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晓芒 来源：中国好学者
原编者注：4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在武汉大学“素质教育讲堂”做题为《当代中国的第三次启蒙》演讲。邓晓芒认为在五四运动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次启蒙运动中，思想精英的目标主要在于治国、平天下，充满过激的心态，特别是对政治权力的诉求，启蒙只是“救亡”或“振兴中华”的工具，最终以失败告终。
启蒙需要社会和经济基础，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不发生根本改变，即使启蒙精英们大声疾呼，仍无法在底层民众中得到回应。随着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和人口流动发生根本改变，正在发生的第三次启蒙就需要知识精英对社会改变做出回应，邓晓芒表示，如果知识精英漠视社会呼吁，就是失职。
1、五四运动思想精英以民众“监护人”自居，居高临下进行启蒙，致启蒙失败。
2、八十年代启蒙精英更看中为政策提供参考，为改革开放设计蓝图，但遭到惨败。
3、前两次启蒙失败是因传统生活方式未变，精英大声疾呼却在底层民众找不到回应。
4、第三次启蒙要面临三个任务，唯一出路是有意识贯彻普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
一、五四启蒙的失败
——知识精英居高临下以民众“监护人”自居致启蒙失败，最终导致新的造神运动。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史上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启蒙运动，一次是“五四运动”，一次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两次运动有共同之处，都是昙花一现，来势虽然很凶猛，但随着政治形势的转折，马上就消沉，甚至遭到批判或清算。
到了今天，国人在政治上绕了一个大大的圈，从八十年代算起，有了整整一代人新的记忆和经验，才发现启蒙仍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二十世纪的两次启蒙运动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都是由某些民众的“监护人”或者说知识精英，居高临下对老百姓进行启蒙，把民众当做儿童进行引导、教育。按照康德对启蒙的定义，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康德认为启蒙就是运用自己的理性，走出自己未成年的状态。
启蒙是知识精英以民众“监护人”自居，把老百姓当儿童看，恰好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知识精英自以为从西方接受一整套启蒙口号和价值观念，就掌握了绝对真理，有资格成为民众的启发者和新时代的圣人。这些人一方面自己没有经过真正彻底的启蒙，只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的和社会变革的需要，而引进一种现成的思想符号或者工具；另一方面，他们眼中的民众仍然只是未成年人，必须要受到他们的教育，民众不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判断是非，只需跟着他们走就能够成就伟大，推进历史进步。
这些自认为是启蒙的思想家们，当年用各种方式启发群众、发动群众和领导群众时，实际已经是一种反启蒙的动作。尽管他们所喊的口号和所引进的观念是启蒙的，但做法是反启蒙的。他们总是以追随群众的人数作为启蒙成效的标准，启蒙运动为什么总是特别关注表面的轰动效应和政治效果，而很少深入理论本身？启蒙思想家们写的很多东西基本都是拿现成观念唤起民众，而对于这些观念在理论上的来龙去脉，真正含义是什么，往往不加深究。
因此，第一次启蒙运动很快被“救亡”所代替。李泽厚讲，救亡压倒了启蒙，这是一个必然趋势。因为启蒙价值在救亡方面作为工具，远不如传统东西更重要，在救亡方面基本还是靠传统内容，不管是国共两党，还是某个领导人，都是应用传统的东西。
事实上，一部分启蒙思想家按照他们的启蒙逻辑，先是把大众当做儿童，然后以追随的大众人数作为启蒙成效标准，进一步就走向大众的崇拜，也就是今天所讲的民粹。所谓民粹主义就是民众精英引导大众，同时又崇拜大众，大众崇拜甚至导致愚昧崇拜，因为大众不成熟，虽然力量很大，但思想上不成熟，怎么引导？就必须要阿谀、崇拜大众，乃至于崇拜愚昧，当大众处于愚昧状态的时候，知识精英们就崇拜愚昧，走上这样一条路，最后走上新的造神运动。
启蒙运动变成造神运动，以造神来启群众之蒙，这是一个悖论。本来启蒙运动是要打倒那些神，批判宗教，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结果最后又走向造神。我们陷入到一种民粹主义的幻觉，幼稚等于美，盲从等于力量，愚蠢等于觉悟高。第一次启蒙就这样被压倒了。
二、八十年代启蒙的失败
——知识精英眼睛朝上疏于反省政治之外的国民性等深层问题
第二次启蒙就是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虽然摆脱了“救亡”的干扰，在历史和文化层面与前一次启蒙相比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但是在对普遍人性的反思方面，仍然没有达到西方启蒙运动的深度，只有一些道德和情绪化的批判。
