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复旦大学学者如是说

文章来源：柯蓉科学网博客

今天我想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自己对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一点心得，这次活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回答存在于很多同学心中的一些困惑。在和同学们的交往中，很多人都对经济学是什么，以及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等问题充满了疑问，也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与经济学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心存疑惑。这促使我系统地去总结自己对于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一些看法。在今天的谈话里，首先，我们来谈经济学是什么？然后我将先后谈到经济学与历史、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将谈到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最后，我们再回到经济学与中国问题研究这样一个与我们每个人都相关的问题。

大家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最常接触到的一个定义就是，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学科。事实上，一个更为一般的定义可能是，经济学是以理性的假设作为逻辑起点，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学科。因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早已经不再只是在一套行为假设下来研究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了，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人类行为的本身。当然，经济学关注人类行为本身的目的最终仍然是为了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

这里又牵扯出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学生问我的问题，也是很多学生不明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可不可以就单纯是“If A, then B”的科学？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一个反问，如果你给我看一个经济学理论，除了“If A, then B”的数学证明以外，什么都没有，我怎么判断这个理论作为一个经济学理论是否正确（或错误）？不难发现，经济学作为一门被科学化了的社会科学，要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正确（或错误）无非是靠两点：第一，看它的起点，也就是假设是不是符合现实，当然，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学理论的假设是否符合现实只能是基于经验性观察，而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建立在可检验的事实基础上；第二，就看它的终点，也就是结论是不是符合现实，是不是能够被实证研究所支持。你看，如果你真地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话，要检验它是不是正确（或错误）仍然要回到人类社会和真实世界中去。数学的证明只能保证“If A, then B”的过程本身是正确的，但却不能保证这个过程与现实是相关的。更进一步地来说，如果你一开始的起点就错了，数学是不可能带你走向正确的终点的。

第二个相关的问题是，经济学是不是可以脱离社会经济现象而存在？既然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那么我可以从数学上定义我要研究的行为，于是我就说，因为我定义了这样一个行为，我就来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谈到这个问题时我问我的学生，如果离开了社会经济现象，你怎么来刻画和定义人的行为？如果你要说明自己所定义的人类行为的确是人类的行为，那么，你仍然需要借助于现实世界的社会经济现象来告诉大家，你定义的人类行为的确是存在着的。如果你说明不了这一点，那么，就算你用的数学的确“证明”了一些东西，你仍然只能说它是数学，而不是经济学。

经济学是不是If A, then B的科学？你对研究对象的定义是不是可以脱离现实而存在？希望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能够帮助大家把“到底经济学是什么”理解得更为清楚。

接下来我要谈到经济学与其他的学科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经济学与历史。很多次我碰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姚老师的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经济学跟历史学从本质上来讲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史实是怎样的。它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一个跨越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上千年的大尺度的历史。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来讲，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的事实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跟史学是没有什么本质差别的。如果说有差别的话，只不过是经济学更多地借用了数学和统计的工具而已。再有就是历史学研究的大多是过去的事情。十年二十年以前的事情，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问题，我们可能就把它当作历史来研究了；而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就主要是由经济学研究的了。再过十年、二十年来看我们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历史研究。经济学与历史还有一个差别就在于历史关注的现象时间跨度比较长，是大尺度的；相对来说，经济学关注的历史长度没有那么久（除了经济史研究以外）。但在一些比较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里，大尺度的历史也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特定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往往都来自于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现在让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经济学的发展。在经济学被现代化的过程中，马歇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基本上可以把马歇尔和他所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现代化的标志。在我曾经写过的一篇短文里，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学的现代化和经济的现代化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现代经济学的成长，基本上伴随着从西欧开始的工业革命和民主化进程。如果从历史的维度去理解经济学的发展，你们就会发现，经济学的现代化，其主要研究对象就是所谓“现代性”。什么是“现代性”？在西方的学术语境里面，把“现代性”理解为四个词：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尊严。这种现代性开始于十八、十九世纪，是以英国和西欧为中心的西方世界的现代性，后来又变成美国的现代性。仔细去体会现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你就会发现，其实经济学的核心就是论证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现代性的合理性，论证基于个人尊严的自由选择下的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就是，这样的现代性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宏观上，则体现为经济的持续增长。

