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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6周年，向为深圳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的改革者们致敬！今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6周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首先是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和举办特区的重大决策以及深圳千百万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创造实践。但同时，深圳特区的成功也离不开三十多年来，承前启后的一批批在特区建设第一线的地方领导人的全力推动。在过去的36年间，先后有10位市委书记曾主政这座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并留下了深浅不一的个人印记，对于这些为深圳作出巨大贡献的领导们的回忆也零星地散落在相关文件或媒体报道中。曾长期打拼在深圳改革第一线的原深圳市委常委张思平，先后在七位市委书记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们在深圳改革中的贡献有过长时间、近距离观察。从今天开始，识局分为上、中、下三篇文章（合计两万余字）连续推出张思平先生——现掌舵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对深圳特区成立后历任市委书记的回忆。作为一家之言或可为我们提供不一样的观察视角。今天首先推出深圳改革大潮中的9位市委书记（上）——记录他对深圳以及历任市委书记在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主要作用的总体回忆。本文系南友圈和自媒社特约文章，投稿并授权识局发表。本文为作者观点，不代表识局观点。任何第三方媒体转载需要得到授权，并不能对正文进行任何修改。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36年里，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个上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国际化的特大城市，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只有了解深圳改革开放历史，才能更客观地评估深圳改革开放的现状，也才能更好地研究深圳未来改革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深圳在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它是中国从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对外开放，将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窗口。第二，深圳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实验场。第三，深圳是中国社会转型，建设民主法制政治文明社会的一个探索者和先行者。第四，深圳是保证香港回归后继续繁荣稳定的强大支撑。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特区的建设和成功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上将是一个会永载史册的伟大事件。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首先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和举办特区的重大决策。但同时，从历史上看，从某种意义上讲，深圳特区的成功也离不开三十多年来，承前启后的一批批在特区建设第一线的地方的领导人的全力推动。
深圳特区的发展壮大当然是千万人民共同努力实践的结果，但是一些重大的改革主要是市委和市政府的执政团队来推动和组织实施的，地方领导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从1980年到2015年，深圳经济特区已经迎送了九任书记或书记兼市长，分别是吴南生、梁湘、李灏、厉有为、张高丽、黄丽满、李鸿忠、刘玉浦、王荣。历任书记在特区改革开放过程中实际上起着主导的作用。每个领导人所处的历史阶段不一样，他们在特区工作时所面临的挑战和要完成的任务不尽相同。每个人的从政背景、知识结构、个人经历，改革意识、领导水平等等都不一样，因此他们在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是有所差别的，对改革开放的推动力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起着开拓的作用，有的起着奠基的作用，有的起着完善的作用，有的则是起着补充的作用。有些在任内敢闯敢试，思想解放，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为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做出重大贡献，给深圳人留下了永久深刻的记忆和怀念。有些则是在某些方面的改革上取得显著的成就，在深圳改革史上也留下一笔财富，也得到了深圳人民的认可。也有些虽然在某些微观的改革也做了些工作，但未能在改革方面上有所建树，也逐步被深圳人所淡忘。到2015年为止，本人在深圳工作和生活间续有二十五年，从事改革的具体组织工作，达二十多年。这九位书记中，我有幸在其中七位书记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对他们在深圳改革中的贡献有所了解。因此，在研究总结深圳改革开放历史的时候，如果能对这九任书记的改革贡献做一个梳理，有利于我们把握深圳改革开放的历程和探索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脉络，当然，这种梳理只是个人的看法，未必客观全面。谨以此文，向为深圳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的改革者们致敬！谨以此文，献给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6周年！经过三十多年时间，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个上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国际化的特大城市。截至2015年，深圳GDP总量位居全国第四，达到1.75万亿人民币，人均国民收入排名第一，达到15.8万元人民币，已经成为国内最重要的高科技企业集聚和创新基地，全国第三个金融中心城市，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进出口总额在全国大城市中排名第一，达2.75万亿人民币，经济总量与香港等量齐观等等。这样的奇迹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深圳的奇迹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在中国其他地方包括其他经济特区为什么没有出现？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进程当中历史地位究竟是什么？这是研究深圳改革的现在和未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了解深圳改革开放历史，才能更客观地评估深圳改革开放的现状，也才能更好地研究深圳未来改革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深圳在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它是中国从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对外开放，将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窗口。改革开放前封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上文革十年的动乱和浩劫，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并决定改革开放。70年代末、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主要是从农村起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的改革，除了部分地区对少数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试点外，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展开，对外开放也处于准备阶段和探路阶段。邓小平是中国决定向西方开放的最终决策者。邓小平之所以决定向西方开放，主要是看到了西方经济与中国的巨大差距，希望通过向西方开放，引进资本、技术和管理，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正如邓小平访美时感叹的，二战后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跟苏联走的都落后了；他到了日本深深感到日本发展那么快，我们落后了。