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娜︱公正的记忆何以可能：重释保罗·利科“记忆的责任”概念

保罗·利科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5年2期， 责任编辑吴忌， 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作为“二战”后的伦理反思浪潮的核心人物，保罗·利科在《记忆，历史，遗忘》一书的开篇便表达了对战后社会记忆现状的深切担忧：“我仍然对某一地方过多的记忆和其他地方过多的遗忘所构成的令人不安的景象感到困扰，更不用说各种纪念活动以及记忆和遗忘的滥用所造成的影响了。”[1]记忆的滥用现象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记忆的责任”（devoir de mémoire）概念的泛化密切相关，这也引起了法国、德国等思想家的关注和反思。一方面，以托多罗夫为代表的学者公开批评记忆的滥用现象，反对那些曾经的受害者无限制地扩展“记忆的责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乃至从道德高地为自己索取权益；另一方面，利科与杨科列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列维纳斯等人则坚持保留这一概念，他们认为“记忆的责任”不仅是反思历史创伤的认识论要求，更是重建战后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要基石。

关键问题在于，利科在对“二战”记忆的单一性及其引发的滥用现象深感忧虑的同时，为何坚持保留“记忆的责任”这一备受争议的概念？他又如何以此为切入点，试图建构一种公正的记忆（juste mémoire）？本文首先从记忆的责任的起源和争论出发，分析其合理性及问题所在，探究利科如何通过语法解构对其进行再阐释，论述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补充性概念“记忆的工作”（travail de mémoire），以探索忠实再现过去与偿还伦理债务之间可能的平衡；然后讨论记忆的工作在精神分析领域的适用性和在历史学层面的有效性，从而进一步分析利科在个体见证与历史书写之间寻求的动态平衡；最后聚焦于利科对记忆与遗忘两种极端状态采取的调和策略，探讨他在建构公正的记忆的过程中追求的过度记忆与积极遗忘之间的平衡。利科对这三重平衡的深入探讨，不仅回应了记忆滥用的伦理困境，也构建了通向公正的记忆的重要理论路径。同时，本文结合《波斯语课》《美丽人生》《索尔之子》《钢琴家》等电影对极端历史事件的叙述与重现，展现公正的记忆的伦理实践可能性，凸显利科思想在战后记忆文化中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记忆的责任”在“二战”后风靡欧洲，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一种共识性的社会指称[2]，但这一概念实则拥有悠久的历史，包括宗教、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追溯其词源可以发现，法语中的“责任”（devoir）与“债务”（dette）享有相同的拉丁语词根dēbēre，意指“当我亏欠某人某物时，我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记忆的责任指涉的是对过去债务的偿还，承担因历史负累而产生的义务。它自诞生之初便是多义的，关联于“强制的记忆”（mémoire obligée）、“被要求的记忆”（mémoire commandée）等。“二战”后，“记忆的责任”成为一种强迫性、神经质的[3]甚至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口号，“当个人或群体所经历的事件具有特殊性或悲剧性时，这种记忆的权利就变成了一种责任：记住，见证”[4]。在战后社会，这种责任被理解为对历史真相的铭记，对历史事件的受害者给予道德上的优先性，主动承担和偿还对过去的负债，担负起道德、伦理和社会的责任。

记忆的责任的合法性主要体现于两点。一是记忆的责任作为道德承诺，从实践层面宣布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它要求将历史事件的意义纳入当下的考量，以防止此类事件在现在乃至将来再度发生。正如对战争的见证构成了现代性建设的“绝对必要”，在此意义上谈论记忆的责任及其强制性要求是避免负面的历史事件再次发生的唯一可能[5]。二是记忆的责任试图以道德义务的形式重新关联过去与现在，通过将“记忆”视作道德符号，过去的“过去性”以被命令的形式重新被放置于现在的“现在性”中。记忆的责任重视对过去的传承，致力于维系群体的同一性与完整性，从这个层面来说，其合法性基于历史完整性这一前提：承认某些奠基性、变革性乃至破坏性的事件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这反映的是对历史整全性的要求，“我们对过去所负担的债务反映了我们对于完整性的关注：通过努力将我们的生活植根于集体性的过去，我们渴望生存在一种完整性中”[6]。这种进步的线性历史观将过去、现在与将来视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对缺席者的回忆、再现、表述和重构，记忆的责任与对过去的见证、讲述以及杜绝悲剧再次发生的雄心壮志相关联，一种强大的个体归属感将历史的诸多时刻统一起来。这使得对过去的真实性的探究逐渐被弱化，记忆研究的重点转向对受害者伦理债务的偿还。在这个层面上，“记忆的责任”这一具有强制性的表述使我们感到安心而非焦虑，“只要我们保持对过去的记忆，就可以避免恶的回归”[7]。