现代经济学从马歇尔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学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一元化的过程，其核心就是论证以西方世界为主的现代性的合理性。同时，经济学也经历了一个科学化的过程，其标志就是数学的引入。借助于数学工具，经济学家证明了很多命题，比如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第二定理，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等等。经济学后来的一些新发展是和经济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产生于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而六十年代以后的新自由主义直到现代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又产生于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反思。

二战以后，亚洲经济的腾飞，特别是日本经济的成功，曾经一度引起西方经济学家的浓厚兴趣。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亦即日本经济有可能超越美国的历史阶段，日本经济和亚洲其他经济的繁荣是不是有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种新的现代性的模式，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不幸的是，日本和其他亚洲经济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不像八十年代那些么风光了。日本经济经历了非常严重的衰退，再后来又出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曾经一度被经济学界认为是遵循“亚洲模式”的那些新兴的工业国，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大的挫折。关于亚洲经济的研究就不是那么热了。不久前，我在北京参加“北京论坛”，碰到日本学者佐藤宏，我和他一起探讨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对于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研究热度不再，对于经济学来说可能失去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亚洲的经济，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的经济，其实没有被好好地研究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亚洲模式”是否有可能开创一种新的现代性的问题，没有在经济学界得到很好的解答。

接下来的问题是，经济学的研究有没有潮流？我刚才提到经济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曾经由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后来又兴起了新自由主义，直到最近十多年新古典宏观成为宏观经济学的正统，包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注亚洲经济再到八十年代末这一研究热潮减温，这本身就说明经济学研究实际上是有潮流的。亚洲经济研究的热潮及其减退可能会让大家认为，经济学研究的热潮可能跟经济成长的绩效有关。实际上不仅如此。我再举一个例子。在2002年时，我跟几位复旦的老师和同学一起在武汉大学听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拉丰讲他的激励理论。拉丰是数学天才，而且他也是一位大量运用数学工具的经济学大师，他研究的理论本身也是非常主流和一般化的理论。当时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有些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后来不再受人关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忽视了经济学研究是有潮流的。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眼光始终是停留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学术生命最辉煌的时期，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大家关注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里又牵涉到一个问题，什么是学术研究的价值？学术研究本身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学术就是一个生产知识的过程。学过经济学大家都知道，投入给定情况下要最大化产出，放在学术的语境里就是，同样做一项研究、写一篇论文，你要想你的研究有多重要？对经济学有什么贡献？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做研究，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在你开始做研究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想，你的研究为什么重要。而这都应该在你的文章的引言（introduction）部分体现出来。不久前John Giles来我们这里做一个讲座，也特别谈到了这个问题。

再回到经济学为什么有潮流这个问题。当你去论证你的研究重要的时候，你无非要说两个方面。第一，它在实践上是重要的。为什么一个问题在实践上可能成为重要的呢？可能它对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或者在一个具有足够普遍性的问题上，你研究的这个问题有利于增加人类的福利。你这个研究的适用性，是否足够一般？是否适用于足够多的人？这本身就是体现其重要性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从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一直到现在，大家主要关注西方的现代性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到目前为止，人们仍然相信，西方式的现代性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方式，而且它所覆盖的经济规模占到了世界的绝大多数。为什么中国问题现在越来越受人关注呢？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国经济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同时，中国的很多问题还有一般性，不光对中国有用，对于发展中的其他很多经济也有用。由于大家关注焦点的变化，就可能导致学术研究文献的潮流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一流经济学家关注中国经济，国际主流期刊上发表的与中国问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经济学文献也越来越多。如果你研究的问题是大家在文献里面已经关注的问题，那么你就更容易去论证你的研究的学术价值。所以实践的重要性带来学术的重要性，学术的重要性给你的研究带来很好的背景。

