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力是指消费能力，与可支配收入和社会保障等高度相关。今天，提升中国的消费力，已经与提升创新力、竞争力同样重要。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消费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如何从长远视角提升中国的消费力而不是仅仅刺激短期消费？因为刺激措施过后消费脉冲很快就会消退，这是一个系统性的综合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的重大课题。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矛盾已经从过去的供给和产能不足，转变为产能过剩、房产过剩、基础设施过剩等系统性需求不足问题，这在最近几年体现的最为充分。
要解决这一矛盾，
必须全面提高中国社会的消费力，形成以消费拉动投资的高质量内循环发展格局，让需求问题不再被海外“卡脖子”。
这个转变过程，
需要从整个政策框架入手进行切换，围绕社会保障、居民收入、未来预期、分配结构等事关消费的核心变量进行调整和完善，最终形成以人为本的“消费型社会”
。
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提升大国经济的消费力，有有利的一面，也面临重大的挑战。五年规划即将进入“十五五”阶段，规划思路应该从“产业规划”转变为“消费规划”。这涉及到政策框架从宏观到微观，政策重点从刺激投资到提高收入，发展理念从“物”到“人”的深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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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终极目的来看，消费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投资也不过是为了未来的消费。工业革命后，资本化、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发达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现代产业链被拉长了，上游和中间资本品占比越来越高，体现出复杂的“迂回生产”特征，最终端的消费只是成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
但事实上，
上游和中游的最终价值实现，还是靠下游的消费来完成。
但是由于现代产业体系越来越复杂，迂回程度越来越高，导致消费品市场的信号传递摩擦越来越大，无法及时反映供求关系，因此很容易发生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严重时会导致经济和金融危机。
特别是对于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国家，由于采取了“模仿—追赶”的策略，节省了研发的时间，能迅速的积累起原始资本，并凭借较低的要素成本占领全球市场。二战之后，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在不同程度上都经历了“世界工厂”的辉煌时刻。同样在工业化后期，也或多或少的出现了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和金融危机。
主要原因是，大工业生产体系具有较高的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因此工业化产出能力的提高是指数级的，但需求的提高却无法这么快速。
因此为了解决产能过剩或内需不足问题，这些国家都采取了：
第一，大力发展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以内部消化产能；
第二，进一步全球化，占领更多的外部市场，以外需消化过剩产能。
但是这两种路径都遭遇到了挑战，前者的过度发展引发了以房地产泡沫破灭为导火索的金融危机，后者的过度发展则引发了国家之间的贸易战乃至更深层次的地缘冲突。
说到底，
长期需求不足是生产力快速提高和生产关系进化相对滞后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的消费力跟不上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和创造力。
今天，中国经济正面临这样的挑战。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能力已经世界第一，工业产出已经占全球份额的四成；另一方面，中国的消费力排名却十分靠后，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究其根源，没有太多的特殊原因，是后工业化国家的必经阶段，也是一个客观规律，大可不必大惊小怪或遮遮掩掩。
当然，
中国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既有普遍性和一般性，也有独特性和历史性。
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占比比较高，这有利于快速的动员社会力量完成资本积累，但同时因为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问题，造成国民消费力不足。在政策框架层面，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刺激投资的方式提振需求，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来扩大消费需求。这些都是当下消费不足及应对效果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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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国家经济安全观一般聚焦于供给侧，重点围绕能源、科技和关键材料等要素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是冷战和地缘冲突时代的历史产物。
广义的现代经济安全观更加注重于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聚焦于“做好自己的事情”，构建对全球经济政治波动相对免疫的经济生态循环体系。
基于这种认识，中国较早提出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国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做到以内循环为主，关键是提高产能的自我消化能力，全面提高内需。
如果说在发展早期，内需以投资需求为主，
今天中国的内需应该重点关注两个领域：一是消费需求，二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投资需求
，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相比，这些领域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短缺。
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有机统一的联系，一方面消费需求带动社会领域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社会领域的投资会提高人们的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消费边际倾向。
所以，
扩大消费是扩大需求的“牛鼻子”。
过去一段时间，特别是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大家都比较担心核心科技被海外“卡脖子”，今天来看，市场也容易被海外“卡脖子”，
技术和市场“两头在外”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如果说以前技术卡脖子是最主要的挑战，今天在工业化能力极其发达与产能相对过剩的形势下，需求被卡脖子比如被大幅加征关税，所面临的压力可能会更大。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第一工业大国、第一电气大国、第一汽车大国等，但是市场主要依赖海外，主要依赖外需。一旦外部市场出现风吹草动，出口企业就会出现商品积压、业绩亏损、债务违约、裁员降薪，严重时会出现成片的倒闭破产，引发系统性的经济危机，破坏国家经济安全稳定。
因此，提高消费在经济动能中的贡献，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使基于内循环体系的供需关系保持动态平衡，以消费带动有效投资，以有效投资形成的创新性供给创造消费，最终形成可持续的内部循环，事关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安全稳定。
今天中国经济的主要压力是需求不足或产能过剩
，2024年前三个季度，消费在GDP增长动力中的贡献已经不到一半，较往年同期大幅回落，已经到了历史罕见的新低。
与消费的贡献大幅回落相比，出口的贡献则历史性新高，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又高度依赖于外需，这在当下全球经济周期性回落、新一轮贸易战已经打响、地缘冲突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显得极为脆弱与危险。
因此为了保障中国经济能在内外变乱交织的环境下保持安全和稳定，
必须大幅提高或者恢复消费的压舱石作用，使消费对GDP的贡献维持在70%以上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全面提高中国社会的消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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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部房地产深度转型导致投资加速下滑，外部国际贸易环境日益恶化使出口不确定性陡升的不利背景下，唯有扩大消费才能保持未来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能否及时启动以消费为主的内循环，事关中国经济这几年能否在房地产深度调整和地方政府化债的下行周期中顺利软着陆。
与提高投资可以简单依靠赤字刺激也就是花钱大放水不同，扩大消费是一个复杂的政策实施和传导过程。因为社会消费特别是私人主体的消费并没有可以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变量，政府只有通过收入政策等中间目标来达到扩大消费的最终目标。因为
消费的最终决策还是掌握在微观主体手里
，即使政府采取直接发钱提高可支配收入的方式，如果私人主体没有信心和稳定向好的预期，也很难会把钱大部分用在消费上。因此，
从长期来看还是着眼于培养中国社会整体的消费力。
提高消费力的基础当然是提高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而
提高可支配收入，
一是在分配结构上，将更多的收入倾向于居民
，因为居民是消费的主力军。直接的措施就是降低国民收入中政府归集的比例，比如降低个人五险一金的缴存比例。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基数和比例虽然并不算太高，但是五险一金等“国有化”的支出比例却非常高，也就是宏观税负比较重，严重的挤占了可支配收入。使得企业的人力成本看上去很高，但是形成的能支持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却较低。
二是在收入结构上，要重视财产性收入的提高。
要转变狭义的劳动收入观，正确认识新的时代背景下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意义。财产性收入是一个经济体发达的表现，是社会发展进入小康社会和富裕阶段的体现，是中产阶层形成的标志。特别重要的是，财产性收入具有
较高的消费弹性
。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不同来源的收入分属不同的心理账户，同样是一万元，来自工资性收入和来自财产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后者更愿意消费，更加慷慨大方，这显然有助于提高消费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