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自由与互助：
“农民”斯科特与他的“无政府主义”理想
这个夏天特别热，事儿似乎也特别多。这么说的直接依据就有三个。7月14日早上一觉醒来，幸运躲过枪击的特朗普，不仅在紧随其后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也在很多美国人心目中，成为天选之子。Meta
（原名Facebook）
老板扎克伯格也宛若亲见了神迹，对特朗普服软解禁了。7月22日早上一觉醒来，更是一拖二，先是拜登退选，后是斯科特走了。
先说前一件事。拜登在退选之际钦定哈里斯接选，佩洛西、希拉里、奥巴马各怀心思，对拜登此举是一问一个不吱声，另一边的特朗普倒是直接说哈里斯不堪一击。政治世界的事，瞬息万变，鹿死谁手，仍待观察。按照清华大学赵晓力教授的说法，在美国政治这个现代剧场中，特朗普和拜登这两个演员不可谓不出色。
再说后一件事，关涉的不再是演员，而是观众。昨天早上接到我的博士导师王绍光教授发来的消息之后，我就上网查了查，发现斯科特7月19日就去世了，正好赶上周末，他儿子等过了周末，才在X
（原名Twitter）
上公布了这个消息，耶鲁大学校方都还未及反应。我说的斯科特，全名是詹姆斯·C.斯科特
（1936-2024）
，他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常青树，从1976年起就在耶鲁大学教书，一干就是47年，直到去年才正式退休。
说起斯科特，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耶鲁大学农政项目的创始人和负责人，得知他去世之后，我又到农政项目网站上看了看，发现自己可能是他主持这个项目期间到访的最后一个中国学者。那是2019-2020学年，我作为国家留基委公派学者到耶鲁大学访学，合作导师正是斯科特。我本来计划申请到耶鲁大学政治学系访学，因为那是我的老师王绍光工作了十年
（1990-2000）
的地方，但斯科特在与耶鲁大学麦克米兰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伊恩·夏皮罗商议之后，最终还是决定把他在中心主持的农政项目作为我的落脚地。好在这两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兄弟共建单位，隔得也不远。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门厅的世界地图挂件，让我看到了美国知识分子舍我其谁的内心世界。政治系门厅的教授作品展示墙，让我看到了斯科特这棵常青树在耶鲁大学的学术地位。
斯科特常说自己是一个农民，尤其讨厌官僚作风。他的工作室就设在自家谷仓里。2019年元旦，他写信告诉我，谷仓不幸起火，烧毁了电脑，为此他生平第一次做了电子签名，供我办理访学手续，还贴心地附上了自己的简历，最后来了句：“这下他们满意了吧！”一幅有些恼怒又不失戏谑的面孔跃然纸上。
当然，在我看来，
斯科特不是他研究的只有“弱者的武器”可用的东南亚农民，而是自给自足的美国自耕农，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更甚于中国农民与美国农民
，费孝通先生概括过后者，那是在斯科特的童年时期（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农民户均5亩地，美国农民户均500亩地，美国一家抵中国100家。生计的鸿沟，可谓天壤之别。
斯科特在耶鲁大学的农业研究项目，旨在重塑新一代学者对农业生活和社会的理解，为步入纯统计学沼泽的社会科学研究，注入涉及贫穷、生计、耕种、争议、艺术、法律、财产、仪式生活、合作、资源利用和国家行为的新鲜知识和思想路径。斯科特为农业研究项目构思了三个跨学科的基本假设。其一，任何好的农业发展分析必须从其历史客体的活的经验、理解和价值观开始。其二，第三世界（近年来也可以说是第二世界）研究必然不能与西方历史研究或人文研究隔开，有必要将各种难得联系的学术脉络放在一起。最后，要松动不同学科对提问和解答方式的霸权式控制，唯一的办法就是聚焦对于几个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主题，建立一个长期持续的跨学科对话共同体，并交流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成就。
斯科特的农政项目每周研讨会始于1991-1992 学年，并设有一个总的研讨主题，包括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相互认知，以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文化和物质交流、移民、汲取、信用、法律制度和政治秩序的模式；还包括对不同社会如何构想其空间秩序的理解，哪些术语是有意义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比如，边疆、荒野、耕地、乡村、城市、城镇、农业、商业、丘陵、低地、海洋区、内陆，这些含义在历史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们