讲到这里，我要借用马歇尔讲的一句话。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讲道，“经济学像生物学一样，它所研究的东西，其本性内部结构和外形都是经常变化着的。”而马歇尔的很多后继者，特别是很多自认为是马歇尔的继承者的经济学家，往往忽略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理论里强调过经济学是在不断变化着的。

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维度上体现出重大的差异。经济学的发展就来自于对于这些差异的解释，既来自于对于时间差异的解释，也来自于是对于空间差异的解释。虽然到目前为止，主流的经济学研究是为了解释西方的现代性。但是，如果你去看整个世界的话，就会发现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哪怕在同一个地方的不同时期，实际上经济的现象、人的行为、社会形态、制度等等发生着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所形成的差异就包含着丰富的信息。这种差异对于检验既有的理论是否有解释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学的本质是基于人类理性的假说去解释现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就来自于既有的理论不足以解释现实中的这些差异的时候。

为什么当代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关注社会和政治的维度？经济学里有比较经济学(Comparative Economics)这样一个学科。比较经济学的产生，实际上就来自于苏联革命获得成功以后，苏联作为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跟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对比。比较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就是经济学家试图解释是不是存在着另外一个体制――比如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在经济的增长上获得比现代西方式的市场经济更成功的绩效。这成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比较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已经与我刚讲到的经济学的一元和多元有关。后来，苏联由于和美国的军备竞赛，经济上被拖了沉重的后腿，计划经济又非常低效，政党政治也出现了问题，苏联解体了，接着东欧也剧变了。从学术研究来讲，经济学家终于明白了，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比市场经济更好的，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在处理信息的能力方面比市场经济差。经济学家发现，传统的比较经济学好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比较的对象之一──计划经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此时，经济学界兴起了一个新的研究分支，即所谓“新的比较经济学”（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

什么叫“新的比较经济学”呢？新的比较经济学就把人类的市场制度划分为很多类。在2003年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里面，哈佛大学史莱弗教授等写了一篇新比较经济学的文章，它把人类社会制度的形成理解为控制无序和控制独裁之间的权衡，大多数国家制度处在两者之间。他们提出，完全的自由也会带来混乱；而独裁虽然不好，会使人丧失个人尊严，但在控制社会的混乱方面却有优势。通过这样的区分，他们发现，其实人类在自由民主与独裁间进行选择要视每个国家的特定情况。如果对这个国家来讲，控制社会的混乱特别重要，这个国家很可能就选择一个偏独裁的制度；如果这个社会混乱的问题并不大，它很可能选择民主政治加自由市场的制度。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提出，不同制度的存在可能有其合理性。这就直接指向了我前面提到的问题，即这个世界上究竟存不存在所谓一元的现代性。这是我们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在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否可能有一种社会、政治结构比另一种更好？这是新比较经济学问的基本问题。很自然我们接着要问政治结构的问题，因此就要提到新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分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布坎南为首的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有过很大的推动。当时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把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说引入到政治家的行为和政治过程的分析里面。现在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多是基于一个经济的特定的政治结构来看它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比如有学者在研究，在不同的国家里面，大家都是民主制，但投票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是代议制，有的国家直选，那么不同投票方式、不同的政治制度对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不是有影响呢？这是现在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问题，也与前面提到的新比较经济学有关。

我们接着来看社会的因素为什么重要。我要和大家介绍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另一个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在目前既有的经济学主流理论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单独行动的个体，每个人或企业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大家发现，这样的人并不是真正地处在社会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是独自做决策的。这里面有没有不同行为人之间的互动呢？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里面，所谓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借助于市场价格产生的。比如说在资本市场上，由于全球的资本市场是统一的，我在资本市场上买卖股票，实际上是在与处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人在互动。当他买卖股票的时候，会影响股票市场的价格，而价格信号会传递到中国来，于是我在中国根据这个价格信号买卖股票，实际上已经跟处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人发生了互动。在这样一个分析范式里，首先，空间是不重要的。只要市场不是完全分割的，那么不同的人之间就可以互动了。

