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一带一路”：误会与正解

王国维先生有一首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诗中的"张"指敦煌太守张珰，"陈"指尚书陈忠。诗中表达的豪迈气象，指汉朝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实际上，甘英没有到达黑海，看到的是波斯湾。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早就考证过了。到达黑海和波斯湾的意义是不同的。罗马帝国控制黑海西岸和南岸，但不控制波斯湾，罗马和安息多次交战，没有打败安息，势力没有伸展到波斯湾。汉使甘英到黑海，有可能和大秦取得联系。王国维先生去世九十年了，他生前怎么也不会料到，在21世纪，中国人因为政府的"一带一路"，把属于"中西交通史"的问题变成热门话题。

（一）

无论王国维豪迈的诗，还是铺天盖地的"一带一路"宣传，都是"活用"历史资源，或者说，历史为现实提供了依据。对中西交通史、"丝路贸易史"，多数人只是保持兴趣而已，作深入研究的仅有少数学者。但这些年耳闻目睹，"一带一路"的国家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高居各类基金项目榜首，国内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了不少丝绸之路研究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有的期刊还开辟了"一带一路"专栏。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这样的现象：研究者或宣传者使用历史资源，其实是"将错就错"，对偶尔出现的质疑之声毫不理会。比如，把"丝路贸易"当成古代的国家战略，或振振有词地说，经过"丝绸之路"的货物除了丝绸还有茶叶、香料、瓷器等，甚至说：张骞之后两千年来，"丝绸之路"为欧亚贸易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且不说冯承钧、张星烺、向达、方豪、朱杰勤、莫任南等老一辈专家对中西交通和丝绸之路的结论如何，随手翻翻当代学者葛剑雄的著作和文章，或者听听他的访谈、演讲，许多问题他都说得很明白。第一，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中国人主动"兴建"的，也不是中国人推行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了贸易和利润开辟过这条路。中国古籍中哪有"丝绸之路"这个词？实际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到中亚考察后提出的概念。第二，丝绸之路的形成首先是境外对中国的丝绸有需求。即使有了这条丝路，每遇到战乱，或者境外的需求变小了，这条路也就不通了。第三，这条路"通"的时间短，"断"的时间长，因为当时自然条件恶劣，而运输代价很高，所以"丝绸之路"并不是始终那么重要。当阿拉伯人掌握了航海技术，可以到达广州、宁波等地，海运一通，陆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就没有了。第四，假如历史上曾经有过繁荣的"丝路经济"，现在就一定能够复兴吗？要了解境外的需求，尤其是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古代丝绸之路来再现辉煌。

作为国家的对外发展战略，媒体和宣传部门的工作无须挑剔，但历史毕竟是历史。"黑海东头望大秦"的诗句和"一带一路"宣传，都包含着对历史的误会，也包含着对历史的正解。历史的误会有：（1）张骞和甘英到达目的地和意图之误；（2）"丝绸之路"的影响及价值之夸大；（3）丝绸之路的现实意义被抬高。历史的正解包括：第一，开放意识，对"闭关锁国"的冲击；第二，世界视野，大格局；第三，自我认识深化（知己之不足，才有可能进步）。

（二）

历史事实是清楚的。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带着政治使命，要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而不是为了贸易。张骞被匈奴人扣留十年，等张骞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见闻，已是十一年之后了，原来的使命失去意义了。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率领使团，浩浩荡荡，也带着丝绸、金银财宝、上万头牛羊，沿途撒给这些小国，巩固汉朝对这些小国的影响，其性质和一千五百年后郑和的做法相似。后来中亚、西亚的人发现丝绸的价值，把丝绸带到罗马帝国。罗马上流社会对丝绸有需求，所以才有一段时间的丝绸贸易。前提是，中亚、西亚、北非和地中海范围的道路是畅通的。罗马帝国时期和安息控制这条道路的西段和中段。公元73年东汉朝廷派班超出使西域，此时罗马帝国是克劳狄王朝，和中亚的联系不多。班超经营西域30年（73-103年），期间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未完成任务，据他说他看到大海。直到166年，罗马帝国派使臣来到洛阳，这是欧洲国家主动同我国直接交往。