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我在的2019-2020学年，研讨会的年度主题是“僻壤、边疆、城市与国家：交流与认同”，共有20场研讨会，涉及的跨学科议题，包括：“联合国对农业地区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的权利识别”，“越南农业帝国的动物与种族”，“早期现代边缘视角下奥斯曼世界的游牧生态”，“萨默塞特湖的木鹳：全新世/人类世边界事件的多物种人类学研究”，“秘鲁的气候变化、集体伦理与环境正义”，“泰瑞尔之光：吉姆·克罗沼泽的经济正义与基督教种族平等主义”，“20世纪拉美农业变革的史诗与反史诗”，“与松露相伴：追踪‘猎人之后’的卡拉哈里沙漠的景观关系”，“全球丰裕困境：1870年代至1930年代埃及、印度和美国的农业监管”，“监控水、土地和人民：亚齐山谷杂交种子研究的历史根源”，“沙漠蝗灾与帝国主义科学”，“不安定的特殊性与废墟：人类世的土著人存在”，“公元800－1900年西非萨凡纳的仪式地质学”，“气候恐惧与河流梦想：中亚的跨学科研究进程”，“慢科学：生态景观及其有机体”，“十九世纪马诺河与渔人湖（西非）之间的生活、劳动与大西洋贸易”，“权力的地盘：现代中东的边界、帝国和环境，1858－1939”，“国家、土地和战争：哥伦比亚内战期间的土地积累”，“建构民主革命之路：发展项目、社区理事会、唐顿马考特民兵与杜瓦利埃政权的垮台，1971－1986”。这些议题真可说是琳琅满目，两年后，在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访学期间，我再次见到了这种不同学科的激烈碰撞、不同视角的相互启发。
总体上，斯科特主持的研讨会，更像是费老在《留英记》所说的欧洲传统的席明纳。不同之处或许是，每次研讨会结束后，斯科特都会亲手送给主讲者一盒鸡蛋。用实物而非货币，作为学术活动的馈赠，我之前从未见过，我想这是斯科特的发明。
这里是21世纪的美国，这年头还有美国人拿鸡蛋当礼物！这事儿本身就特别令人不可置信，我原来一直以为，鸡蛋这物件只有在我们的乡土社会才是礼尚往来的硬通货，而且这也是几十年前的“古老习俗”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这鸡蛋是哪儿来的？如果是买来的，似乎并不可贵。这个困惑在我脑海里持续了几个月，终于在我们这期访问学者应邀到斯科特家做客的时候，有了答案。斯科特在达勒姆的家，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不是美国中上层郊区家庭精心打理的草坪，而是院子里跑来跑去的一大群鸡，原来斯科特送人的鸡蛋，是自家鸡下的！
此外，院子里还停着一辆硕大的农用犁地拖拉机，重建的谷仓已经搭建好了骨架封了顶，住所书桌墙上挂着他的绵羊手绘像（他还是康涅狄格绵羊育种者协会的会员，他对自己的这个身份颇为自得），厨房门口转角书架上放着一本特别扎眼的大厚书，书名就叫：
How To Cook Everything
。
当然，还有，大家惊讶地发现，只有斯科特一个人不紧不慢地忙里忙外，竟是他孤身一人在给接近二十位客人（五六个访问学者之外，他还邀请了别的客人）准备晚餐！于是乎，大家感佩他身上的这股子自耕农倔劲儿，也纷纷加入其中忙活起来。
斯科特比拜登还大六岁，生于1936年，在特拉华河畔新泽西州的工业小镇贝弗利长大，9岁时父亲因中风去世，所以小学是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读完的。那个时代的美国在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领导之下，奠定了美国的“光荣与梦想”。和很多美国人一样，斯科特的父亲是小罗斯福民主党的拥趸，斯科特本人在父亲去世后，终生不改父之道，小学念的是贵格会教会学校，是班上唯一的“民主党人”，从小学到中学还几乎每周都去读美国的“社会大学”，参观过费城和华盛顿的监狱、社区、码头工人会议、精神病院，帮贫民家庭修过房子，还在冷战正酣时参观过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二战期间，美国的良心拒服兵役者，多是贵格会信徒。与这些人的广泛联系，让斯科特成了学院派中的少数派。
斯科特的本科是在威廉姆斯学院念的经济学，他在这里读了包括温和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在内的不少书，打下了政治经济学的底子。但在写作毕业论文时，被导师发现偷懒并拒绝指导，被迫换了个希望了解缅甸经济发展的指导教授，他因此申请扶轮奖学金去缅甸待了一年
（1958-1959）
，从此走上了东南亚研究的道路。离开缅甸后，他又去巴黎政治学院待了一年
（1959-1960）
，这些经历让他觉得世界上还有比法典更重要的东西，政治又比经济更重要，所以回国后就从哈佛法学院、耶鲁大学经济学系一路转到耶鲁大学政治学系读研究生，从硕士到博士，一读就是7年
（1961-1967）
。