但是大家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受着周围人的影响。比如说在座各位，你们每天的行为就在受到你们周围同学的影响。如果在一个寝室里有两三个同学喜欢打游戏，剩下的同学也可能跟着打游戏。不管从偏好的变化、信息的获取、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其实你都无时无刻不受别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传统的经济学中是不受重视的。2000年贝克尔和默菲的一本书里讲道，社会的互动作为现实生活中重要的经济现象，长期以来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就提醒经济学家应该重视这一现象。但经济学家一直不重视。为什么不重视，贝克尔说，可能是因为别的学科没有发展出一套强有力的分析技术，来让经济学家重视。这实际上是一个借口，经济学家有“强有力的”技术也没有去关注它。

我要说的是，经济学正在变化。最近的十年里，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ics)的研究正在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新的热点。而其中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是：第一，在理论建模的过程中，把人与人的影响考虑进来，看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怎么影响经济的绩效；第二，在实证研究中，要验证我们认为现实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是真的存在。比如说在学校里存在同群效应(peer effects)，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里面很多人在研究，同群效应是不是真有呢？这是构成教育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重要问题。社会经济学还提出一个有政策意义的概念，社会乘数(social multiplier)，人和人之间因为有互动――比如说现在教室里有一百多个同学，我只要对其中的五到十个同学实施政策――它就会不断放大政策效果。如果社会乘数确实存在，就能够大大提高社会政策的效力。这是在实证研究中的前沿课题之一。

在引入社会互动后，经济学里加入了空间这一维度。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新的学科，即新经济地理学。我个人认为，新经济地理学是与社会经济学一起，把空间这一概念引入到现代经济学研究里的非常重要的学科。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空间集聚现象。比如说，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大家为什么都希望到沿海的地方布局自己的厂？原因很简单，因为沿海地带已经有了很多企业，有了比较好的制度和基础设施，有了比较好的人力资本和市场，于是企业在那里聚集就能获得收益递增的过程，从而引导企业不断向工业集聚地集聚。新经济地理学因而也引入了空间的重要性。经济学从新古典经济学出发，有两波非常重要的革命，一波是引入时间，产生了动态经济学；我想，空间的引入将是经济学的第二波革命。

下面我们可以来谈经济学和数学了。首先我要对我接下来讲的东西提供一个前提：数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不讲这句话，你们就会误解我是一个不喜欢数学的人；其实我非常喜欢数学，至少在十年前，我肯定是我的同学中的数学派。张晏老师曾经跟我谈到这个问题，我对她说，你不用担心，我们现在的学生不会不知道数学有多重要。我相信我今天讲话的环境也一定是这样。很容易理解，因为数学作为一种科学化的工具，它能告诉我们，我们的结论怎么能够严密，分析怎么变得可操作。更为重要的是，数学的功能在于它能够帮我们得到一些凭直觉得不到的结论。比如说，不久前我们在我主持的workshop中讨论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收入差距和政府的俘获的。看这篇文章之前我的想法很简单：这篇文章八九不离十是要讲，收入差距扩大以后，政府就变得更容易被俘获了。果真，这个猜测是这篇文章的结论之一。但是，在数学的分析下，这篇文章到了另一个结论，即社会不均与经济(投资)增长的关系还依赖于一个参数θ，当θ>0.5的时候，投资的成本非常大，收益非常低，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当θ

