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作者投稿 作者 | 徐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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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乡村长在乡村，在乡村工作十年，对乡村自然很熟悉，乡村是我真实的故乡。因此读到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时，我感觉非常亲切，但同时也很惊异，他笔下所描绘的乡村是我熟悉的，但它所揭示和阐释的却是我陌生的，让我惊讶，同时也让我有醍醐灌顶般的感觉。书中文字很平易，所以很好读，意思也很明了，但其中深意却需要再三品读，我重读过几次，每次阅读都有不同的新感受。这次春节回到故乡回到乡村，我再次拿起了这本书。
虽然这本书的内容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主要来源于费先生在西南联大讲课时的讲义），但书中所写不少内容仍具有现实意义。如书中讲到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性，对土地的依赖，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血缘社会、平等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淡薄等。但勿庸讳言，七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中国农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故乡也同样如此。
费孝通先生在指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性时说“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植物一般生长——这句话居然如此熟悉。想起来是在一些当代散文中不时读到过类似的字句，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快速变化让都市中的人们生出感叹，如果能如植物般生长该有多好。
那么对于乡村中的人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的农民就被打工潮裹挟着，踏上了一条“流动”之路，“回家”竟然成了他们的渴望甚至是奢望——90年代打工潮刚兴起时，村里有人在外省做工想回家，老板不允，最后竟然打了个家中老人病危甚至是过世的假电报才得以如愿。他们中有些人就是我的同学，大多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毕业，没什么技术和文化的他们在外面干的活也挺累的，他们睡在简陋的旅馆甚至是走廊过道或者桥洞下，但他们说再怎么样也比在家干农活轻松，收入更是比在家强。而且城市的繁华让他们看到了许多新奇的东西，感受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高楼大厦，歌厅舞厅等于他们都不再是遥远的只在影视中看到的事物，火车更成了他们熟悉的伙伴，这让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很少出门的我婆婆曾经羡慕不已，感叹说真是“先（前）生的眉毛不如后生的须呀”。 过去，在村子里，能去县城就会成为一件众人羡慕的事,现在呢，就是去广州、深圳、上海、北京都没什么人稀罕了。坐火车更是家常便饭了。
他们中极少数人经过努力奋斗加上好的机遇在外面的世界安顿下来，买了房子居住在他们打工的城市里，有些人由于年龄或在家里找到更好的谋生手段等原因回到了故乡，大部分人还是在年复一年的奔波中。年轻人不消说，很多中年男女也加入其中。
今年春节期间我见到了好几拨来自故乡的同学，有些三十多年未见，有已在外安家的也有些还属于打工一族。过了正月初六陆续踏上去远方城市的路途，在同学群里回味着相聚的欢乐，抒发着离别的伤感和感叹。我的同学都已过不惑之年，却还如候鸟一般只在春节期间回到故乡，接着又离开故乡，他们在群里感叹为什么不能天天在家与同学相聚呢？
我想起《一位博士的返乡笔记》中引述的一名打工者在社会调查访谈时所说的话，他说“我真希望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我觉得，可以说打工潮让乡村中许多人具有了候鸟一般生长的特性，乡村社会也有了候鸟特性，人员的多少与热闹程度在平时与春节期间形成鲜明对比，乡土社会原有的植物一般生长的特性现在却成了他们的渴望，这种渴望在一定程度甚至超过了都市人。
打工对乡村的最大的影响是让农民远离土地。丈夫的兄妹都在乡村，但都远离土地，事实上，在乡村日子过得好些的一直都是不依靠至少不只是依靠土地的，故乡那些先富起来的大都是开店、做生意的，打工则让不论贫富的乡民们都在远离土地，而且越来越远。因为有林业的支撑，税费改革之初的减费并没让这个乡的农民感觉到什么变化，当然后来完全取消提留统筹直至连农业税也免除了应该有明显感觉了，但却仍然没有多少人回到土地。
农民致富已经不再依赖土地，土地已经不再是农民致富的依靠，但土地仍然是农民最后的保障和依靠。税费改革之后的乡村干群关系较之从前趋向缓和，但在乡村建设中涉及征地拆迁则成新的干群矛盾焦点。
虽然仍有大量的青壮年外出打工，但在我老家，村庄四周仍然在春天秧苗青青，夏秋两季翻滚着金色稻浪，婆婆家所在的村，大多也只是改种了一季稻而已。春节前劝说公公清理旧杂物，他不舍得，尤其是其中一些农具，他说我和丈夫都是吃皇粮的不用担心，在县城做生意的小叔子一家就不同了，以后万一生意做不下去了还是要回来种田的。