对缺席者的回忆、再现与重构不仅是为了保留对逝者的记忆，更是为了承担历史事件的道德债务。这种对记忆的责任的追求在《波斯语课》的结尾得以充分展现，并达到情感与叙事的高潮。影片讲述了比利时犹太人吉尔斯为了在集中营里生存，谎称自己是波斯人，因此被纳粹军官科赫选中，后者计划在“二战”结束后前往德黑兰开餐馆，吉尔斯被要求在两年内教会科赫波斯语。对波斯语一无所知的吉尔斯偶然间获得了抄写犹太囚犯名册的机会，于是他以这些囚犯的名字为词根虚构出一门语言，借此蒙骗科赫。影片结尾呈现了两次高潮：一次是在伊朗边境，科赫用自认为已经掌握的“波斯语”回答海关人员的问题，殊不知他实际上复述的是那些被他迫害的犹太人的名字；另一次是吉尔斯成功脱险后，面对盟军的询问，他逐一回忆起2840个犹太人的名字，当这些名字被低声念出时，逝去的生命仿佛再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吉尔斯以独特的经历完成了一种别样的历史见证，而科赫则通过阴差阳错的语言习得，意外记录并传递了人生中最羞耻的罪行。这种双重见证传递了受害者和施害者双方的伦理责任，也为记忆的责任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辩护。

记忆的责任在战后风靡的主要原因是它迎合了受害者在道德层面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但其含义的模糊性以及由此导致的记忆被操控、被滥用等问题引发了广泛批评。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以皮埃尔·诺拉、让-皮埃尔·克莱罗、阿尔弗雷德·格罗斯、茨维坦·托多罗夫、亨利·罗素、乔治·本苏桑、让-米歇尔·肖蒙、艾瑞克·柯南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公开反对“记忆的责任”概念的泛滥，他们提出一系列观点，如“纪念性的迷恋”（obsession commémorative）、“记忆的病理学”（pathologie de mémoire）、“受害者竞争”（concurrence des victimes）、“记忆的滥用”（abus de la mémoire）、“被操控的记忆”（mémoire contrôlée），以此反对记忆的责任带来的消极影响，他们的批评立场也逐渐成为当代法国思想界的主流。记忆的责任遭受众多批评的主要原因在于，它跳跃性地指向道德的要求而非认识论的工作。相较于记忆的内在性、表象的不彻底性等特征，记忆的责任首先从道德层面、伦理层面提出要求，甚至成为更加强硬的由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命令。事实上，如果以一种强制性的命令来要求记忆，那么如何实现从记忆现象学到历史认识论的过渡？在这个层面上，具有排他性的“记忆的责任”概念构成了对历史研究的自由表达的威胁。对此，有些历史学家提出“历史的责任”（devoir d’histoire）[8]这一新的表述来与记忆的责任相抗衡，其目的是使认识论层面的历史研究优先于伦理学层面的记忆命令。

利科也曾揭露记忆的责任的问题，“今天，人们常常援引‘记忆的责任’的概念，其目的是缩短历史批判性分析工作的时间，冒着将特定历史群体的记忆封闭起来的风险，将记忆凝固在受害者的情绪中，使其失去正义感和对公平的追求”[9]，“对于记忆的要求可能会被理解为一种邀请，邀请记忆绕过历史研究的工作”[10]。对此，多斯进一步指出：“利科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追求：历史追求真实性，记忆追求忠实性。他同时强调，对于记忆的多疑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神圣化；然而，如果历史完全被记忆覆盖，就会忽略解释和理解这一至关重要的认知层面。”[11]因此，当我们以“责任”为要求挟制记忆从而使伦理要求占据主导地位时，就有可能将过去凝固在一个封闭的模式中，而忽略历史方法可能带来的细微差别和复杂解释。利科认为，强制性的记忆虽然可以引导出对记忆的善用，但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对记忆的滥用。他在《记忆，历史，遗忘》中详细分析了多种记忆滥用的形式，包括“受阻的记忆”（mémoire empêchée）、“被操控的记忆”（mémoire manipulée）以及“被过度要求的记忆”（mémoire abusivement commandée）[12]。

