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衡学术 |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的发展特征及国土开发治理建议

我国的政治功能主要由首都北京和各省会城市组成。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国际政务交往的中心城市，绝大多数中央和部级机构均布局与此，各省的行政职能由省会城市承担。

我国的国际交往功能由首都和多个国际化城市共同承担，与人口经济规模大小没有直接关系。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接待入境游客分布示意图（2014年）

数据来源：各城市2015年统计年鉴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ICCA国际会议举办数量位序图（2015年）；数据来源： 2015 ICCA Statistics Report（Public Abstract），http://www.iccaworld.org/

我国的金融功能呈梯度分布特征，并且与城市经济总量表现出较大的相关性。

首先，上海、北京是全球级别的金融中心。其中上海在2017年最新的第21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以下简称GFCI 21）中全球排名第13位，作为中国大陆第一金融中心，几乎囊括了全中国所有的金融市场要素，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交易所等高等级交易平台，同时还设有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资金拆借市场、国家黄金储备运营中心、国家外汇储备运营中心等国家级金融机构，除此之外中国四大银行、各大外资银行均在上海设有总部。而北京则在GFCI 21中被特别提出是亚太地区大幅上升的城市，排名已上升至第16位，并被评价为既有广度也有深度的“全球领导型”金融中心，作为中国经济金融的决策中心和管理中心，其银行机构资产规模近90万亿，占国内银行业大半壁江山，在全国遥遥领先，同时在金融市场方面凭借全国性“新三板”落户首都，也显示出进一步发展的强劲动力。

其次，深圳、广州已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中心。特别是深圳近年来金融服务业飞速发展，已被最新发布的GFCI 21评为全球22位的“国际专业型”金融中心，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密度、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以及从业人员比例均居全国前列，作为中国蓬勃发展的高科技行业和私营企业筹融资中心，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香港、纽约一道成为全球最活跃的IPO市场。

第三，次一级的金融中心分布在我国各大经济板块核心及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经济活跃的城市。成都、重庆、郑州、武汉、西安、沈阳、大连主要作为西南、中部、西北及东北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杭州、天津、宁波、青岛、昆明等城市也抓住对外开放的机遇，以活跃的地方经济为基础，不断提升金融功能的地位和等级，其中青岛被GFCI 21列为排名38的“国际竞争型”金融中心，青岛先后与北京产权交易所、深交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14年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式获国家批复，争取到了多项国家政策支持。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金融机构数量分布示意图（2015年）

数据来源：百度地图统计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2015年金融机构数量及其与GDP的关系；数据来源：金融机构数量来自百度地图统计，地区生产总值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

我国部分高等级中心城市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21）的国际排名、评分与分类（2017）；数据来源：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21

我国的经济决策功能主要由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其他多个城市承担，表现出局部极核、总体扁平化分布特征。

首先，从中国和世界500强总部分布来看，北京以绝对的数量优势成为中国与世界500强总部所在地的龙头，2016年中国500强总部98个，世界500强总部57个；上海、深圳的中国500强总部也超过30个，世界500强总部超过5个，在全国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多家世界级、全国性大型企业管理决策中枢的集聚，赋予这三个城市在全国乃至全球层面经济决策的控制权和话语权。另外，杭州、广州、武汉等城市也集聚了10家以上的全国500强企业，企业以区域及本省内生型企业为主。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中国500强、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位序图（2016年）；数据来源：中国500强企业名单，世界500强企业名单（2016） 

其次，从城市对外投资来看，同样表现出北京一家独大，上海深圳紧随其后的态势。根据龙信工商数据，2015年北京企业对全国其他城市的投资总额接近5万亿元，这一方面与北京国家级大型企业总部云集的特征吻合，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北京巨大的资本积累和投资能力。上海和深圳紧随其后，对外投资额度超过1万亿元，也表现出这两个城市与全国其他城市间强大的经济联系。其他城市的对外投资能力均在3000亿元以下，并且除广州投资出现了明显的向西南内陆地区转移的特征外，其余城市投资腹地基本以辐射区域和省内为主，投资北京、上海为辅。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对外投资额分布图（亿元）（2015年）

数据来源：工商企业数据库

除北上深之外的高等级中心城市对外投腹地范围图（2015年）；数据来源：工商企业数据库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大多为区域性交通枢纽，与人口需求、经济产业发展和区位条件密切相关，是城市外向度的重要体现。