直觉和数学到底什么关系，经济学家们是取得了共识的：在经济学里直觉非常重要。有了直觉以后，在做一个数学模型之前，应该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故事和逻辑，用数学把这个故事和逻辑写下来。数学的确可以帮助你得到一些结论，但我的经验告诉我，百分之七十甚至百分之八十的结论，可能你在写数学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确确实实有百分之二、三十的结论，如果你不写数学可能你就不知道，或者你知道的很模糊。为什么我这样说？回过头来想想看刚刚讲到的起点问题，如果你相信仅仅依靠数学可以帮你把经济学解释清楚，那我就要问，你的起点是哪儿来的？当你去写你的数学的假设时，当你去假设人的行为决策模式的时候，当你去假设模型中的市场结构的时候──是用垄断的市场结构，还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在不在你的模型里放政府？──实际上你要做的是用数学来表达一个你对经济现实的认识。如果你说我对这个现实没有认识就直接写数学了，那非常危险的一个结果就是你的起点就错了，于是你的结论不可能是对的，哪怕你数学上非常花俏。所以在前一段时间，我在给经济学茶座写一篇卷首语的时候，我就讲，我们现在很多学生做论文，数学全对，但是跟经济学没什么关系。其实我讲的就是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很多同学不大去问所写的经济模型中的假设是否正确捕捉了经济现实中的重要结构和参数。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写数学之前，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重要的？这取决你对问题的理解。比如说，最近我和陈钊老师合作的文章，解释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报告的时候，大家提了很多问题。有的批评者说，你们在这个模型里面，不需要放歧视。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随着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增加，边际上城市治理的成本越来越高，这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很重要的原因。在这篇文章里，如果纯粹从数学角度来讲，完全可以不讲这个，我们可以依赖另外一个机制，即当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越来越多时，只要农村居民的保留工资在提高，也足以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在数学的意义上，我们不放歧视也可以，但是问题在于，你写数学模型的时候，不光是为了解释，解释完了之后你还要去谈政策。如果你要是觉得它的唯一来源就是来自于农村移民出来以后保留工资增加，政府怎么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不知道。而根据歧视来提出政策是很容易的，也是符合现实的。歧视会增加移民到城市里来造成的社会冲突的成本，这时候减少歧视就可以增加城乡的融合，减少由社会冲突造成的损失，从而有利于资本积累，带来城市的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利于增加移民，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你在你的模型里面放什么样的参数和结构，取决于你想说什么。还有人评论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解释很简单，因为城乡间居民的教育水平是不一样的，而且可能城市部门的教育水平提高速度更快，所以收入差距扩大了。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回答的：在我们的模型里面有三个有关中国城市化的现象，第一个现象，移民规模在增加；第二个现象，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第三个现象，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工业化的水平。我们的理论是要同时解释这三个现象，教育的视角至少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所以，你在模型里放什么，取决于你想解释什么和想说什么。

经济学在形式上有了科学的形式，但经济学还不完全是门科学。在科学意义上，错误的假设和错误的理论完全可能得到与数据相符合的结论，在纯粹科学的意义上来讲，这样的研究几乎已经是无懈可击了。但是，在他的假设是否符合现实这个问题的判断上，其实还有一个你信和不信的问题。

接下来我还要特别讲讲“数学之后”的问题。我们很多同学在学经济学理论的时候，特别地注重数学本身。这不是错的，但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你们把数学推导完了，有没有想过在数学逻辑的背后，它的故事是什么，它的经济学含义是什么。这往往是同学们所忽略的。在学习和读论文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忽略这一点，你们学到的就只是数学，而不是经济学。你们在写论文的时候，把数学写完了，写上两个字“证毕”，你的论文最多完成了百分之五十。我这里又要举到上面提到的文章，文章里面有一个参数θ，当这个参数大于0.5的时候，当这个参数大于0.5的时候，收入差距扩大，阻碍经济增长；参数小于0.5的时候，收入差距扩大，投资增加，经济增长加速。这在数学上是可以被证明的，但如果仅限于此，而不去思考这个结论背后的机制，我不知道这对于增进大家的经济学知识有什么用处。你要知道，在数学层面上，只要动一个小小的假设，就完全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因此，脱离经济学机制而存在的数学结论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当你在读文章的时候，看到一些被“证毕”的结论以后，你一定要再问一步，这个结论背后的故事和机制是什么。你把那个故事解释清楚了，才是学到了经济学。