托多罗夫在著作《记忆的滥用》（Les abus de la mémoire）中也指出记忆滥用的后果：“过分沉溺于过去的原因在于它可以让我们将注意力从当下移开，同时为我们提供问心无愧的满足。”[13]这种尚未被反思的重复使历史群体的记忆被禁锢在受害者的愤怒和痛苦中，也使某个群体的复杂经历被单一化，以维护他们作为受害者的地位，赋予他们某种特权：

受害者身份不仅带来话语权，也在社会共识层面形成相应的道德义务，因为他人一旦承认某群体为受害者，就必须回应受害者的需求。这种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性，使受害者身份成为一种具有优势地位的社会资源。托多罗夫质疑，“记忆的责任”概念可能在无意中削弱了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入探讨，将多维的历史研究简化为单一的受害者叙事，并可能演变成重新分配权利和利益的工具。

不仅如此，记忆的责任在表述上的多义性和含混性使“每个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从而让人怀疑这一概念可能是伪造的”[15]，这体现出语言的表演性特质，而该表述随后也逐渐发展成政治话语的一部分。在当代法国，那些依然谈论“二战”、高喊“铭记历史责任”的人通常会遭受巨大的敌意，这种情况可见于克莱罗对利科在《记忆，历史，遗忘》中坚持谈论“记忆的责任”概念的嘲讽：“尽管他（利科——引者注）在书中意识到这一概念在认识论和实践维度所遇到的困难，但是他仍然保留这一概念，坚持这一令人尴尬的立场。”[16]实际上，克莱罗对利科、杨科列维奇、列维纳斯等强调偿还过去负债的学者的负面态度并不奇怪，因为在战后社会，媒体宣传、政治竞演以及宗教演讲使记忆的责任成为廉价且实用的口号，本苏桑将其类比为一种“新的公民宗教”[17]。记忆的责任作为纪念“二战”犹太人大屠杀这一特定历史事件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了最初的所指，演变为一种“政治武器”[18]，更何况“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使死者复活是世界上最广泛的和共同的诱惑”[19]。“记忆的责任”概念的泛化造成了它在实践层面的偏差，过度政治化的记忆引发了理论与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去-政治化”由此成为众多思想家反思的主题。

概言之，“记忆的责任”概念的合理性及其潜在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忠实于历史真实与偿还过去负债之间的张力以及可能引发的理论困境。在这一框架下，记忆的责任更倾向于优先偿还历史负债，进而在伦理诉求与认识论要求之间制造了紧张关系，因为这种偏向直接触及了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可能弱化对历史复杂性和事实真相的探究，甚至可能动摇认识论基础。因此，记忆的责任遭到法、德历史学家等多方的批评和质疑。利科对于记忆的责任的态度显得尤为复杂，他在肯定其伦理意味的同时，也对可能造成的滥用保持警惕。这种复杂态度耐人寻味：为何像利科这样颇为强调伦理重要性的哲学家会对具有强烈道德诉求的“记忆的责任”概念持保留意见？他又如何调和伦理学与认识论，从而提出自己的应对之道？这些问题不仅是理解利科思想的关键，也关涉更广泛的记忆与历史研究的范式转向。

在法国思想界，谈及记忆的责任时必然会提及利科《记忆，历史，遗忘》，他最早提出“将记忆变成一种责任是否合法”的问题[20]。相较于托多罗夫对记忆的责任引发的滥用的批判，利科作为对记忆的责任的“伦理-诗学”批判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其合法性。利科认为，在正义的观念的指导下，记忆的工作可以通达公正的记忆，开启现象学反思的可能性，同时他也警惕“记忆的责任”概念可能被过度意识形态化或工具化。这种矛盾的立场反映了利科在批判性反思和回应伦理诉求之间的摇摆。