若不顾这些历史事实，一味地宣扬，让不了解历史的人以为，古代中国人为了推销丝绸才开了丝绸之路，后来还进行其他商品（如茶叶、陶瓷等日用品）的贸易。

再看"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事实也是清晰的。尽管有的学者说西汉就有商人出海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但，真正意义上的海上贸易没那么早，也不是中国人主动走向印度洋的。我读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名著《黄金草原》时，吃惊地发现，这部书的第15章专门写中国，其中描述黄巢起义军进入广州城，也写到扬州等城市。可见阿拉伯人较早到中国沿海城市做生意了。从世界历史角度看，是阿拉伯人打通了印度洋至太平洋西岸的航线，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对中国而言，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从广州、泉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渐渐畅达，航线越来越长，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才真正凸显。瓷器、香料、茶叶的贸易，使这条海上交通路线成为"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葛剑雄教授站在中国史角度得出的结论，和世界史的实际情况是吻合的。

我们对郑和七次下西洋津津乐道，其实是高估了开通商路的价值。从积极意义看，郑和航海（1406-1430年）的壮举，比欧洲人开辟新航路（1487-1519年）早几十年；郑和船队远行至非洲东海岸，加强了同东亚、东南亚、南亚、东非诸国的联系和交流。但是，郑和下西洋不以贸易获利为目的，是朝廷派遣出海，不计成本；七次下西洋给明朝财政造成巨大经济负担，随着国力衰退，航海的壮举随之悄然结束。

（三）

关键的问题是，郑和航海之后没有第二个航海的郑和，哥伦布之后有无数个航海的哥伦布，达·伽马之后有无数个航海的达·伽马。郑和航海的人数多，每次都在15000人以上，其中第二次有27000多人，第四次有27670多人，第七次有27550人。郑和航海的宝船每次在60艘以上，最大的船长44丈4尺，宽18丈，折合今天的长度，长151.18米、宽61.6米。形成对照的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航海设备很简单，参加的人数不多。哥伦布跨大西洋航行四次，第一次只有3艘船，共90人，第二次有17艘船，共1500人，第三次有6艘船，共200人，第四次有4艘船，150人。最大的船载客88-100人，最小的船载客30人。达·伽马到达印度的那次航行，有4艘船，共140人。麦哲伦环球航行的那一次，有5艘船，260名船员。

但航海的结果大相径庭。郑和下西洋耗资巨大，却没多少收益，郑和的航海也成为"绝响"。欧洲人的航海，自1415年起就开始了，先是在非洲西海岸多次探险，葡萄牙支持的迪亚士船队绕过非洲南端（1487年）。达·伽马到印度的航行（1497-1498）、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航行（1492-1504年）之后，麦哲伦船队实现了环球航行（1517-1519年），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人的航海和探险活动从来没有停止。从大的方面看，开辟新航路、"地理大发现"，揭开了人类历史新篇章。美洲农作物烟草、玉米、马铃薯等先传到欧洲，再传往世界各地，丰富了各地的食物结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仅仅哥伦布远航的成功，就刺激了西欧人的探险、远航、发现、殖民活动。从实际利益看，哥伦布第一次登陆的地方，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岛、古巴岛、海地岛，第二次登陆的多米尼加岛、安提瓜岛、维尔京群岛、波多黎各岛，以及最后两次到达的南美洲特立尼达岛、委内瑞拉帕里亚湾、伊斯帕尼奥拉岛，以及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海岸，后来都成了欧洲人的殖民地。至于科尔蒂斯、皮萨罗等人占据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广阔土地，后来成为人类新的活动舞台。