老林，就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在CCER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林。有一次他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讲道：“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因为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必须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重要；在西方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一个变量到底重要不重要，不能从数学模型的推导中得到，只能从个人对社会的了解中得来。如果人文素养不足，就很难掌握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他讲到的“一个变量到底重要不重要，不能从数学模型的推导中得到”，和我刚才讲的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学到底重要不重要？重要，但离开了数学之前的观察、积累和对于经济的理解，光有数学是远远、远远、远远不够的。

（就在我整理这篇谈话稿的时候，我读到萨缪尔森发表于1952年的一篇文章《经济理论与数学──一个评价》，他在文中说，“数学是语言，……基本上，在经济理论的表述中，数学不可能比散文体文字更糟糕，同样，数学也不可能比散文体文字更优越。因为，在深层次的逻辑上（抛开所有策略性的和教学的问题），这两种手段，即数学和散文体文字，是严格一致的。”他还说，“数学既不是使经济理论卓有建树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条件。它可以是一个辅助手段。当然它也可能是个障碍，因为它太容易把一个优秀的文学性经济学家变成一个平庸的数理经济学家。”

经济学中数学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与艺术中的技巧和灵感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样的。2006年的春天，我读到顾城谈诗的文字。他说，“技巧是重要的，但它永远不是主要的”。“你以为自己写得很美了，联想很奇特了，很聪明了，你反而就看不见诗了。我明白了这一点，我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在语言停止的地方，诗前进了；在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前进了；在玫瑰停止的地方，芬芳前进了。”）

再来讲讲计量和案例。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后来发表在《经济学家茶座》上，提到要“把实证研究进行到底”。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都特别喜欢理论。理论的确非常优美，特别是在本科学习的时候，非常容易为理论的优美所倾倒。但是，为什么实证是重要的呢？我有三点理由。

第一点，前面讲到过经济学发展的潮流，到现在这个阶段，经济学的理论已经日趋成熟，理论上有重大的进展已经几乎不太可能。但在很多的领域里，比如说组织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等，我们有太多的理论，而在实证上到底怎么样我们是不知道的。像组织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刚才提到的新经济地理学，这些学科是首先从理论出发的。当一个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我们突然发现，它到底对还是不对我们不知道。所以你们会发现，在这些学科里，实证研究越来越成为热点和前沿。

第二点，经济要应用于现象，最大的功用是帮我们来制定政策。一个理论只能告诉你一个逻辑，但在现有理论里，对同样的两个变量，一个理论告诉你X对Y有正面影响，另一个则相反，那我们相信谁呢？在做经济政策时究竟应该减少X还是增加X呢？如果X是政府的一笔钱，我到底是用来缩小收入差距，还是增加监狱呢？在教育经济学里，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政府应该把钱用来缩少班级规模，还是对师资进行培训呢？这里涉及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即有限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政策制定者特别需要知道，在作用相反的理论逻辑下，我们看到的净效应是正还是负？这个问题理论无法回答。另外，就算两个政策渠道作用都是正的――比如像我刚才说，缩小班级规模和提高师资都可能提高学生成绩――到底做什么呢？有一个效应谁大谁小的问题。对此，理论也不能帮你回答。

第三，发现疑点，推动理论。好的理论通常有一个标准，即它可以被证伪。在做计量研究时，大多数情况下，结果与理论是一致的，但也不排除不一致的情形。不一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可能是你做错了，但是，如果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数据反复做，做了很多遍发现还不对，这时就要怀疑理论本身了。可能在两个变量的关系里面还有新的机制没有被理解，这时实证研究就能大大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理论的来源，是现实中的variance，是经济现钟爱在时间上的差异、空间上的差异。实证研究就是要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告诉你，有一些现象在既有的理论里没有得到解释，这就是理论发展的机会。

