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墓地祭祖是中国传统宗教关于民众争取直接面对祖先神的宗教改革。
原文 ：
《一幕争取“祭祖权利”的历史长剧》
作者 |
上海社会科学院 李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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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年终岁杪，冬至将至。国人每逢“冬至”“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等岁时节日一般都要
上坟祭祖
，即
墓祭
。祭祖不仅关乎信仰，更承担着规范人伦秩序的实际功能，在传统社会意义重大。然而，
墓祭曾经历了数代的浮沉，由“古不墓祭”的“前世”演变到“今唯墓祭”的“今生”。
梳理浩瀚文献可以发现，墓祭不仅折射出传统文化中“魂魄”的哲学内涵、“缘情制礼”的实践理性，更演绎了
一场争取“祭祖权利”的历史长剧
。在某种意义上，墓地祭祖是中国传统宗教关于民众争取直接面对祖先神的宗教改革。
遵循礼经之义，古代祭祖一般在庙寝进行。
古代宗庙分两部分，前曰庙，后曰寝。前面祭祀之地为“庙”，后面停放神主与先人遗物之处叫“寝”，合称“庙寝”。按照周制（后演变为传统主流文化的儒家礼制），祭祖共分五个等级，即天子、诸侯、大夫、士及庶人。这五个等级的祭祖场所、建庙数量、祭祖代数都有不同的规定。庶人不可建庙，一般在房屋的正厅摆放灵牌祭祖。
显然，在正式的祭祖礼仪中不包含墓祭。
因为依照古代阴阳学说，人由阴阳二气构成，魂为阳气，构成人的精神灵魂，归于天，永生不死；魄为阴气，构成人的物质体魄，归于地，有生死之分。祭祖的对象是永生不死的祖先灵魂，而非归于尘土的祖先体魄。墓地本为安葬逝者骨肉之所，并非安置灵魂的庙寝，所以按照“魂魄”学说的哲学规定性，也就不需要墓祭。
如宋代理学家程颐指出：“葬只是藏体魄，而神则必归于庙。既葬则设木主，既除几筵则木主安于庙，故古人惟专精于庙。”
（《程氏遗书·卷十八》）
但在历史实践中，早期墓祭确实成为丧祭之礼的必要补充。
一方面，墓祭成为“奔丧”“去国”两种特殊情况下的非常之礼。
另一方面，在儒家礼经确立之前已有祭墓习俗，而这种习俗尤其适用于民间庶人群体。
根据文献记载，被主流文化认可的礼仪墓祭起始于秦始皇。
汉以后承袭了这种祭祖方式。汉代在墓地祭祖的不仅有君臣，还有民众，所谓“行之者，上自天子，下及臣民”。
由此可见，原来宗庙的功能开始转移到墓祠上。由于庶民不得在宗庙祭祖的限制，礼仪墓祭便为普通民众祭祖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尽管墓祭获得了主流文化的认可，但墓祭多仿效庙寝祭祖之礼，大众庶民依然没有具体的仪礼可循。就此而言，
“礼不下庶人”不是对普通民众的礼仪放任，更表现为对其祭祖权利的限制。
祭祖礼仪直到宋代才实现了突破。
著名理学家朱熹所制定的
《家礼》
成为古代祭祖礼仪的分水岭。在祭祖礼仪方面，朱熹勇于创新，对从前庶人祭祖祢于寝和士大夫立家庙两种做法进行革新，创设了祠堂制度，祠堂设在正寝之东，可祭高、曾、祖、祢四世，该制适用于一般士庶之家。《朱子家礼》曰：“祠堂之内，以近北一架为四龛，每龛内置一卓。大宗及继高祖之小宗，则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有关祠堂可祀四代神主的主张，实际是将“五世则迁”的“小宗”之祭落实到民间社会。尽管朱熹把始祖及先祖排除在祠祀之外，但在墓祭方面又进行了大胆的突破。朱熹认同以墓祭的形式举行“百世不迁”的“大宗”之祭。《家礼》中对各种祭祖类别作了明确的规定，甚至包括祭祖用语，简约而易操作。
在《朱子家礼》的影响下，
明嘉靖宗庙祭礼改制推动了明代社会祭祖礼仪的变革，始祖祭祀取得合法性
。清代以“礼以义起”，肯定民间祭祀始祖，突破朝廷只祭高曾祖祢四代的限制。
墓祭之所以获得礼制的认可并获得祭祀始祖的权利，主要由于传统庙寝祭祖逐渐走向衰落，同时佛道教对民间祭祖所提供的服务对传统儒教形成一定压力，此外，也因为墓祭的方便性以及由来已久的习俗
。墓祭对“魂魄”观念也作了进一步的丰富与拓展，加上对“缘情制礼”实践理性的运用，使墓祭获得了理论思想基础。朱熹主张“魄”与“魂”一样都能与祭祀者人心感通，所以既主张庙祭也认可墓祭。
随着现代社会的建立，宗庙、祠堂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如今每逢“冬至”“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等岁时节日，扫墓祭祖已然成为各地的一项重要民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