第一，从客运枢纽分布来看，我国航空客运交通枢纽城市的布局与区域人口分布与服务需求相一致。上海、北京、广州分别承担各人口密集区域的国际交通门户，另外深圳、杭州、南京也分别对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的航空客运需求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相比之下京津冀以北京一家独大，天津机场的影响力较小，未来首都二机场即将建成，京津冀航空客运枢纽仍将集聚在北京。在其他各区域内布局有更加多元密集的国内外航空客运枢纽，比较突出的包括迅速崛起的成都，与昆明、重庆一同肩负起我国西南地区国内外航空客运枢纽。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出旅游接待需求也是促使重庆、成都、武汉、西安、杭州、福州等城市航空枢纽地位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民航机场吞吐量分布示意图（2015年）；数据来源：2015年全国机场生产统计公报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民航机场吞吐量与常住人口、接待游客量相关性分析；数据来源：2015年全国机场生产统计公报、《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6、各城市2015统计年鉴

第二，从货运枢纽的分布来看，呈现向重要海港、内河港口、铁路枢纽集聚的特征，并与城市经济活跃度正相关。重庆、广州、上海的货运量居全国前三位，其中重庆不仅拥有是长江黄金水道的重要港口，同时“渝新欧”铁路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铁水联运形成我国“一带一路”重要的国际多式联运枢纽；广州、上海更是依托东部沿海重要海港，同时借助京广、京九、京沪、沪昆等国家铁路运输干线、高等级的航空枢纽、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共同打造综合货运枢纽，长期作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全球枢纽门户。天津、大连、宁波等城市也依托沿海港口成为我国重要的国际化枢纽。而武汉、合肥、西安也依托铁路及内河航运作为重要的国内货运枢纽。受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影响，我国西北和东北地区的高等级城市货运枢纽地位总体较低，未来在“一带一路”政策带动下，西北地区的城市有望进一步提高枢纽能级，为打造向西开放新门户、带动落后地区发展提供支撑。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货运量分布示意图（2014年）；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5 

首先，我国的科创空间初步呈现沿海-内陆递减趋势特征，同时长江经济带作为创新城市集聚的特征也逐步显现。东部地区承载全国绝大部分的高等级科创城市，创新城市个数多、等级体系完善，东部有9个城市专利数量均超过1万个，北京、上海、深圳三大全球创新型城市集中在沿海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中部的武汉、长沙，以及西部的成都、重庆，既是中国传统的区域科技中心，又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各自的创新特色，初步形成沿长江经济带的创新走廊。东北、西北地区相对缺乏高等级创新城市的带动，仅有西安、沈阳以军工科技为基础形成了点状创新城市，但尚未发挥对区域的创新带动作用。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专利申请数量分布示意图（2013年）

数据来源：工商企业数据库

在我国重点科创区域中部分高等级城市在区域创新相关行业投资流向；数据来源：工商企业数据库

其次，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是推动城市科技创新的三大要素，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同样有机会成为高等级创新城市。企业是推动创新的核心力量，例如深圳、宁波、杭州、成都等城市依靠科技创新型企业集群显现巨大的创新能力。优质知识要素是创新的催化剂，高等院校、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也是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创新环境的建设应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最主要领域，完善的创新服务体系、激发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宜居的城市环境都有利于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与城市人口规模并无绝对关系，例如宁波、杭州、成都等城市的人口规模并未超过500万，但创新型企业集聚、良好的科教资源、宜居的城市环境以及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使这些城市成为全国重要的创新引擎。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专利数量与常住人口、高等院校、国家级科研机构相关性分析；数据来源：专利数来自工商企业数据库、常住人口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5,、高等院校来自国家教育局官网、国家级科研机构包括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数据来自科技部及发改委官网

从历史文化影响力来看，我国高等级城市普遍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国土层面分布相对分散，与城市规模没有强相关性。

北京、西安、南京等城市在历史上曾多次作为都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郑州、济南、太原、石家庄是黄河流域中原文明发祥地，重庆、成都、武汉、长沙、杭州、宁波则是长江流域孕育的文化重镇，福州、厦门、广州是典型南部沿海开放地区，自古是对外开放的门户，侨乡文化浓厚，大连、天津、青岛等地在近现代开埠后承载了特殊的历史记忆，拉萨也以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享誉世界。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接待入境游客分布示意图（2014年）

