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答1977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170 个故事

昨夜又梦见高考了。还有许多题不会做，看看数学题没做完，看看物理又不会。翻开哪本书，都有大半本没复习到。眼看快考试了，心里很着急，一急就醒来了，醒来后还心有余悸。摇摇头，确认是睡在自家的床上，长吁一口气。心想这一辈子都不用高考了，一下子就轻松了。

每次的梦，地点不同，情景不同，但那种忧愁和焦虑却是相同的。许多朋友告诉我，他们都做过这种梦，包括那些考上大学的女生。

一

1977年7月，我高中毕业回到生产队干活。一个妇女全劳力每天8个工分，我们这些半大女孩子每天是5分。白天下地挣工分，夜晚跟别人学打毛衣，生活平静而快乐。

10月下旬的一天下工回家，父亲对我说，今天城里一个亲戚到七里坡给他女儿借书。他说国家恢复高考了，想让女儿复习考大学。他听说七里坡的董子安以前上过高中，后来搬到乡下，课本可能还保存着，就跑20多里山路去找。

两天后，我们村在公社高中教书的老余也证实了恢复高考的说法。老余是“右派”，下放到我们这里教书，他和我父亲关系很好。老余说，这次不论成份了，只要达到高中文化程度，都可以参加。他鼓励我也参加考试，还给我找了一份“文革”前的高考卷子。

二

平地一声春雷，我心里泛起阵阵涟渏。从小学到高中，没有人说过考大学的事。有时学习用功了，其他同学还讽刺说：“学那有啥用，你还想考大学吗？”现在，真的时兴考大学了，这不是做梦么。

但怎么考，考什么，我都一无所知。

父亲替我选择了理科，他说学文科危险。过去反右，还有文化大革命，历次运动，那些写文章的人都被打倒了。还是学理科保险。

但我的理科知识近乎零，从哪里开始呢？

首先是没有课本。两年高中，物理课本是《工业基础知识》，生物和化学是《农业基础知识》，数学学的是统筹法、优选法，上课就是去丈量操场，去猪场称猪。语文唯一记得的，是北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理想之歌”：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

我到城里找来表姐的物理和数学课本。表姐是1972年毕业的高中生，上的是县一高，但她不愿参加高考，她不相信“不论成份”，还笑话我是“照眼出气”（形容异想天开）。

表姐的课本很薄，我啃起来却很吃力。

等差数列、三角函数、万有引力、电与磁……我在小本本上恭恭正正地抄写着一个个公式、一条条定理。有些连听都没听说过。

离高考还剩十多天了，父亲带我去邻县复习——三舅在邻县一所高中教数学。87公里，上坡下坡。那时汽车很少，一天只放一趟班车，车票很难买。父亲决定骑自行车带我去，遇到下坡他带我，遇到上坡我下来帮忙推车。早上天蒙蒙亮上路，下午4点多才到。

在三舅那里待了十多天，他们上课，我去听，但我听不懂。下课问老师，也没法问。若是某些方面不会，或某个题不会，还可以问。全部都不会怎么问？十多天的复习，我好像只弄懂了电流是安培，电阻是欧姆。

12月的一天，我坐在县一高某个教室的考场上，昏头昏脑地做题。第一排坐着我们学校的物理教师孙保，孙保30来岁了，文革前的高中生。他似乎做得很轻松，不长时间就搞定了。前后左右离他近的几个同学蠢蠢欲动，有几个还真抄上了。但我离得远，根本没想头。浑浑噩噩中，时间就到了。

语文卷子有一道题：给“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这句话注音。下来后我查了字典，心里很懊恼，声调错了几个。作文是“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之前我也看了一些报纸，报纸上说全国各地怎样把最好的物资运到北京，献给毛主席纪念堂，还有女工怎样织最好的毛主席绣像。但写作文时怎么就没有用上呢？

这一年物理老师孙保考上了河南师范大学，全县一共有5个人考上本科，他是其中一位。那两位抄上的同学也分别考上了大专和中专，剩下的全是陪衬。

这一年我们班50多名同学中有10人参加高考，没有一个考上。全县考上大学（包括大专中专）的人，用一张红纸贴在县委门口。4.7%的录取率，是全国平均水平。我们这个教育落后的山区小县，没有达到这个平均数。