今天我更要借这个机会强调的是，经济学家特别忽略案例研究，甚至很多人认为案例研究不是研究。而我认为，案例研究恐怕被经济学过度地忽视了。好研究的必要条件是这个问题本身很重要。我接下来要问，如果问题足够重要，是不是一定能够借助计量和数学的方法加以研究？我的回答是，不总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大样本的数据是不可得的。最近，在邹恒甫老师的鼓励下，我们做了一个研究，研究中国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问题，我们要看私有化和腐败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讲，这似乎是一个可以检验的命题，比如私有化是否导致了腐败，或者腐败导致了私有化。我要问的问题是数据哪儿来？我们连搜集一个案例都会遇到很多阻力。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是不留任何文本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没数据就不研究了？不行，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既然没数据，不如找几个案例来看看。

其次，机制有可能是不清楚的。计量的研究往往只能告诉你X与Y之间是有关系的，实际上计量本身并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有关系，要理解变量间的关系就只能借助于理论。而理论来自于现实的观察，就要去做案例研究。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经济学研究里，民主政治非常重要，经济学们研究民主与增长的关系，他们把一个国家是否拥有投票制度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放到回归里面。然后有很多经济学家发现，民主投票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我现在要问，同样有一个投票制度，在这个地方的投票制度与那个地方的投票制度是否通过一个哑变量──“有”或者“没有”──就能度量出来？

我讲一个我身边的故事。前段时间，我们小区进行居委会的选举，楼下的老太太就到我家来跟我说，“陆老师，我们要投票选举居委会的成员了。你一定要来。”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名单上有十一个人，其中有两个人你不要选。”我要告诉你们第三句话――我没有去。第一句话说明，实际上很容易有一个投票制度。第二句话告诉我们，在形式上的投票制度背后，起作用的可能不是投票制度本身，而是原来在社会里的那些结构性的东西。第三句话的意思是，就算有一个制度，由于我的时间太宝贵了，我不见得认为这重要。非常巧合的是，如果你在计量上去度量，很有可能你把“有”作为一个变量放到回归里是显著的，于是你认为是投票起了作用。现在有很多经济学家在做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研究，是不是有什么效应，带来了什么。做出来的结果发现，选举造成了公共品提供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缩小，到底起作用的机制是不是投票本身。这个问题，计量是不能告诉你的。

再举个例子，法律的例子。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会告诉你们，法律是非常重要的。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本社会学家写的书，讲到财产的分割，包括土地的分配。她发现，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财产并不是总是按照法律来分的，有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认定的身份在财产分配中起着实际的作用。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以为标准理论可以告诉我们的东西，放到一个具体的社会结构里面，它是否在起作用，如何起作用，完全不像我们在教科书上理解的那样。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民主，放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我们都要提出疑问，这些问题也需要通过案例来理解。

最后，我们来讲经济学和中国问题。现在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变得越来越热。这很容易让人把它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联系起来。其实这个理解只说对了一半，这其中还有很多学术原因。我来给大家一个一个解释。

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观察点很多；同时，中国跨地区、跨时间的variance很多，做计量就依赖variance。中国有三十一个省，很多城市和县，观察点非常丰富，所以就可以做特定的国别研究。中国内部不同观察点的异质性比较小，计量上由观察点的异质性造成估计偏误的可能性就不大。这也是现在在经济学研究里面，大家越来越不依赖跨国研究的原因，因为跨国的研究没办法处理好观察点的异质性问题。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我们做的一些研究，我们用中国的数据来研究了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另外我们还研究了经济开放对收入差距和工业集聚的影响，张晏老师他们做的分权是否有利经济增长的研究也是在用中国的数据研究具有一般意义的问题。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观察别的国家很难有。白重恩老师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在市场分割的研究方面，有好的数据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它的市场不分割；而市场分割的国家，数据又不好。中国既有市场分割，数据又比较完整，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中国的数据来研究市场分割及其成因，这是一个别的国家很难观察到的问题。

