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给他的回报，是丰富的痛苦”

▲ 钱理群说，促使他进行学术研究的很大动力，就是想搞清楚自己和与自己相关的历史。（东方IC/图）

不久前，学者钱理群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觉得他的书太过沉重。

“他说你能不能写一些现实的书，我跟他说，我这个人写不出现实的书，写就写这些东西。”在专访中，钱理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目标读者是愿意了解历史，思考沉重问题的人，“我给他的回报，是丰富的痛苦。”

2014年，为了集中精力写自己想写的东西，钱理群宣布退出学术界，搬进老年社区，极少参加公共活动。他拟定了七八本书的写作计划，头两本已于2016年出版，分别是《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和《岁月沧桑》。现在，他的日常生活非常简单：锻炼40分钟，写作七八个小时，有时与来访的朋友聊天。

《岁月沧桑》是钱理群“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记录了七位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后的精神历程。加上此前的两部《1948：天地玄黄》和《我的精神自传》，他写了将近20年。原初计划更加宏大，要从1920年代写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七本书后来调整为三部曲，聚焦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钱理群从事这一研究的内在动力，是想弄清楚一系列问题：“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坠入了怎样的精神深渊？”“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等等。他意识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20世纪面对的问题。随着思考深入，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与公众对他们的固有印象拉开了距离：

沈从文积极寻求与“新社会”的契合点，形成了“新爱国主义”“新人民”和“新唯物论”等观念；平素显得超然的废名，在新中国成立前呈上全面的治国方略，希望复兴以孔子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以乡土文学闻名的赵树理，其实读了很多“洋书”，热心思考农村问题，具有惊人的前瞻性。

钱理群共写了16位知识分子，时间跨度为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除收入《岁月沧桑》的七篇，还有关于胡风、顾准、束星北等人的篇章。钱理群想尽可能地写出知识分子精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写别人，也在写自己。贯穿全书的两个概念，是“改造”与“坚守”。

“写胡风的文章，是钱老师所写的这个知识分子精神史系列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我也认为是最有深度的一篇，可惜没能收录到《岁月沧桑》里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唐小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读完了“三部曲”，今年夏末去北京昌平拜会了极少会客的钱理群，长谈三小时。“钱老师始终认定自己是左翼。左翼是什么呢？他跟我讲：永远持批判的立场，永远自甘边缘位置，永远站在被侮辱被损害者的一方。左翼永远追求真理不安于现状。胡风这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典型的左翼知识人，钱老师对他写得非常投入。”

南方周末： 你笔下的沈从文，是位极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可能跟大家的平常印象不大一样。研究过程中，你是否也经历了同样的认识变化？

钱理群： 这是我的一个研究原则：面对一切材料，几乎每一个都读全集。我有意识要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一个知识分子，不要简单化，不能用固有的观点去看待他。像沈从文，有些人看到他完全不关心政治，完全淡然。其实不是这样的，用今天的话说，他有很强的家国情怀。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很少有完全个人，不关心家国大事的。这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有很强的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不断地寻找、探索、寻路。至少我写的、我接触的知识分子，其实并不悲观，也不绝望。这也算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他们并不消极，还是积极地面对人生。

南方周末： 你提到沈从文的智慧——退出来写家书，避免公共写作，这是他当时最合理的选择吗？

钱理群： 这里有个体性的问题，同样的情形，有的人不选择像他那样退出。所以我分析了，主要原因是社会原因，也有他自身的原因。沈从文说，他越写到后来，越觉得自己所习惯的那种写作方式，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了，很难继续再写。

所以，他转而去写书信，自己原来有基础，就做中国服饰的研究。他做中国服饰研究和写小说其实有内在的统一性，都是在探讨中国文化，用不同方式讨论中国文化怎么能传承下来，也是对民间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关怀。专做小说家的沈从文，和做服饰研究的沈从文，内在的文化观、文化关怀是一致的。

在那个条件下，可能只在私人写作、家人内部的写作中，才能够表达真实的自己。另外也可以看出来，沈从文还是坚守的，因为家书也有各种写法，有的家书跟主流文化差不多。沈从文的家书不仅是表达，同时有话语的坚守。

南方周末： 你对邵燕祥做了“主体投入”式的研究，他比你年长几岁，算你的同代人，这样研究同代人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钱理群： 整个书都有相当强的“主体投入”，这是我研究的特点。“主体投入”最强烈的部分，显然是邵燕祥这一篇，我写得非常明白。一方面，我们的年龄有差距，但不是很大；另一方面我们都有共同的文学兴趣，原来都是文学青年。后来我没有成为作家，他成为作家；我成为学者，还是对文学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他的自我解剖，特别能引起我的共鸣，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相互理解。