图 | 作者当年复习时做的笔记

三

第一次没有考上在意料之中。算是进进场，感受一下。新年过后，我又回到原学校，开始正儿八经地复习。县里最好的高中是县一高，但我没有在县一高上过学，也没有熟人介绍，只好回原校复习。

学校的老师，原来都是教初中的，后来升格到公社高中教书。比如余老师原来在本村教初中语文，胡老师原来是我的初中英语老师，教我“ Long live chairman Mao ”。他们现在都是我的高中老师。

我要复习，生产队不同意，因为我已是一个社员了。母亲去给队长说好话，答应一晌不拉地参加生产劳动，换我去复习，队长才勉强同意。　　

学校没有住宿的地方，有的同学在学校附近的村里找房子。我是“走读”：早上从家里步行到学校，晚上回去。中午在学校接点开水，吃自带的玉米面馍馍，晚上回家吃饭。15里路，来回要走3个多小时。

后来余老师给我们几个走读生找了一间寑室，夜里用几张课桌并起来睡觉。寑室里跳蚤凶猛，好像几年没吸过人血的样子。进寑室前，我们都把裤腿挽得老高，但跳蚤“嘭嘭”两下就跳到大腿根了。

半年后的1978年7月，我又坐到了县一高的考场上。语文、政治感觉考的还可以，数学也做出不少题，但物理一上来就把我唬住了。个个都似曾相识，个个都含混不清。

后来余老师说，我这次考了240分，距中专分数线只差5分。

图 | 作者（前排左六）高中毕业照

四

回到村里，大队支书的女儿把我笑话死了。在地里摘棉花时，她嘴一撇，眼一挤，高声说道：“哼，我敢说咱村就没有人能考上大学，老坟上就没有那苗蒿！”她说的是“咱村”，可那年只有我一个人参加高考。

经过第一轮的冲刷，村里几个高中生都偃旗息鼓了。我忍受着村人的讽刺，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心里暗暗不服气。

父母没有埋怨我。父亲鼓励我说：“从头开始，你年龄还小着哩，不要听她胡说。她恁能，咋连考场都不敢进呢？”　　

正当我情绪十分低落的时候，妹妹成了全大队唯一考上县一高的学生。随后，我也被录到县一高复习。县一高复习的人太多，学校就在操场上大课，闹嚷嚷乱哄哄，黑板上写的字看不清，老师讲的也听不清。更重要的，我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看他们气气势势去找“张老师”“李老师”问难题，受点拨的样子，我很羡慕。但我和他们不熟悉。

我的理科基础不行，上课老师都是讲重点，别人一听就会了，而我则刚刚入门，正想继续钻研却下课了。下一节课，又换成其它内容了，我总是赶不上。老师讲完后，大量时间是做习题。别人做题像羊吃草，头低下，“次次次次”一路往前攻，我却很慢，总是被拦路虎挡道。问同桌，问老师，这一个题解决了，下一个又不会了。

我请假回家，想按自己的节奏好好自修一下基础知识。但家里鸡呀猪呀，芝麻豆子摊一场，没有一片安静之地。母亲要上地干活，还要做家务，一天到晚忙得“脚后跟打住脑后勺”。我做不到无动于衷不管不顾，无奈又回到学校。

在复习的日子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背诵了大量古文，《劝学篇》、《师说》、《送东阳马生序》、《六国论》等，以前课本上没有，现在学到了，感觉很新鲜。

五

女生寑室是大铺，一溜睡着20多人。晚上乱哄哄的，夜里十二点还睡不了觉。你要关灯，她要撒尿，谁也不听谁的。我躲在被窝里，读刚刚买到的复习资料里的文章。《挥手之间》、《白杨礼赞》、《歌声》，我如痴如醉地读着，有几个白天，我也不进教室，躲在寑室里读语文。但老师说，语文是橡皮课，学得再好也拿不了多少分，考试还得靠数理化。我也明白这道理，但依旧这样不安地逃避着。

火麦连天的日子，哥哥到学校里为我和妹妹送馍送面。我问，家里怎么样？哥哥含含糊糊地说家里都好，你别萦记，好好复习。后来才知道，这时母亲正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她得了肾盂肾炎，很严重。80万单位的青霉素一连注射了40多天，臀部、手臂、脚上到处都是针眼，臀部上隆起几块又青又硬的疙瘩。以后，每到夏天，我都提心吊胆，生怕母亲犯病。