1961年的盛夏，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前因后果的鞭辟入里，深深折服了当时年仅25岁的詹姆斯·斯科特。当时的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正处在行为主义革命的大潮之中，聚集了罗伯特·莱恩、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罗伯特·达尔、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哈里·本达等一大波“耶稣会式行为主义专家”。斯特科回忆说，他在这里学到了三样东西：一是严格的科学哲学训练；二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基础：财富与权力如何相处，如何培育平等，以及政治信念如何形成、又与阶级如何互动；三是深刻了解所研究区域的文化、文学、历史和语言的“东方学”，也正是这一点让斯特科被更多地视为人类学家而非政治学家。
斯科特的第一本书《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精英的信念与现实》
（1968）
，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的，而博士论文是跟着导师罗伯特·莱恩依葫芦画瓢写出来的，虽然论文指导委员会的导师们很喜欢这本书，但他自己并不满意，他总是觉得自己应该写出更值得一读的作品。
如果用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版本的数量来衡量可读性，斯科特更值得一读的作品包括：《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1976）
、《弱者的武器：农民抗争的日常形式》
（1985）
、《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
（1990）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处境的社会工程是如何失败的》
（1998）
、《逃避统治的艺术：一部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
（2009）
、《为无政府主义喝彩：自主、尊严、工作与休息的六个片段》
（2012，中译名《六论自发性》）
和《格格不入：早期农业国家的深层历史》
（2017，中译名《作茧自缚》）
，算上一头一尾，42年间，他写了7部享誉学术世界的作品，每一部都在英语之外至少有六种语言译本。
在我2006年到香港中文大学跟随王绍光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已经读过了前四本书，在我动手写作博士论文之际，王老师给了我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征求意见稿，供我参考。还记得我看了书稿后，跟王老师交流了我对斯科特的认识，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思想者，特点是“正题反做”：反思极端现代化意识及其影响下的国家视角，而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国家理论，所以斯科特对于我的启发，主要是“反题正做”，我一度把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的副标题命名为：“那些试图改善人类处境的社会工程是如何成功的”。
斯科特曾说，自己的写作都是从一个故事开始（大众化写作是他的自我要求），自己的大部分作品都只有一个简单的论点（这往往体现在副标题上），再加上出版商对社会收益的追求（这往往体现在主标题上），斯科特的这些作品也就不难找到理解的门径，而这也恰恰是他的自我要求：谁说好读的作品不学术？
循此而言，《六论自发性》的六章二十九个思想碎片，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的这种写作风格，读者可以从中找到他所有作品的思想内核，这甚至包括其后出版的《作茧自缚》。在这部作品中，斯科特手握在东南亚炼出的矛，刺向了当代美国的结构性暴力之盾，对于外界给他的无政府主义者头衔，斯科特内心并无波澜。这是因为，斯科特认为，小资产阶级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阶级，而无政府主义正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当今世界愈发受大型的政府官僚体制和商业官僚体制主宰，自主、自由、互助才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情怀；对自主性的渴望、对工作时间的掌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自由感和自尊感的渴望，才成为更具普遍性的社会期待。
斯科特的政治人类学视角，借助福柯主义，批评国家统治术的弊端缺陷，揭示下层群体逃避国家统治的艺术，强调下层群体在限制国家权力过度扩张渗透上的重要性，主张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史中重新发掘自主、尊严、自由的社会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