八十年代的启蒙批文革、批四人帮，思想解放等，带有很多道德化和情绪化的色彩，很少运用理性，对引进的西方思想进行普遍人性层面的反思和追溯。八十年代的启蒙没有达到这个层面，启蒙者归根结底只不过是“西化派”而已，把西方传来的东西当圣旨。
第二次启蒙的总体倾向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状态，知识精英眼睛朝上，希望自己的大声疾呼能够在民众中引起轰动，最终被掌权者听进去，当然也代表人民说话，但是他们只代表了人民对领导和上面政策的消极等待。
当然，启蒙还是有成效的，总比什么也不做，总比复古倒退要强。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弱点就是没有在理论层面从人性的普遍本质中寻找根据，因此，进入九十年代，启蒙的声音忽然就沉寂了，为什么会忽然沉寂？因为当时的人们把启蒙只是看作一种技术性的方法，一种策略，而中国的问题似乎用传统方法解决更有效，这与第一次启蒙情况是一样的。
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并没有内化为中国人人性中的必要层次，如果内化为这样一个层次，就不存在所谓超越、扬弃，所谓反启蒙，哪怕在现实中效果并不好，比如由启蒙运动所造成的法国大革命血淋淋，非常糟糕，但启蒙思想成为广大人民人性结构中的一个层次，不会被抛弃，他们已经跨过了那个阶段，要回也回不去了。
但是，启蒙在中国八十年代还是被人们再次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弃了。普遍说法就是启蒙没有出路，所谓没有出路就是没有效果，没有让中国强大起来，所以就抛弃了启蒙。
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的两场启蒙运动，也许是受到中国传统知行合一的影响，启蒙思想精英几乎每人都想借助思想文化观念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尤其是解决政治上面的问题，有一种政治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倾向。五四运动的启蒙先驱有这种倾向可以原谅，因为他们面临民族危亡，确实是每个中国人的头等大事；到了八十年代，启蒙精英仍然用同样的心态，造成轰动效应，而疏于反省政治层面下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文化心理问题、国民性和人性问题，最终造成一种误导。
启蒙思想在八十年代精英那里，有两大功能：一是清算以往的封建思想残余，应该说这方面取得可观成就；另外，他们更看中为当前政策提供参考，为改革开放设计蓝图，这一方面他们遭到惨败。
二十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通常认为自己把握的真理是绝对的，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都是阻碍历史，都应该打倒，热衷于把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但这些人其实都是文人，应该提倡宽容，观点不同也不能够一棍子把人打死，要让别人说，要倾听，自由讨论，把问题推进到学术层面，当做学术讨论。
八十年代的启蒙缺乏这样一种氛围。五四运动时期的启蒙要做这一点不太容易，而八十年代启蒙本来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不管五四运动，还是八十年代，中国启蒙思想家看来看去更像是一些谋臣或者是智囊，不像西方的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比如卢梭和康德那样隐居起来，独自一人思考人性的问题，不在乎那些表面的效应。
中国启蒙思想家的目标在于治国平天下，把衡量理论的标准放在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上，借用政治的操纵，堵塞了启蒙思想本身的深化和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启蒙运动充满过激的心态，特别是对政治权力的诉求，都希望自己能够在政治方面更上一层楼，因为掌握了权力，他就可以推行自己的那一套想法，恰好缺乏的就是宽容精神和理论精神。
三、启蒙的基础
——前两次启蒙失败因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未变得不到底层民众回应
中国启蒙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在启蒙的大门口徘徊，八十年代的启蒙也不过是旧话重提，每一次转一圈又回到原地，没有实质性进展。我们只是把启蒙理解为一场运动，中国人对“运动”都很熟悉，运动过后没有出路，于是又退回原地，甚至反启蒙。
中国当代的启蒙为什么总是停留在启蒙的门口？我们总是受到传统的束缚，不由自主把启蒙思想混同于中国传统的叛逆思想。启蒙思想进入中国当然是非常异端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奇怪的、不相容的，也是叛逆的东西。叛逆的思想在中国传统也有，比如老庄、魏晋名流和明清异端（比如王夫之）等。