数据来源：各城市2015年统计年鉴

从现代文化竞争力来看，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普遍实力较强，其中文化产业依托经济实力在城市文化竞争力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2014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中，高等级中心城市囊括了前30名中的21席，其中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给新兴城市追赶历史古城带来了机遇。文化产业规模与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呈正相关性，只有依托城市的经济实力，文化产业的发展才能对文化竞争力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杭州等城市；反之，即使有一定的文化产业规模，但城市综合经济实力较差，对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也并不明显，如南昌、贵阳等城市。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分布图、从业人员比重与GDP关系图（2014）；数据来源：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5、GDP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我国部分高等级中心城市在2014年文化城市竞争力中的排名；数据来源：社科院2014年中国文化城市竞争力报告

从二产规模及增速来看，东部地区工业具有先发优势，中西部地区普遍快速增长，承接西部产业转移态势明显，东北地区工业发展陷入困境。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总体上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其中东部的高等级中心城市依托良好的对外开放条件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二产增加值占所有高等级中心城市的接近60%；中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可以看出随着制造业由沿海向内陆转移，中西部高等级中心城市近年来总体表现出较强的发展势头，平均增速接近7.5%，并且重庆、成都、武汉、长沙、郑州等5个城市均表现为规模大、增速快的态势，是中西部经济快速稳步发展的强大引擎，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我国巨大的地区差异仍然存在，呼和浩特、银川、兰州、乌鲁木齐、西宁、拉萨等城市的工业基础依然十分薄弱，二产增加值不足1000亿元，对区域城市化拉动力明显不足，在极端脆弱的自然本底条件下，还需要更为慎重的考虑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未来必须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才有机会实现西部地区国土的可持续开发；东北地区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近年转型发展并不顺利，二产增加值仅占所有高等级中心城市的10%，平均增速低至4%以下，二产规模也徘徊在2000-3500亿元之间，东北地区整体经济下行趋势的扭转关键要看其高等级中心城市是否能抓住智能制造的机遇，实现创新转型升级。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二产增加值及增速排位图（2016年）；数据来源：各城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二产增加值及增速分布图（2016年）

数据来源：各城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专门化程度来看，总体上仍是高等级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仅少数城市进入或接近后工业化阶段发展为服务型城市。北京、上海作为我国两大全球城市，均以第三产业为经济支撑，先后发布了“产业禁限目录”，现阶段二产就业占比均低于40%，是超大规模的服务型城市。重庆、深圳作为今年快速增长的城市，工业仍占较大比重，但也具有一定规模的服务业，是超大规模的综合城市，其中深圳的二产就业占比较高，仍保持在60%左右，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进一步发挥在珠三角城市群中的服务地位，大力发展金融、总部、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并注重提升生活性服务业的品质，进一步提升城市竞争力。特大城市中，大部分城市的二产就业比重仍较高，仅有成都、广州两个城市展现出向服务型城市转型的态势，这两个城市都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同时大力发展各类服务行业，在腹地发挥了较强的服务带动作用。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二产就业比重与市区常住人口规模的相关性分析图（2015年）；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6》、《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5》

从整体格局上，要以一个数量足够、布局合理的中心城市网络，共同承载国家战略性资源，承担国家职能。我国36个高等级中心城市以省域行政区划为基础构建网络化体系，符合我国历史格局，有条件作为国家城镇体系的核心中枢和国土开发的主要载体，通过区域辐射和引领带动作用，支撑全国13.8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开发和74.4万亿元的经济总量（2016年）。

我国的高等级中心城市也应面向全球、国际、国家和区域各层级分别发挥战略职责。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与“19+2”城市群的关系

我国高等级中心城市的职能分工，也应实现“塔尖”到“网络节点”转变，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区域辐射等多元角度统筹考虑选址布局。对于中国这样承载13亿人口的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不可能仅靠一个或几个高等级中心城市就能支撑起来。应摆脱传统的以经济规模体量论英雄的单一思路，在目前已初步显现的扁平化分工趋势基础上，统筹考虑，因地制宜构建多元化的国家高等级职能承载体系，引导政治管理决策、经济组织中枢、社会管理服务、文化凝聚、国际交往等相关政策与平台的设置分散化、多元化配置。 

我国应对高等级中心城市进行战略资源配置和政策扶持，并建立监测系统。

在此基础上，建议对高等级中心城市建立监测系统，通过定量和定性的监测，对其创建进度、政策成效等进行及时评价，确保国家战略意图有效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