为了让我复习考大学，母亲带病参加生产队劳动。别人干几天还可以休息一下，她却不能。割麦、摊场、打粪、锄地，连续的劳累，母亲终于倒下了。

我心里自责，觉得母亲累病都是因为我。我不想复习了，要回家劳动替母亲分忧。父亲和哥哥都劝我，说家里有他们撑着，让我集中精力复习。

哥哥说，咱妈是为了你考学才这样的，你要是半途而废，她受的打击不是更大吗？哥哥还说，每次去学校给我和妹妹送面，他心里都想，自己虽然失去上学的机会，但两个妹妹都在县里这所最高学府学习，他感到自豪。他相信我们都能考上大学。

哥哥的话让我欣慰，同时也让我的心理负担更重了。

六

每天晚上，班上一名成绩好的同学都要在伙上买一个麦面馍奖励自己。看着他拿着那个虚乎乎、长方形、刚出锅的麦面馍，我很馋。但我舍不得去买一个，因为我的成绩不好，我觉得不配吃。

这期间我曾想改考文科。比我高一届的两个女生，报考英语专业，她们都考上走了。我选择理科，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我找来了全套的文科课本，古代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从头学起。啃了一段时间后，感觉无望。只好硬着头皮，将错就错，继续考理科。

我的前排坐着城里学生李军，他的理科成绩班里第一。老师教的内容似乎不够他学，课后物理老师还给他开小灶。他拿着厚厚的习题集，做了一本又一本。

小个子陶陶是县一高物理老师陶敏的儿子，他和李军坐一桌。下了课，其他人还在埋头做题，他俩却你到我头上摸一下，我在你屁股上贴个纸条。学习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很轻松。我一边听着他俩的俏皮话，一边心里很自卑。

同桌小琴文科不好，她捉笔的手是斜着的，字写得象蝌蚪。但她数学好，她整天低着头，一道题一道题地做。

教室熄灯铃响了，我和几个同学还在点着蜡学习。下课铃响了，我还坐在教室不出去。临高考的前几分钟，我还在背政治。关键是我效率不高，对于物理，我总感觉越学越糊涂。

临近高考，我的思想压力陡增。为了我和妹妹上学，家里已经全力以赴了。哥哥一星期来给我和妹妹送一次馍，他每来一次，我的心就难过一次。我曾暗暗发誓，若是考上大学，一定要把父母接出农村，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我若是有了出息，一定要帮助哥哥。

可现在我考不上怎么办？

图 | 作者准考证上的照片

七

李军这一年考上西安交大，成为轰动全县的佳话。陶陶在第二年考上一所重点大学，我的同桌小琴也考上一所气象学校。班里还有几个和我同等水平的女生，通过各种渠道或上了本县的师训班，或上了函授，最后接父母的班，可谓“榜上无名，脚下有路”。　　

妹妹是应届生，我是复习班。我自己成绩不好，就希望妹妹能行。如果妹妹考上了，我的压力也会小一些。但临近高考，妹妹却病了。

一开始，妹妹说她发烧头痛，她要回家。我很生气，我认为她是娇生惯养，不想学习了，才找个理由回家。我领住她熊了一顿，妹妹哭着走了。

后来父亲说妹妹得的是猩红热，急性中毒型，幸亏治疗及时，否则疹子出不来要憋死人的。

我的名字最终没有出现在县委门口那张红纸上。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小腹发热，双腿发软，像遭了雷击一般。

败寇无语。我回到村里拼命干活，忍受着众人的讥笑和父母的失望，在人生的羊肠小道上艰难跋涉。一次次突围，一次次被打回原形。直到五年后，我考上了一所成人师范学校。

三十年后的2007年，儿子参加高考，分数只比三本多了4分。连天晌午，我坐在公园的石阶上痛苦不堪。追根寻源，最后追到自己头上。我没有权力指责他，因为我没有为他打下好基础。儿子复读后考上一所二本院校，去到心仪的城市，我的焦虑才告一段落。

一辈子我都为高考这件事而痛苦，我觉得我的思维欠逻辑，做事欠条理，都是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缘故。可要是没有高考，几年过去，我或许会像同村的很多妇女一样，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

作者骆淑景，现为退休人员 

编辑 | 李意博

播音 | 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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