利科关于记忆的责任的暧昧态度招致了众多批评。比如，米里亚姆·比恩奈斯托克（Myriam Bienenstock）曾公开质问：“今天，一些法国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在面对‘记忆的责任’这一问题时会表现出反对甚至蔑视的态度，利科的这本书（《记忆，历史，遗忘》——引者注）是否应该对此负责？哪怕只是负部分责任？”[21]与之类似，让-克劳德·莫诺（Jean⁃Claude Monod）也指出利科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利科探求如何满足‘记忆的责任’的要求（同时对这一表达方式持保留意见），尤其是对于大规模犯罪的受害者偿还债务的要求；另一方面，他想知道如何跳出对过去伤痛的执念，这种执念表现为一种‘挥之不去’或‘痴迷’，甚至是被过去‘俘获’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化。”[22]莫诺和比恩奈斯托克的批评都源自对利科模糊立场的不满，尤其是利科在提到记忆的责任时表现出的摇摆态度。笔者认为，这实际上与利科一贯的调和迂回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尽管利科对记忆的责任持批判态度，但他并未完全否定其合理性，相反，他在此基础上提出“记忆的工作”这一补充性方案，旨在弥补记忆的责任在认识论层面的不足。通过这种互补关系，利科试图在忠实再现过去的认识论要求与偿还历史债务的伦理要求之间建构一种动态平衡。

利科认为，记忆的责任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命令，实则在语法层面存在悖论：

此处，利科从两个方面探讨了记忆的责任在语法层面的悖论。一方面，从时态来看，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记忆就与过去有着内在的联系，而记忆的责任虽然与过去密切关联，但同时以一种强势的未来时态呈现出来，“说‘你要记住’（tu te souviendras），这同样是说‘你不要忘记’（tu n’oublieras pas）”[24]。这一源自过去的道德命令表述的却是对未来的要求，其中隐藏着一种矛盾，“我们强加给自己一个记忆的道德命令，以便使我们复活那遥远的、我们不再认同的过去。我们援引这段历史不是为了从中获得灵感，相反，它是一种排斥物，是不公正和犯罪的代表。我们寻求接近过去以便拒绝它们。我们把过去刻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只是为了与它们保持距离”[25]。这一将来时态与过去记忆的矛盾也在《摩西五经》中有所体现，尤其是在《申命记》中，记忆的责任通过将来时表达了对记忆的持续的伦理召唤，例如，“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26]，这一命令通过将来时的记住来陈述铭记过去的要求，这种时态上的变化揭示了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伦理张力。

另一方面，利科提问，自发性的个体记忆如何能被集体的强制命令规训？这一问题基于一种传统的记忆共识：个体记忆是自发的、情感的、想象的和难以控制的，而集体记忆是社会的、客观的和可控的。值得注意的是，利科对“集体记忆”概念表现出一种颇为谨慎的态度。他承认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等人倡导的集体记忆的必要性，记忆的责任与哈布瓦赫所谓的“社会框架”有关[27]，并且调整社会框架时必然也需要调整强制记忆的内容，这些非私人性质、非个体的记忆在引起公众关注和实现特定政治目的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他也认为集体记忆在实践层面容易导致记忆的滥用和误用，它会遮盖个体记忆的多样性，以同质化、单一的道德要求或政治命令来规训纷繁复杂的个体记忆。而记忆的责任正存在这样的风险，即用同质化、集体、强制性的道德命令来规训多元、自发的个体记忆。利科对“记忆的责任”的双重语法解构经常被误解为是对这一概念的彻底否定，“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和巴迪欧等人认为，利科同历史学家合谋，主张用‘记忆的工作’来替代记忆的责任”[28]。然而，笔者认为，利科对记忆的责任的语法解构实际上是为提出记忆的工作奠定基础，他将后者视为前者的补充性方案，旨在弥补记忆的责任在认识论层面的不足，从而寻求一种更加合理的概念框架来均衡记忆在认识论维度和伦理学维度的双重要求。