在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亲眼所见、亲身体会，让这位老革命家坚定中国要从封闭走向开放。然而开放对党和国家来讲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一个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并且也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完全要靠自己的摸索，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在整个开放格局中需要有个地方或者叫“窗口”进行试验。正如后来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性质概括的那样：“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是管理的窗口，是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与此同时，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素有对外开放传统的广东省主政的领导人，也意识到国家封闭是不行的。当时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已经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人均GDP已达4080美元，位列“亚洲四小龙”之首，享有“东方之珠”的美誉。面对经济繁荣的香港国际化都市，深圳乃至广东大量农民外逃偷渡香港。广东省委省政府承受着内地民众大规模逃港的巨大政治压力，因此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以及吴南生等领导提出要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搞出口加工基地，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解决就业、发展经济的意见。这一设想得到了中央的积极回应，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鼓励广东谋求突破，在深圳搞加工区，引进香港的资源进行来料加工，带动深圳的就业，增加居民的收入与政府的税收，同时为落实国家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进行试验和探索。这应该是特区建设的初衷。随着对外开放窗口的打开，深圳从最早的出口加工区的设计，慢慢调整为工业、商业、旅游等综合发展的经济特区。借助中央给予的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加上梁湘为市委书记的班子的艰苦创业，在较短时间落后的投资环境得到了改善，逐步吸引到一批港资的三来一补企业。同时深圳利用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引进了大批内地外贸国有企业来深圳设立外贸窗口企业，使深圳也成为中国外贸进出口的重要通道和基地。这样经过几年的开发建设和内联外引，深圳成为内地封闭经济与世界经济对接的一个窗口，在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探索和示范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实践出了改善环境，引进外资，增加出口，增加就业，发展经济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深圳模式。1984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对深圳经济特区给予了充分肯定，明确表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国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随后决定将沿海14个城市整体开放，形成东部沿海对外开放的战略大格局。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从深圳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窗口，撕开了一个口子，进而实现了沿海14个城市的全面开放，从而使我国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经过多年的发展，深圳的投资环境得到全方位的改善，除了港资以外，世界上知名的跨国公司也开始涉足深圳和珠三角，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宜的劳工，优惠的政策，建立他们的全球加工基地，从而使深圳和珠三角因此变身为“世界工厂”。多年来深圳一直蝉联全国大城市当中出口总额第一的桂冠，出口总额曾经占全国的40%左右，2015年深圳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75万亿美元，其中出口达1.64万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1.6%。深圳乃至珠三角经济的腾飞和世界工厂的地位为深圳港提供了充裕的适箱货品，使深圳港也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资本流入国做出重大贡献。因此，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深圳实现突破和起步的，深圳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历时贡献和地位是国内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具备的。深圳特区建设和发展所取得的其他的成绩，应该说都是从发挥对外开放的历史和战略地位过程中派生出来的。在中国“千年大变局”“跨世纪的大国博弈”的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深圳在历史上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应该是立了头功。第二，深圳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实验场。从深圳发展的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场的历史作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特区对外开放和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被逼出来的。虽然小平同志在1979年会见加拿大客人时讲过，“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对的。”但由于当时的环境，那时中央还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本着摸着石头过河，寄希望于在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中寻求突破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特区成立的时候，城市的改革还没有真正起步，在确定深圳兴办经济特区之初，中央并没有明确提出特区要搞市场经济，只是特区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发挥好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深圳特区在建设初期的实践，使特区的开发以及对外开放和旧的计划经济之间产生了难以调解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逼迫深圳冲破旧的计划经济的体制，探索新的能够保障特区建设需要的的体制机制。从而使深圳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也是被逼上梁山的。比如，深圳在特区建设初期，需要解决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物资、干部、劳动力等发展要素，就和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金融管理体制、商品流通体制、物资分配体制、价格管理体制、干部管理体制、劳动管理体制等发生尖锐矛盾，倒逼深圳去探索适应特区建设的新体制、新机制。又如，深圳特区要兴办来料加工企业，开展“三来一补”，扩大对外出口创汇，也势必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外资管理体制、外汇管理体制等发生冲突。有冲突意味着要突破，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在建设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中国从计划经济突围，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先锋的角色，客观上使深圳最早打破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市场经济的因素和机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市场机制，吸引和聚集了国内外大量的资金、劳动力、科技人才、信息等各种发展要素，获得了巨大的改革红利和制度红利，使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在发展了二十几年后成为国际大都市。