我们的教科书中，既歌颂航海探险精神，又批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引发西欧国家的海外扩张、侵略，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屠杀。仔细看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航海目的：（1）从另一条路线到达印度和中国；（2）为上帝服务，通过传教归化异民族；（3）如能找到新土地，增加西班牙王国的海外领地；（4）寻找黄金和财富。这几个目的，实际上很正常，比起张骞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郑和寻找建文帝的下落，或宣扬国威，或册封藩属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航海目标和意义都显得重大。其实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对几次远航的财力支持很有限，许多贵族是反对的，因为要计算成本，"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欧洲王室是不会做的。从这个意义说，郑和七次下西洋应该作为一次失败教训，至少是从明朝政府的政策失误来评判，而不应该去赞扬。

（四）

"一带一路"如果非要找历史资源，应该从清末出洋考察的事例中去找，至少应重视清末主动"走向世界"的人和事。可是，各类"一带一路"宣传中，一开口就是张骞、郑和，对19世纪晚期的出洋考察视而不见，似乎古代那些事件代表开拓和光荣，清末所做的出洋考察代表失败和屈辱，不值一提。清末要学习西方，所以对欧美国家做认真、细致的考察。清末出洋考察发现的差距是什么，是制度和规矩。出洋者得出的结论是，英美国家的制度完备，所以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而大清的制度有问题，需要改变。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带一路"沿线都是小国或穷国，没什么可学习的，没必要去考察。其实，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第一，沿线国家的人均GDP，有不少是超出中国的；从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着眼，也有不少国家是远远超过中国的。第二，就算沿线国家都比中国弱、比中国差，那就更应该去仔细考察投资和收益问题。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如果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变如何应对？比如投资国发生动乱，许多项目不能落实，该如何应对？有的国家对中国有需要，但它不限于依赖中国一个国家，还有别的路数，中国如何才能实现意向中的计划？风险、不确定因素是否全部考虑到，是否有应对预案？利益受到损失，比如对方签约又毁约怎么办？我们如何维权？所以，关键的不是空泛的宣传，而是实际考察和成本核算。

至少要学学清末出洋考察者的虚心和认真的态度。

无论是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还是李鸿章、"五大臣"，每位游历者都认真、仔细、热心地考察欧美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郭嵩焘在任公使期间，参观英国炮台、铸币局、上议院、法院、学校、天文台、电机厂等。李鸿章游历期间，参观了英国海军舰队、德国陆军部队驻地、造船厂、汇丰银行、邮电局、电报公司、缝纫机长、钢厂，还亲自观看士兵操练，与科学家对话，询问市场物价，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五大臣"访问欧美期间，更是事事留心，诚恳学习，有闻必录。戴鸿慈记载，他们一行在英国和法国，不但游览博物院、动物园、蜡人院，还重点考察上议员、下议院的活动，参观银行、造币局等实业机构，也留意物价、民生、城市街道、建筑等。以戴鸿慈的感受为例，足以说明"五大臣"对欧美的游历之深入。

今日在世界各国从事外交、商业、文化活动的官员、商人，连同访问学者、留学生，有数十万的中国人。如果政府派员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考察，不必要像清末大臣一样亲自到各处询问，直接收集境外中国人的观察和感受，就是有价值的信息，只要允许实话实说。

时代已大不同，不必艰难跋涉到黑海边。网络的世界，大飞机穿梭的天空，有什么不能快速获得？再回到开头的话题。"一带一路" 建设是由中国政府倡导并力主去做的，社会各界热烈响应是好事，但具体如何操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一哄而上的事。网上不少有识之士提醒："一带一路"的准备工作中，既要搞清楚沿线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局势，也要考虑各种突发的或不确定的因素；具体实施需要得到沿线目标国（对象国）的回应，首先要让这些国家明白中国政府的意图。有的建议很中肯，不知是否引起政府部门重视。

中国人不缺豪气，不缺聪明才智，缺少的是持之以恒。黑海东头望大秦，站在南极望非洲，飞向太空看宇宙，现在都不成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每一个构想落到实处，需要认真做基础调研，需要埋头实干，需要细心加耐心，还需要保持低调，不应提前放气球。民间有俗语：锅盖不能掀得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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