中国问题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提出的很多问题本身就具有一般性。比如说，社会资本是非常重要的，它与市场是什么关系。这在别的国家很难看到，在我们的研究中就想看一下，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当中，社会资本的作用在发生什么变化，于是就可以加深对于社会资本的性质的理解。

中国的改革相当于一场自然实验，包括了价格的改革，独生子女政策，企业的改制等等。这些都是主流经济学很关心的问题。比如，私有化以后，企业的绩效是否改进了？在中国很容易找到数据去研究这样的问题。再比如独生子女政策、人口政策对储蓄、教育、增长有什么影响？在别的国家，由于人口的数量是家庭选择的，这个问题就很难研究；在中国，人口政策很大一部分是外生因素导致的，就为研究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创造了条件。其实还有很多机会，包括法律（如婚姻法）的修改，一些公共政策的实施（比如给留守子女的社会政策），有奖发票制度的实施……这些都可能是外生的政策变化，这些变化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看这些参数怎么影响经济的结果。

第四，中国的经济发展本身提供了许多具有一般意义的问题，也提供了很多研究机遇。这里，我简单地罗列一些，比如王永钦老师就很关心制度和法律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型的社会，起作用的到底是法律还是习俗？这是很重要的，具有一般意义的问题。还比如社会分割、融合与经济增长。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出现过社会分成明显的社会阶层，随着经济的发展过程，这些阶层逐渐融合，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这也是具有一般性意义的问题。政府干预与市场的关系也很重要，什么样的政府干预可能是好的？条件是什么？另一个问题是，民主是否一定有利于经济发展？很多研究说是，这几年有些新的研究出来，说不是。就算是，所谓的民主究竟代表了什么意思？另外，在中国经济里，家族和权威非常重要，怎么认识这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问题既有中国特色，也有一般意义。

我们来作一个简洁的结语。首先，我要列举一些伟大的名字。斯密开创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马歇尔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学，现代化了经济学。凯恩斯在理论上挑战了由马歇尔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但他在精神上无疑继承了马歇尔的传统。贝克尔和布坎南等推动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融合。现在，经济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的趋势仍然在不断地进行当中。

在这些伟大经济学家的背后，什么是重要的？要有非常细致入微的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洞察；要有强大的社会责任感，这使得你的研究去关注那些对于人类的福利真正重要的问题──这让我想起余秋雨说的一个笑话，他有一次这样讽刺道，我现在非常反感那些伪精英者，说我在研究某一本古典小说里一个没有姓名的丫鬟的爱情故事。你的研究占用了那么多社会资源，就应该去关注那些有利于人类福利的重大问题。要有Beautiful mind，去追求科学的精神；要有Open mind和挑战权威的勇气，每一个重大理论都是在对前人理论挑战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是我特别要强调，你们首先要谦虚地倾听。我们复旦的学生，有一点点眼高手低，有一点点自以为是。一个人的学术可能会经历至少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第二个阶段是知道自己不知道，我想我现在刚刚进入第二个阶段，在座各位可能还处于前一个阶段，不足以判断什么是好的研究和学术，所以更加要谦虚地倾听。研究要做到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研究要从大的视野出发，但每一项研究最后又落实到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最后，还要学会忍受孤独、寂寞与误解。

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这句话来自凯恩斯写的《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传》，凯恩斯高度评价了马歇尔，我想把这段话作为讲座的结尾来与大家共勉：“优秀的经济学家是必须具有综合的天赋的，而这十分难得。他必须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而且还必须身兼多种能力，这些能力又常常不可兼得。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他必须懂符号、善于辞令。他必须透过一般了解特殊，并在同一闪念间触知抽象和具体。他必须根据过去、为了未来，研究现在。人类的天性或其社会结构，他都必须心领神会，不容有被漠视的地方。他必须办事果断，处事公平，两种心境缺一不可；他应当象艺术家，超然物外、廉正无私，有时又应该象政治家，体察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