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烧伤的李伯、被人砸死的罗伯,都是公屋居民,他们被卷入这场风波,成为“代价”。
这几日,趁香港街头日渐平息,小仙走访了香港几个大型公屋(廉租房)屋邨——超过200万香港市民居住在公屋,是1/3港人的栖息地。
这里聚集着他们的荣辱与梦想,这里关联着普通平凡港人的柴米油盐,这里承载着几代香港人的回忆。
要知道,
香港,不止是中环的金领、铜锣湾的霓虹、尖沙咀的星光大道、弥敦道的名店;
纸醉金迷的另外一面,是挤逼的公屋和压抑的唐楼。
折叠城市,这样的香港,才是真实的香港。
了解这些,才能对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以及如何纾解这些社会矛盾,有更深刻的认识。
香港的公屋体系已存在近70年。
它的缘起,来自一段悲惨往事。
1953年,圣诞夜。
深水埗的寮屋亮起灯光。
全木质的寮屋互相勾连,密密匝匝地住着大量逃港难民。
晚上9时许,一名制鞋住户在点煤油灯时,火种不慎烧着棉胎及制鞋胶水。
大火呼地烧了起来,6个小时后才被扑灭。
这场被写入香港历史的“石硖尾大火”,导致3死多伤,5.3万名灾民无家可归。
不过,也点燃了香港发展公屋的火种。
当时的港英政府为了尽快为灾民提供安身之所,火速在原址附近兴建徙置大厦。
此后,政府又在港岛及九龙各处兴建徙置区,以吸引居寮屋居民入住。
自此,公营房屋掀开了香港住房新的一页,也奠定了今天香港的住房政策基础与发展格局。
香港的住房问题,几乎折射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高峰阶段的所有矛盾。
令人看不明白的是,回归22年来,一方面有声音批评特区政府推地过慢;另一方面,港府提出了大量解决矛盾的方案,推出各种土地开发计划,几乎每次都会遭遇反对和抗议。以新界东北为例,开发一拖就是近20年。
2014年,已经完成了三个阶段咨询的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因为立法会审议工程拨款时,遭到数百抗议人士冲击。
当时的抗议图片
他们在反对什么?后文我们会略有涉及。
彩虹邨,因色彩斑斓近年来成为游客“打卡点”
彩虹地铁站,因彩虹邨而得名。
出地铁站,步行2-3分钟,彩虹邨就出现在眼前。
这是香港首批永久性公屋邨之一,始建于1964年,目前住着大约7000多户人家。
因为设计独特,彩虹邨荣获了香港首个建筑奖项——1965年香港建筑师学会银牌奖。
接近60年历史的建筑,今天看来,依然有它设计得人性化之处:
停车场上方的平台,建成了几个篮球场,提供了比较大的公共空间。
8幢20层高层建筑与3幢7层相连式低层住宅,组成一个大大的合围组团,邨内学校、邮局、街市、巴士站一应俱全。
然而,这里始终只是廉租房。
20层高的楼,据说直到1990年才安装电梯。
一层楼40个单位,走进去后,五六十米的走廊居中贯穿,感觉更像学生宿舍或者工厂宿舍。
即使铁门紧闭,个人的隐私空间也很难不被打扰。
随机与一位在楼下晒太阳的老人家攀谈,得知他姓钟,现已97岁,祖籍广州,抗战后随父母一同来港。
自言抗战前生活在海珠区晓港路某号,80年前的地址还能脱口而出。
钟伯一人独居。
早年曾当建筑工人,如今领综援(相当于低保),每月扣除公屋租金、水电等,到手3600元。
老人家腿脚有些不便,每天坚持步行一小时去长者饭堂吃饭。
钟伯在此邨居住超过40年,看着香港经济起飞、回归、金融危机。
他随身的袋子里装着当天的报纸,对发生了什么事清楚得很:
“后生仔不好好读书,还在街上烧活人。
现在是香港人打香港人,左手打右手,我活了快一百岁,没见过。
”他摇头感叹。
据说,彩虹邨近三成居民,家庭月收入不足2万元港币。
他们是香港的底层市民,然而能住进这样一个“水泥匣子”,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幸运。
因为,如今申请公屋,平均排期已经在5年开外了。
彩虹邨公屋内部
在另外一个堪称公屋典范的乙明邨,我恰好遇到前来续约的田女士(化名)和她母亲。
她在一家水果档卖水果,父亲早年是建筑工人,现瘫痪在家,一家三口住一套24平方米的小户型,租金接近2000元。
一旦申请到了公屋,续约手续十分简单,田女士和母亲交了一家三口的身份证及复印件给工作人员复核,再把之前的水电费700多元补交齐,就可以了。
面积虽小,但胜在有价格优势,“比租私人屋苑要好得多,至少不用担心突然涨租,也不用睇人面色”。
乙明邨是1980年代港英政府在沙田填海造地兴建的公屋,是全港第一个增设保安大闸、第二个设有游泳池的公屋邨,全邨大部分单位设有浴缸,在那个年代的出租屋邨可谓十分先进和罕见。
因为季节原因,我去时泳池已关闭,未能一睹“豪宅标配”。
可以看出,这里公共设施齐全,交通也十分便利。
去东铁车站不过三五分钟步行距离,坐大巴也不过半个多小时,就直达位于闹市的尖沙咀。
香港公屋的设计理念基本都是压缩个人空间,完善公共空间,让房屋不过是个睡觉的地方。
住宅面积很小,但是公共设施极为完备,幼儿园、中小学、菜市场、诊所、餐厅、老人中心等都是“举脚之劳”:
在屋邨内,消费相对低廉,我居然看到了25元两菜一饭的茶餐厅,3.5元一个的大蛋挞,这样的价格在香港实属“街坊价”。
我看到,居民们在这里买菜、聊天、锻炼、接孩子放学,其乐融融;
彼此见面招呼寒暄,一团和气;
小区窗台上种着花草、晒着腊肠。
可以看得出
,这样日常市井的生活,也没有把底层居民做人的尊严榨干,他们还保留着天性中对美与善的追求。
公屋里,有友邻和善的温情,有孩童成长的平实,有香港人追求公平发展的梦想。
这样的香港,远比街头打打杀杀的香港,要真实。
一位外国朋友说,像彩虹邨、乙明邨这样旧的公屋邨,让人们回想起过去那个房价远可承受的时代。
公屋有很多都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香港转型为蓬勃发展的制造业中心,七十年代,经济开始起飞。
那时,“专制”的港英政府,填海造地,打造公屋,说干就干,从来没有遇到过像特区政府那样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时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