳入它的决策过程。
美国2022-2023年的贡献约达13亿美元，这些资金资助的工作帮助遏制了传染病暴发，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邻国的猴痘疫情，以及卢旺达的马尔堡病毒病。在抗击埃博拉病毒以及向冲突地区提供人道主义和紧急健康协助的工作中，美国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功莫大焉。
但美国退出后留下的资金缺口可由世卫组织其余成员国——特别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以及慈善基金会填补。
去年11月，由于预料到了美国可能会退出，世卫组织领导层额外争取到了38亿美元的捐赠承诺，这些钱将用于覆盖该组织到2028年另外所需的71亿美元。这些承诺必须立即兑现为银行中的资金。过去，一些捐赠者曾建议世卫组织的管理方式进行结构性改革。而在这个危急关头，应当考虑这种改革是否已是当务之急。
和大部分大规模多国机构一样，世卫组织也很复杂。
它既是专家领导的标准制定机构，也是一个缓解实际痛苦的组织。
与此同时，它又是政治的：世卫组织的领导人由各国政府在世界卫生大会
（World Health Assembly）
上投票选出，世界卫生大会类似一个由卫生部长组成的议会。这意味着，候选人需要为这一职位竞选——就和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的六位选举负责人一样。世卫组织的每一任总干事，从首任的布罗克·奇泽姆
（Brock Chisholm）
到现任的谭德塞，都需要在这样的政治框架内行事。有人建议将世卫组织的政治和技术职能部门分离开来。但是，除非得到世卫组织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这在当前的地理政治环境下很难——否则目前的架构是不会变的。
话虽如此，今天的世界已不同于世卫组织成立时的1948年。泛美卫生组织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这类成熟的区域性公共卫生组织一直有新成员加入，尤其是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帮助制定医疗保健标准并管理其落实情况。慈善组织也是一个资金来源。这些有益的发展帮助分担了之前主要由国家政府和世卫组织肩负的重任。
疾病不懂边界，尤其是传染病。
这是世卫组织之所以是一个全球性组织的原因之一，这也意味着全球都有责任来资助这个机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成为世卫组织的最大贡献国无可厚非，我们希望美国能尽快重新加入世卫组织。但如果各国诚心想要并重视一个以全人类健康为宗旨的机构，那它们都应该为之付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