利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讨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经由80年代的《时间与叙事》第二卷《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90年代的《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和21世纪初的《记忆，历史，遗忘》，他持续探索并深化对精神分析的兴趣。记忆的工作实则基于弗洛伊德的“哀悼的工作”（travail du deuil）[29]概念，后者旨在揭示个体在失去所爱之物后借由心理活动应对悲痛的机制。哀悼的核心在于解除对失去对象的情感依附并撤回力比多，其中尽管伴随着痛苦和冲突，却是个体为了恢复心理平衡必须付出的主观努力。在哀悼的工作的过程中，个体逐渐接受失去对象不再存在的现实，转而将力比多投入新的关系或目标，从而适应新的现实。与此相似，记忆的工作试图借助历史学批判，使过去的痛苦记忆从当下的情境中解脱出来，将过去的事件置于实践性反思的客体位置上，从而中和回忆者对苦难的创伤情感，如痛苦、怨恨、不甘、忧郁，以实现他们关于创伤事件的平和的记忆，这是一种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的未完成状态。

《美丽人生》以温情的叙事方式揭示了记忆的工作对极端历史创伤的缓和作用，塑造了一种平和而深刻的回忆机制。犹太青年圭多以自己的幽默与机智赢得了多拉的爱情，两人克服阶层阻力组建了幸福的家庭。然而，“二战”爆发后，圭多一家被送入集中营，在这个极端环境中，圭多通过谎言将恐怖的集中营生活伪装成一场冒险，为儿子构建了“游戏”的世界和相对安全的心理环境。他将集中营的暴行重新编码为游戏规则，掩盖了毒气室、苦役和死亡的真实意义，使儿子在最残酷的环境中依然保持童真的笑容。这种叙事策略不仅是父爱的体现，更是一种对创伤记忆的主动调适，将现实中无法承受的痛苦转化为更容易被接受的虚构经历。影片通过这种叙事重构，展现了个体记忆与历史创伤的复杂关系，正如利科以记忆的工作来强调记忆的叙事化可以为主体提供重新理解创伤的路径。圭多的叙事实践并非简单的逃避，而是有意识的介入：它将不可直面的苦难包裹在温情的外壳中，在情感层面缓和创伤。这种介入不仅使儿子免于心理上被摧毁，也赋予他对父爱和人性力量的深刻记忆。通过这种创造性的记忆实践，《美丽人生》可以被视作记忆的工作在艺术中的经典例证，它超越了对战争暴行的直接控诉，转而以柔化创伤记忆的叙事方式来展现人类在最绝望的环境中重新找到生命意义的能力。这种叙事的迂回为观众提供了另一种反思历史的视角，彰显了艺术在处理历史创伤时的深远力量：铭记并非必须直面痛苦，重构记忆也是一种治愈的途径。

“记忆的工作”试图将记忆置于反思的距离中，调和个体的脆弱情感，以唤起回忆并加以批判性地审视，“这一概念包含认识论的要求、精神分析的工作和历史学批判的警醒”[30]。一方面，它突破了将记忆的责任局限于忠实再现过去的框架，避免了“责任”中隐含的正义、公平等强制性的道德律令，旨在消解记忆的滥用和操控等对历史真实性的扭曲；另一方面，它致力于寻找一种平衡，在历史的真相和对受害者的伦理关怀之间寻找一种协调的方式，从而将对过去的痛苦记忆沉淀为平和的记忆，“平和的记忆的目的不在于消除过去的张力，而是解决怨恨的逻辑并终止暴力的传承”[31]。在这个层面上，平和的记忆代表一种理想状态，即终止暴力的传承、继承过去的遗产、偿还历史的负债，并在沉痛的过去和现实间建立一种连续性的关系。多斯认为，利科试图以认识论层面的记忆的工作来进行必要的迂回[32]，在这一框架下，被记忆的责任忽视的认识论维度通过记忆的工作得到补充，利科也由此在忠实再现过去与偿还伦理债务之间建构起一种平衡。