税费改革之后，国家对农村加大了扶持力度，农民享受到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粮食补贴，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包括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等也逐渐得到解决，这让农村户口的含金量越来越高，甚至有在城里买了房的农民，为小孩进城读书千方百计把户口迁进了县城，后有了凭房产证就可在城里上学的政策，又千方百计把户口迁回村里去。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村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是大体上仍然符合这个特征，尤其是村庄基本上还是一个熟人社会（集镇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但是打工潮让乡村中的许多人有机会见识了被费先生所谓“陌生人组成的现代社会”，并且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这个陌生人社会度过，渐渐学会了习惯了与陌生人打交道。
还是打工刚刚兴起时，故乡有个游手好闲，家里一穷二白，人称“法海“的中年男子就出去了，几年后就成了让人羡慕的包工头，村里很多人都去投靠他找活干，当然很多投靠他的人都在背后骂他为富不仁，剥削乡亲，但一边骂着一边还是去找他。
回到熟人社会，现代社会里陌生人之间交往的一些思想观念法则也被他们带回故乡。最明显的是他们开始习惯在传统熟人社会中不可能出现的“当场算清”，原来家中有事互相帮忙也渐渐被货币结算所代替（这里也有因打工带来的互相帮忙人员的不确定性因素），酒席也由各家自办开始向集中办理转变，如婆婆家所在村庄村民们多在村内祠堂等处集中办酒席，用钱物结算，商业服务业开始日渐活跃发达，当然这还和村庄大小交通位置等相关，大大促进了集镇的发展繁荣。
陌生人也影响了乡村爱情。
其实村庄也并非没有陌生人，男子们娶的媳妇有很多就来自外地，我回到故乡时，看到许多不认识的妇女，她们看我的表情就如同看一个陌生人。以前嫁进来的媳妇除了本村，大多也是邻村和邻乡的，打工潮出现以后，山村的小伙子带了外面的媳妇回来，女子嫁到遥远的外省都不是稀罕事了。打工潮不只冲击了传统乡村婚姻的地域观，对乡村恋爱婚姻观的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冲击。
印象中村里青年男女结婚一直都比较早，但在婚姻法的大力宣传和实施过程中，有慢慢向着法定年龄靠近的趋势，但打工潮兴起后我发现村里年轻人结婚年龄又提前了，与乡村的同学聊起，他们说现在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天天在一块很容易就好上了，自然就更早结婚了。其实还有层意思他没讲到，他们打工所在的城市都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现代社会，他们没有了熟人社会里的拘谨——村里有位在家很老实的男孩在外面打工居然就敢去抢夺他人的钱包——当然也受到外面城市更加开放的婚恋观的影响。
未婚先孕，这在原来的乡村不仅不可思议还是伤风败俗和一种巨大的耻辱，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但现在乡村的婚礼上经常可以看到挺着大肚子的新娘，抱着满月的，牵着周岁或者三、四岁甚至更大的小孩也不稀奇了，大家说到时都只是轻轻一笑而已（女方家长这边当然对此不满但也无可奈何），甚至笑都不笑，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
虽然这样，结婚的彩礼还是在一年年看涨，以前一两万算比较高的，一年后就到了三四万，之后就是八九万十多万，现在已经到了几十万。以前的女方家长一般会趁女儿出嫁之机赚笔彩礼钱，多半又用在儿子娶亲身上，甚至出现过换亲的，婚姻完全变成了一种交易。现在的家长很少会留下这笔彩礼钱，一般都会作为女儿的陪嫁再送出去，通过这种方式，男方家长节衣缩食和东挪西借用于结婚的钱财全都转到了新婚的小夫妻俩手中，因此有人打趣说乡村里新婚的小夫妻是“有钱人“，他们自己也承认彩礼高苦了父母于他们倒是有利的。但如果男方家里怎么也没办法拿出这笔钱来那就不只苦了父母也苦了孩子们自己了，近年来乡村中出现的“越南新娘”和“柬埔寨”新娘，就和这彩礼高涨有关。如果女方婚后不肯拿出这笔钱来共同使用，或者几年后就离婚把这笔钱带走，或者父母欠下的账让小夫妻去偿还，那日子也是不好过的，乡村里为彩礼的事打官司的事也不少。
其实，异国新娘的出现也不只是彩礼高的原因，男女性别比失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乡村已经明显感受到，男多女少，尤其在一些偏远山村，本来就少的本地女性还一心想着往外嫁，外面的女性更不愿意嫁进来，这给男孩和男孩的的家庭带来了普遍的焦虑，这种焦虑使结婚年龄趋早，甚至女性年龄比男性大也不在乎。打工潮刚兴起时年轻男女自由恋爱的多，但是现在似乎通过相亲成婚的又开始多了，婚姻的地域观虽然受到了冲击，但是多数乡村父母还是不希望通婚的对象在过于遥远的地方，年轻人自己似乎也变得更现实，可能因为打工也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吧。平时外出打工都不在家，于是春节就成了这些单身青年的“相亲”节，相亲时如果双方满意或者没有不满意的一般就订下亲来，或者一同外出打工回来再订亲办事，大多比较匆忙，给乡村婚姻带来了一定的隐患。
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本雅明曾经把故事分成两种类型，水手的故事和农夫的故事，水手的故事来自遥远异地，往往是稀奇古怪，闻所未闻的，农夫的故事则是本乡本土的老生常谈，身边常见且明显熟悉的事情。费孝通先生指出：“乡村生活周而复始没有变化，历史也是多余的，只有‘传奇‘——从开天辟地说起，不然就只有寻常的当前了。”