从1980年到1995年，在将近15年的时间里，深圳引领了全国市场经济体制探索的潮流，成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试验场。深圳目前形成的高科技、金融、物流等支柱产业，从本质上讲，也是多年来深圳率先进行的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红利和制度红利，没有长期在产权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科技管理体制、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探索，没有比较完善的市场环境和发展环境，深圳高科技产业的崛起也是不可能的。第三，深圳是中国社会转型，建设民主法制政治文明社会的一个探索者和先行者。由于深圳经济特区具有毗邻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几十年来，深圳与香港乃至全球信息连通，跟国际市场高度融合，每天有几十万人在深港之间穿梭流动。所以，香港的法制自由、民主、多元文化、廉洁政府、诚信透明等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深圳接触得最早、感受得最深、受到影响最大。随着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实力以及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深圳的社会和市民必然会要求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也有相应的变革。在实践中，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深圳在社会转型方面先行一步，深圳的社会组织发育、基层民主自治、公民意识的形成、法制观念的增强、政治生活的参与等等，都领先于全国，实质上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探索者和先行者。虽然这一过程充满了困难与曲折，很多尝试甚至没有得到延续，但是它在促进中国社会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可能是当前难以估量的。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来深圳工作或者创业的人，对传统的经济、社会、行政、政治体制的弊端的认识和感受较为深刻。对改革创新、政治文明、民主法治等现代社会大多充满向往。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敢来深圳闯的人，大都是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他们成为深圳推动民主法制社会转型，政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他们在几十年特区建设过程中不断进行着努力的探索，有的取得了成功，有的遇到了挫折。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在蛇口就开始实行民主选举、社会监督和内部竞争，由此引发了一场蛇口风波。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深圳已经邀请国内改革家和思想家对深圳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改革进行过系统地设计，其深度和广度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是相当大胆的。虽然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系统的设计未能在深圳进行实践，但深圳仍然在尽最大努力，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不断地推动着社会转型和政治文明的建设。这其中包括上世纪90年代深圳社会组织的发育，基层民主机制的形成，政府自身的改革转型，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舆论监督的力度，相比内地，深圳应该做了许多先行探索。我相信，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文明制度的建立，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大目标的大势所趋，曲折是难免的，但方向是任何人都难以扭转的。在这个过程中，在辽阔的大地上总会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率先进行试验和探索，而这种试验和先行的条件与环境，内地的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地区，都没有深圳这样良好的社会基础、氛围和环境。社会主义应当有自己的民主，而且按照邓小平同志所讲，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比资本主义民主有更高的层次，法制、文明、自由、公平等应当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要素。邓小平同志在决定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提出改革成败的三个标准，一个是经济上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二是政治上要比资本主义的民主、文明发展得更好；三是要比西方民主培养更多的治国理政的政治人才。虽然深圳没有提出建政治特区，但实际上深圳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方向，不断探索，不断进步的。第四，深圳是保证香港回归后继续繁荣稳定的强大支撑。深圳特区最早成立的时候，仅仅是借鉴香港的经验，引进香港的资金，探索实行对外开放的新路子，中央并没有赋予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职责。当时作为边陲小镇的深圳，也没有能力和条件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发挥多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深圳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深圳与香港的关系和地位发生了变化，两地经济社会的全面融合，使深圳实际上已经成为保证香港顺利回归后繁荣稳定的一个强大支撑。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可观，当年深圳的经济总量已达1130亿人民币，进出口总额已达45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迅速增长，到2016年，深圳的经济总量与香港已经持平。随着深圳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现代化的建设，深圳对香港的经济转型、发展和稳定，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也改变了深港长期以来形成的“前店后厂”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制造业逐步转移到深圳乃至珠三角，为香港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高端服务业升级，创造了历史机遇。深圳在承接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程中，通过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不断推进产业升级，逐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高材料产业基地，同时在金融、物流等高端服务业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深圳的发展和崛起为香港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经济和金融支撑，使香港能够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从而提升了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如果说过去深圳的发展离不开香港的辐射和带动，按现在的形势看，香港和深圳在经济上已经是等量齐观，并驾齐驱，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未来深港将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成为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深港经济共同体”。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深圳经济特区是保障香港回归后继续稳定繁荣，实现“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一个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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