公正的记忆指向具体的历史事件，而事件的单一性、特殊性使得对公正的记忆的讨论既不能被简化至单纯的历史维度，也不能被完全剥离道德维度。在讨论公正的记忆时，应在历史认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种记忆的伦理学，从而规避记忆滥用的风险。在这一语境下，利科通过两个对比来实现忠实再现过去与偿还伦理债务之间的平衡。首先，在实践维度上，利科通过对比“剂量”（dosage）的过量与不足来寻求相对准确的记忆：公正的记忆是相对于托多罗夫所说的记忆的滥用而言的，而公正与精准的“剂量”密切相关。“这种精确性也可以从准音乐的或者准美学的角度来理解：公正的记忆就是听起来准确的记忆，它避免了夸夸其谈、媚俗、恶趣味、陈词滥调……避免虚假的因素。”[33]与之相对的则是不准确或病态的记忆，包括对记忆的操控、涂抹、篡改。其次，公正的记忆在伦理维度上指向对过去的承认和负责，在道德维度上则指向对他异性[34]的考量，包括偿还对逝者的负债、给予受害者以道德上的优先性[35]。考虑到托多罗夫谈及的受害者利用自身伦理身份过度索取的情况，利科主张从一种积极的主体性出发，“将主体从自我中心中解脱出来，从对现在和未来的担忧中解脱出来”[36]，坚持给予受害者道德上的优先性，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利科看来，记忆的责任是个体对他者的责任，这种责任不能要求他者给予同等的回馈，这也是利科否认存在遗忘的责任的原因。

利科提出记忆的工作，将其作为对记忆的责任的补充性方案，二者在语言层面处于双重运动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将过去代入现在，另一方面是将现在代入历史”[37]。在此基础上，一种交互性平衡被建构起来：在认识论层面上，记忆的工作旨在疗愈创伤以实现准确的记忆，而这种记忆的表象力图忠实于过去的事件；在实践层面上，利科试图在记忆的滥用与善用之间寻找平衡，以引导出均衡的记忆；在伦理层面上，记忆的责任赋予他异性的受害者道德上的优先性，为受害者主持公道并偿还过去的负债，“记忆的责任就是通过记忆，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异于自身的他者的责任”[38]。通过记忆的责任和记忆的工作的交互作用，利科在认识论、实践和伦理三个层面实现了某种平衡，这构成了实现公正的记忆的必要条件。

之所以对公正的记忆、记忆的责任、过去的债务等方面的讨论总是被置于宏大的叙事框架中，是因为对多元化的个体记忆而言，缺乏明确的标准来证明某人的记忆比其他人更公正，公正必然指向他异性、多元和复数。历史学家在研究创伤性事件时，经常面临着将历史研究与精神分析相联系的巨大诱惑。对此，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曾警示应对这种诱惑保持谨慎。他认为，虽然精神分析在解释个体创伤时具有积极作用，但其概念未必适用于集体，若是直接将这种框架应用于集体性的历史研究，可能会忽视历史与集体经验的复杂性与多维性[39]。上文提及记忆的工作基于哀悼的工作，如何在集体领域中保持个体相关概念的有效性，成为利科面临的主要挑战。利科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不仅是对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张力关系的回应，也体现了他在个体见证与历史书写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创伤记忆或被压抑的记忆只有经由漫长的叙述才能转化为鲜活、真实的记忆。然而，这一转化有时难以进行，尤其是在面对像“二战”这样的历史创伤时，幸存者的回忆常常受到复杂历史事件和个体创伤情感的影响，形成一种无法叙述的创伤。利科在《哲学人类学》（Anthropologie philosophique）[40]一书中指出，曾经存在但现已不再存在的事件使回忆者产生对当下世界的陌异感，这种痛苦的感觉导致他们的个体经验无法被交流和沟通，因而无法成为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他认为，这一状况的根源在于回忆者无法区分多重时间层次，导致在他们的回忆过程中，过去似乎仍处于当下的“在场”状态，这种创伤状态源自一种时间上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分析治疗不能仅是情感的疏导，还必须纳入时间因素，尤其应穿越过去、现在、将来三重时间。通过时间的分层与转换，个体能够逐渐释放被压抑的记忆，过去的创伤不再直接占据当下的情感经验，而是在时间的框架中得到重新构建和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利科将精神分析的范畴还原为一种时间本体论。