但是，打工使农民们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异地对于他们不再遥远和陌生，网络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加速了全球一体化进程，乡村也在其中，农夫的故事与水手的故事界限不再分明。农夫们熟悉当地的掌故，也到过曾经被视为遥远的异地，经历过曾经闻所未闻的事情，通过网络他们更能及时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网购”、“网恋”这些曾被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乡村也已被视为寻常之事。
在当代社会，可以说世界已无稀奇事，但同时这个世界也是流动的变化多端的，被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齐格蒙·鲍曼称为“液态世界”。在这个永远变化着的“液态世界”里，农夫们对本土掌故的熟悉有可能反而成为一种优势，乡村的田园风光和安定也吸引了众多“水手”。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剑平院士说：发展中国家的标志，是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已发展”国家的标志，则是城市人回归农村。
在《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四节里费孝通先生集中阐述了他对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治理秩序和权力结构的认识，他认为相对于西方的“法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是“无讼”的，也是“无为”的。
在我儿时的乡间生活印象中，感觉村民们的生活与那个神秘的“大队部”确实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从学校毕业在乡镇政府机关参加工作以后，我才明白或者说真切地感受到那个“大队部”其实与村民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重中之重的就是税费收取和计划生育工作。其实在古代中国，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皇权也并非是完全“无为”的，征收税赋，徭役与兵役的吏们也是深入到县以下的乡镇村的。
十多年前，我离开乡镇之时，正值中国农村开始进行税费改革，面向农民的提留统筹及农业税几年后全面取消，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一大重担缷下了，此后的重心应该就是计划生育，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计生工作的重心也转向了服务。前不久与几位村妇女主任闲聊，问起这十多年的变化和她们的工作感受，总体感受是越来越好，与老百姓关系也越来越好“以前总是向他们收钱，现在总是向他们发钱，这当然不同了。”
不过群众对村干部们还是有意见的，“他们说我们现在太舒服了，不干什么事工资还越来越高。”当然现在也有增加的工作，比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等，需要做宣传解释获取群众的支持拥护，还需要上户调查核实调整相关数据，当前开展的乡村环境整治工作更需要发动千家万户参与其中。总的来说，现在乡村工作的职能主要转向了服务，服务农民服务农村，建设美丽乡村，这更需要与群众打交道，但显然打交道的方式与以前有根本的不同，许多乡村干部对此感到困惑和茫然，群众也有意见。
费孝通先生指出，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有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民主的同意权力，两者之外还有种教化权力，他称之为“长老统治”，而且在他看来，这种教化权力在传统中国乡村最为普遍和重要。“教化性的权力虽则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并不限于亲子关系，凡是文化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力。”那么这种权力主要由谁来实施呢？虽然书中没有很明确，但在《长老统治》的标题和《无讼》中举例讲到他参加的一次乡间调解，说到乡间的保长从不发言，负有调解责任的其实是一乡的长老，一个很会说话的乡绅。
“乡绅”这个词近几年被频繁提及，在乡村建设领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慨叹乡绅的消失，呼唤新乡绅阶层，山西大学刘毓庆教授的《乡绅消失后的乡村命运》在微信上名为《乡绅消失后乡村便不可避免的衰落》成为一篇热文。不只学术界关注这个话题，2014年第十四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华远任志强、万通冯仑、万盟王巍等商界大佬们围炉漫谈乡愁，呼吁恢复“乡绅制度”，认为，“有乡绅就留得住乡愁，没有乡绅就留不住乡愁，没有乡愁。”甚至有人提出取消乡村基层组织，由乡绅自治。这当然是偏颇的，现在基层政府正承担越来越多的服务职能，不是只靠乡绅就可以做到的。但这对于当前的乡村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
乡绅在中国古代乡村的影响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它主要的作用在于联系政府与基层百姓，在我看来他们所起作用最主要的就是文化，他们是传统文化的坚定传承者，按照费先生的分析，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里的礼治秩序和长老统治其实依靠的就是传统文化，通过文化的力量自然也就影响了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文化和政治的区别在于，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