▲ 1979年11月6日，沈从文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钱理群看来，沈从文应该一直写类似《边城》、《长河》那样的作品：“不必老是追求新的东西，要看到自身的局限性，更加完成、完善自己。”（CFP/图）

南方周末： 你不担心自己的情感共鸣太过强烈，偏离客观性？

钱理群： 这跟我这本书的定位有关系，因为总体来说还是历史当事人写历史，跟年青一代，有历史距离写历史不一样。我从写作一开始，就知道“主体投入”的方式有它的优势和缺陷。知识分子写作，完全看文本是不行的。他的表达环境，不可以很明了地把自己的意思都说出来，有很多曲折，所以要体会文本背后的东西。年青一代因为有历史距离，只能从文字、文本去了解这些作家。我们作为历史当事人，对背后的东西就有自己的一些体验，所以这种写作能够说出一些。

你过于投入，可能会遮蔽一些东西，即使我很小心掌握分寸，恐怕也很难避免。所以，我写作实际是提供给后来人看的，历史当事人的观察和反省。而且这个观察是带有反省性的观察，价值在这里，问题可能也在这里。主体介入到什么程度，怎么既介入又保持距离，具体写作时会遇到许多许多的困难，就看你怎么处理。我就提一个原则：面对一切的事实，一切材料。因为你这种理解具有主观性，如果发现事实材料和你主观想法并不一致的时候，我的态度是正视，而不是回避。

南方周末： 这种正视有什么例子？

钱理群： 沈从文最后为什么停止写作，其实我一开始就和大部分人一样，认为完全是社会环境造成的。但是研究、看材料，特别是说得很清楚的自白，我发现他停止写作不完全是被强迫的。客观地说，当时中国作家协会对沈从文相当照顾，在1960年代最困难的时候，还特地给他尽可能提供条件，让他单独有住的地方，单独写作。为什么不写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真写不下去了。这样一个材料，就和我的预设不一样，到后来成为我论述的一个重点。这样就把问题更加复杂化，更加深入了。

这个问题不只存在于沈从文身上，也存在于曹禺、张爱玲身上，比较有普遍性。里面实际也包含着某种程度上对沈从文的批评。在我看来，沈从文应该坚守原来的自己，一直写类似于《边城》《长河》那样的产品。沈从文更想突破，结果反而突破不了。所以我就提出，不必老是追求新的东西，你要看到自身局限性，更加完成、完善自己。这样对沈从文的认识就比较复杂化了，都是写作最初时没有预想到的。

所以，我的写作习惯是，使用材料一定看全集，而且全部看完，都写非常详细的笔记。实际进入写作的时候，应该把原来所谓的“潜认识”抛弃掉，完全面对材料，再得出一个结论。最后不是完全否认原来的分析，而是使原来的分析更加复杂化了。

南方周末： 写王瑶先生那篇，他提及做大学者愿望时的失落感，令人印象很深刻。

钱理群： 写王瑶就更复杂、更特殊了，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学生写老师，会有很多顾虑，很多问题，但是我还是尽量发挥了。学生写老师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跟老师有近距离接触，更深的一些东西，别人不一定能看得到。选择王瑶的检讨书这个题目，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一代每个人都写过检讨书，我自己写了很多检讨书。所以不完全是写王瑶，实际也包括自己在内，写检讨书时种种复杂的心情、情感、心理，以及表达的种种曲折等。

所以“主体投入”有两种类型。一种像写邵燕祥，比较明显，点出这个地方我怎么想，跟他想法一样，有强烈共鸣。像王瑶这种，我自己的声音隐含在其中，并不非常明显。有的比较隐蔽，比如写赵树理，因为各个方面我和他差距很大，写得更客观一些，但实际也有主观感受。比如我觉得赵树理很有价值的一部分，就是最后他思考到体力劳动者的位置问题，这其实有现实关怀。我现在比较关注农村建设，也比较关注打工子弟、打工者的这些问题，背后都隐含着如何对待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问题。我跟赵树理之间，本来经历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从这个共同关注的问题，理解了赵树理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今天面对大量农民工脱离农村带来的问题，但赵树理在这么多年前就已经看到，就更加看出他的价值来了。

▲ “主体投入”的写作中，钱理群看到了自己和赵树理的共同关注：如何对待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问题。（CFP/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