利科在某种程度上和海德格尔持有相似的时间观，他们都认同时间性对于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的重要性，“时间性不仅构成我们作为存在者的主要特征，而且是最能表明存在者与存在本身之间关系的特征”[41]。利科认为，相较于奥古斯丁的三重离散的时间结构[42]，海德格尔将过去、当下和将来的三重时间结构连接起来，“把将来性置于‘向死而在’的标志下，从而将自然和历史的无限时间置于死亡有限性的残酷法则之中”[43]。然而，利科也指出这一时间结构的内在问题，“由于‘向死而在’的标志性特征，未来从一开始便获得了优先地位，这种优先性将影响时间三个维度的统一”[44]，同时他反对将历史局限于对过去的回溯性特征，“一种把过去作为一种‘完结的’（fertig）客体和死亡的时间来看待的历史认识论对于一种侵扰集体历史性的体验也是不合适的”[45]。

利科承认三重时间维度的同等源初性，相较于海德格尔的封闭的时间结构，他主张向一种开放的将来性的现象学过渡。他认为，与其关注死亡，不如关注人类在时间中的负债状态。“债务”不仅是物质上的欠债，更是历史、道德和记忆上的责任。他提出“向债务而在”（être⁃en⁃dette）概念，将其作为过去性与未来性之间可能的联系。过去仍然存在于现在的“分层”时间中[46]，过去的事件和责任并没有随着当下的不在场而完全消失，而是在现在的时间中存在，并且通过多层次的时间结构影响着现在和未来。希伯来语的《圣经》在语法上没有区分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是区分“完成的”和“未完成的”两种状态，前者指向过去，后者指向现在和将来。债务作为“未完成的”任务并非负担，而是可以成为意义的源泉，成为重新审视和理解过去的多元记忆的重要路径。这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人类存在和时间关系的视角，“时间性构成了记忆和历史指涉过去的生存论前提”[47]，“债务”则成为记忆与历史指涉将来的伦理关键词。作为一位“债务哲学家”，利科试图将古希腊的逻各斯哲学传统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相结合，即将哲学的真理性同记忆的忠实性相结合，从而勾勒出实践智慧的道路[48]。

利科以“作为记忆的过去”替代“作为历史的过去”，这一概念转换使过去的他者性发生变化，过去从历史的客观存在转变为主体化过程中具象化的“肉身”（chair），“这一‘肉身’的范畴意味着，在‘此在’的解释学中，需要跨越一种逻辑鸿沟，这一鸿沟存在于‘操心’的存在维度与事物的存在方式之间，而事物的存在方式涉及一切已知且可操控的事物范畴”[49]。利科为“肉身”这种特殊化的生存论范畴开辟了新的空间，使“过去”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或他者，而是具体、有形的主体。这种视角转变也顺应了20世纪90年代的“记忆转向”潮流，记忆研究将注意力从宏大叙事转向“见证”（témoignage）、从记忆符合论转向承诺-信任的互动关系，具有明显主体性色彩的“证词”成为从历史向记忆过渡的中间结构。《索尔之子》即为“见证电影”的杰出代表。影片伊始，索尔发现了一具年轻男孩的尸体，并执意认为这是自己的儿子。尽管身心濒临崩溃，他仍不顾一切地坚持为男孩举行一场完整的犹太葬礼。这一信念驱使他冒着极大风险寻找一位拉比以完成葬礼仪式，甚至因此放弃了同胞的反抗计划和自己的生存机会。影片采用紧凑的单一视角，镜头始终紧随索尔，以长镜头的形式将观众牢牢嵌入索尔的处境。这种局限性的叙事策略不仅制造出强烈的压迫感，也让观众如索尔的同伴般切身体会到集中营的残酷现实与无尽的死亡威胁。通过这种沉浸式体验，观众不仅见证了索尔面对的外在暴力，还深入感受到他的内心挣扎与情感困境。更为重要的是，影片通过细腻的叙事和强烈的视觉表达，将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个体与事件重新拉回公共记忆的场域。索尔为男孩举办葬礼的执念不仅象征了对生命尊严的坚持，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见证行为：在试图抹去生命痕迹的暴力机制中，他以个人的行动为无数无名者留下记忆的印记。影片中交织的见证片段通过索尔的单一视角被串联起来，完成了对集中营历史的重新诠释与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