传统文化在如今的乡村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面临消亡的危机，比如以“年俗”为代表的节庆民俗越来越淡化，年轻一代对此越来越陌生，或者只是看电视手机或者盲目和片面追求西式文化，甚至聚在一块打牌赌博，各种喜庆宴席全都集中放在了春节前后，使得农村过年就成了天天“吃酒”，有的一家人一天要吃四五家，吃不过来也要送红包，成了有些外出务工返乡人员的沉重负担。
保留传统文化的古建筑更是越来越稀少，仅有的他们也想拆除兴建与城市一样的楼房或者卖了变现建新楼。本来各有特色的乡村建筑变得千篇一律，甚至和城市也没有多大区别，虽然因为外出打工挣了一些钱也见了一些世面，有些农村房屋的结构设计有不少新颖大气处，但也只是城市建筑的翻版，与乡土特色及本地特色没有多少关联。
虽然“长老统治”里的“长老”并非就是指老人，但显然强调年龄优势，可在现代中国乡村，受打工潮的冲击，因年老在农田耕作上体力处于劣势的老人，因为留守在家，对外面变化世界的隔膜，因年长积累更多文化经验的优势逐渐被削弱以致消失，老人的权威和份量慢慢变轻，更进一步失去话语权，“长老统治”受到冲击，在中国农村根深蒂固的“孝道”文化也受到冲击。不过近年来老年协会的兴起既体现了政府对老年人权益和作用的日渐重视，也体现了民间传统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在传承和发展中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对于乡村来说也许更为重要，如何让我们的故乡既保持乡村特色又能向更进步更文明的方向发展，让我们的发展不再以历史文化的消失为代价，而是自然地生长，让故乡永远不只保留在心里，这是当前乡村建设中需要郑重考虑的一个问题。
传统文化精华的恢复重建需要教化的力量，摒弃大操大办、不讲卫生、聚众赌博等陈规陋习，培养新的合乎时代要求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和文明习惯等更需要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一些农村新政策的实施，基础设施的完善建设等都需要文化教化的力量来推动，乡绅与乡贤在其中所能起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在2014年9月召开的全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指出，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新乡贤文化，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在一次乡村旅游的培训班上有老师也提到了乡绅消失与重建的话题，提出在发展乡村旅游中基层领导干部要充当现代乡绅和新时代乡贤角色。
对于什么是新乡绅和新乡贤，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但大体和古代相似，强调在农村有文化有能力有影响力，包括叶落归根的官员知识分子，也包括大学生村官，村两委干部、致富能人，在外创业有成者返乡创业者等。我参加工作以来，村两委干部一直不属于国家正式编制序列，虽有段时间村支书工资在乡里发，后面开展的村委会选举工作正式拉开村民自治序幕，问起村妇女主任现在的工资，“有一千多了！”这个数字并不高甚至有些低，但看得出来她们已经很满足，比起以前强多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们并非专职公务员，可以同时兼做农活什么的。村两委成员显然属于新乡绅阶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村级已经在实行乡绅自治。
刘教授在《乡绅消失后的乡村命运》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原本应属“乡绅”群体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人群，统统都变成了城市人，包括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革命老干部、工职人员、大学生，还有在基层工作的官员——尤其这最后一点我感触颇深，上世纪90年初我参加工作时，乡镇大部分干部都居住在本乡，即使是外乡分配来的也都如此，但现在几乎全是如刘教授在文中所说“工作在乡，退居则入城”。不过其实刘教授也不必过于悲观，现代人因为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环保意识的增强，一股返朴归真对乡村田园向往的思潮正在兴起，乡村旅游的开发成为一种热潮，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的打造也在各地兴起，乡村面貌正在发生喜人的变化，特色种植养殖业、电子商务与农业农村的结合等，吸引了大批有文化有能力有资本的人员进入农村，新乡绅乡贤文化的培育有着很大的潜力。
我一直有个梦想，有一天能把城市的便捷舒适与乡村的自然清新，城市的现代时尚与乡村的古朴传统融合在一起，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融为一体，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也正是中央对新型城镇化的要求，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需要对传统文化的恢复重建，也需要适合新时代新变化的再造，再造魅力故乡。
也许，到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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