中国传统的叛逆思想与西方近代的启蒙思潮有一点是相似，他们都反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强调个性解放和个人独立。五四启蒙思想正是从这一点切入，使得当时大批新青年趋之若鹜，我们可以翻一翻当年的那些文本，感受一下五四时期的氛围，新青年从家庭中走出来，走向社会，抗婚、逃婚等等，都是一种个性解放。
但是，个性解放如果没有普遍的理性作为基础，而只是一种个人气质和性情，甚至只是青春期的生理骚动，是不会结果的，随着年龄增长，就会回归原位，不会内化为人性中必然的层次，只是过眼烟云，甚至变成物欲横流，为所欲为。
这样的启蒙当然没有出路，运动过后，就会陷入黑暗，陷入没有出路的绝境。五四运动的启蒙与西方启蒙相比，一开始就面临先天的不足，缺乏理性精神，不像西方启蒙有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做铺垫，而我们的传统是古代自然性情，即“狂士”，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很独立，不受约束，但没有积极的目标，最后把一切都搞乱，注定要由儒家正统收拾局面。
八十年代的启蒙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最终走向复古倒退，也是必然，没有建树，没有新的创造，只是拿西方思想作为口号，舞弄一番，最后无法收拾。
二十世纪的两次启蒙都没有真正领会和吃透启蒙的含义。他们只是抓住启蒙运动表面、可操作的口号，把它转变为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治国方略或者是政策，任何口号都没有办法根本改变中国传统几千年既定的格局，用口号能改变中国现状吗？恰好相反，这些口号甚至可以被利用拿来大搞专制主义复辟，比如文革。今天回过头来看，谁还认为文革也是一场启蒙运动？文革大搞愚昧，大搞造神运动，扼杀任何一点启蒙的苗头。
这两次启蒙最后都销声匿迹，失败了，根本原因就在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国情的基础仍然是自然经济，精英们大声疾呼，但在底层民众中找不到什么回应，精英们只是在知识分子中有一些拥护者，百姓的日常生活，仍然是基于自然机制上的小农生活，小农人格没有独立，依然渴望一个救世主，或者高高在上的精英，来稳定人心。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情发生巨大变化。当年梁启超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时还不算，底层没变，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没变，农村没变。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几千年传统的自然经济已经解体，数以亿计的农民离乡离土进城打工，城市化成为整个国民生活的重心。80年代基本还是自然经济，现在农村种田都与市场挂钩，不管种子、农药、化肥、技术、销路等。在这一过程中，暴露出各种各样的矛盾，靠传统的那套方式已经完全没办法解决，必须要引进市场经济的一整套普遍原则，包括市场经济运作规范，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以及伦理道德中的普世价值。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将来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这也就需要考虑当代社会的第三次启蒙。前两次都失败了，有历史原因，思想根源等，但最根本的是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了启蒙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它也为今天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应对新的形势。
四、第三次启蒙
——社会根基发生变化底层民众向知识精英发出呼吁
我们已经反思了前两次启蒙，那么，第三次启蒙与前两次有什么不同？第三次启蒙正在发生，最大特点就在于不再是少数知识精英从国外引进一套最新知识体系改造社会文化，而是中国社会本身从根基上发生变化，已经向知识分子发出强烈呼吁，要求他们为新的生活方式建立规范，提供意识形态的根据。
与过去两次启蒙相比，过程倒过来了，以往是一些知识精英高高在上，发动群众，想要改变社会，而今天是老百姓遇到问题，从底层向知识精英们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提供理论根据，建立理论规范和模式。是不是回应这种呼吁是当代知识分子能否实现自己学术良心的试金石。社会已经提出呼吁，精英们躲在象牙塔，躲在故纸堆中，漠视底层发生的重大改变，就是失职。
与此相应，第三次启蒙必须在理论上比前两次有重要的推进，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它不再只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不是一些激动人心的口号，而是非常实在的。
以前的启蒙精英的呼吁和民众的生活是“两张皮”，五四运动能够鼓动民众，一是抽象的爱国主义，一是亡国灭种的依据；而八十年代启蒙是依靠振兴中华的理想。现在再去鼓动老百姓，人家不听了，民众看实在的内容，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看你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