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时评丨试管婴儿的隐痛：生命的开局，岂能在暗中标好价码

撰文 | 张森

2023年5月，袁女士与一家名叫“成都市中美新生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的机构签了一份“试管婴儿咨询服务合同”。合同内容包含数十个项目，总费用为18.5万元。

同年11月，袁女士被安排手术，整个过程当事人说堪比噩梦。对方把包括袁女士在内的4位女客户一起接到成都，蒙着眼进行了取卵手术，并且因为“输卵管积水”，切除了袁女士的输卵管，术后以“子宫环境差”等借口，拒绝为袁女士移植胚胎。尽管当事人多次到三甲医院检查，医生都告知其身体达到怀孕标准，可这家所谓的“医疗机构”表示，他们的要求更安全更保险。

胚胎还没移植成功，袁女士一家就已经给了18多万元，她选择及时止损，并要求退款，可这家机构随即上演了原地消失、人去楼空。

记者带着袁女士四处投诉， 可因为袁女士签订的“试管婴儿咨询服务合同”表面上不涉及医疗行为，实则通过外包实验室进行非法取卵、胚胎移植等操作， 这种模式使得卫健委等部门难以依据现行法规直接定性为非法行医，从而导致监管真空 。 中介公司通过跨省合作分散操作，利用属地管理原则逃避追责，卫健委说“管不了”，警察说“立不了案”，市监局说“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不知道谁来管，不知道怎么管，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 “我们也很同情，但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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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光尚未照亮的阴暗角落，黑中介隔三岔五换个招牌招摇过市。袁女士的遭遇也并非个例，在调查采访过程中，《百姓关注》记者采访了多位受害者。有的花费二十多万却移植了畸形儿，有的被迫经历两次流产，有的刚做完手术就被丢在路边，事后才被告知“卵子质量差”，需要继续交费。曾师傅一家也是受害者，曾师傅的妻子甚至因需保留证据，被迫带着7个月大的问题胎儿不敢终止妊娠。目前，曾先生夫妇已经聘请律师，对涉事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袁女士也准备踏上漫长的维权之路。

对于无法自然生育的家庭来说，“试管婴儿”是一根救命稻草。不可否认的是， 现在的生殖医疗已经演变成了完整的产业，于是有一些机构为了利益，利用很多家庭迫切希望拥有孩子的弱点，实施各种坑蒙拐骗的手段。

对普通人来说，正规医院是唯一的选择，袁女士的遭遇固然值得怜悯，但客观上来说，他们不去选择正规医院的“试管婴儿”，或许还因为地下医疗机构不仅提供了同样的业务，还主打可选胎儿性别、“筛查200种疾病”等等附加条件。正规医院的试管婴儿是辅助生殖技术，地下医疗机构的试管婴儿或许更像是“基因编辑”，普通人为此压上全部积蓄，赌的是黑中介良心未泯。殊不知，只要把生孩子当成了“氪金游戏”，老百姓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上了桌也满盘皆输。

其实这些受害者的遭遇，也正是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发展面临的现实法律困境。 目前，我国尚无针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专门立法，只有2001年开始，我国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两部规章，随后20余年里相继更新了一些规定，至今已有24年，而且近些年并没有完整、全面、专业的法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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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立法具有滞后性，但法律规范的出台能不能快一点、早一点？目前辅助生殖技术行业发展迅速，现有法规已经难以满足规范行业实践的需要，对黑中介、地下机构、非法机构的行为定性、处罚力度等缺乏法律指导，以行政法规和民事法律规范为主，没有相应的刑事法规，没有专门的司法解释、指导意见，也没有专设的罪名，实践中也多以非法行医罪、拐卖儿童罪、非法经营罪等周边罪名定罪处罚。

目前来看，如果能够从立法的层面来推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那当然更好，如果不能从立法的层面来推动，那能不能对现行的办法规章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当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令禁止代孕及买卖配子，但对地下中介虚构资质、超范围经营等行为缺乏针对性罚则，导致违法成本与暴利空间严重失衡。当受害者因管辖权争议陷入卫健委管资质、市监查合同、公安定刑责的监管盲区时，法律织就的“防护网”却成了“空隙网”。地下机构以"咨询服务"为名行非法医疗之实，利用工商登记与医疗行为的制度缝隙，将刑事犯罪降格为民事纠纷，我们要怎么办？当技术狂奔在伦理之前，面对制度性的漏洞，只能以立法明确生殖服务的行政监管主体、建立全国性黑名单制度、加重刑事追责力度，才能阻止生育权异化为黑色产业的赌注。在生命诞生的神圣领域，法律不该是迟到的事后救济，而是守护希望的前置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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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受害夫妻苦苦支撑，与马斯克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筛选孩子同时出现，我们似乎看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一幕。“生育”这项最基础、最原始的人权，被割裂为两个世界：一边是精准设计的“完美生命”，另一边是黑市交易里的四处维权、疲于奔命。

这种两极分化不仅是个体的差异，更是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否定。 从“试管婴儿”到“基因编辑”，技术发展到如今，地下实验室的“擦边球”与科技巨头的“基因剪刀”，本质上都是对生命主权的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