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上午，由第一财经研究院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联合推出的 《中国金融风险和稳定报告2018》（下称《报告》）正式发布。报告发布后，以“在改革和波动中实现金融稳定”为主题的闭门研讨会同步举行。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
表示，《报告》主题涵盖三个要点，即改革、波动、稳定。“这三个词放在一起，就如实刻画了我们当前的情况。”他解释称，当前改革正在推进，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过去金融风险的积累、中美贸易摩擦等，金融市场表现出很大波动，在这种情况之下，稳定也显得更加突出。
《报告》将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4个风险、2个条件分为不同的时点，在结合全球背景和考虑数据约束的同时，抓住中国的关键风险和经济金融环境，引入涵盖当前发展的前瞻性指标，从而描绘了中国金融稳定整体图景。在揭示出三大主要风险的同时，《报告》还针对维护中国金融稳定提出了详细的政策组合建议。
《报告》对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摩擦高度关注。“金融危机后姗姗来迟的全球同步复苏出现不久，即被席卷全球覆盖几大洲的’贸易战’和一系列风险因素正式打断。 ”《报告》称，如果美国的复苏周期以时间压缩和波幅放大的形态提前终结，那么要比市场预期更快的加息和贸易战引致的信心波动，将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朱民
表示，当特朗普宣布贸易战时，美国股市下跌，中国股市下跌。中国股市下跌不全是贸易战的问题，也有内部原因和很多因素，但由贸易战引发的信心冲击很大。他指出，还需要注意到全球债务水平上升的大背景，在这种情况之下，贸易波动引起的全球波动可能会比较大，引起中国国内的金融波动则可能更大。
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
杨燕青
表示，《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2015年诞生，是中国第一份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金融稳定地图方法论构建中国金融稳定分析范式的报告。IMF今年4月正式采用了全球央行的通行方法——以“金融条件”取代金融稳定地图的方法论。今年的《报告》也推出了第一财经研究院编制的中国的金融条件指数，充分考虑中国特点的前提下，尝试实现与国际的通约。
《报告》由
李扬
和
朱民
担任联席总顾问。核心内容包括六章，第一章《中国金融稳定概览》由
IMF 前高级经济学家
孙涛
博士领衔撰写。
港交所首席经济学家
巴曙松
担纲撰写了第二章内容《资管新规和打破刚兑》。第三章《金融市场的联动和监管应对》由
蚂蚁金服研究院副院长
邓海清
撰写，第四章《管理人民币汇率和资本流动》由
CF40高级研究员
管涛
撰写，第五章《数字货币的泡沫、风险和未来》由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
姚前
以笔名署名撰写。最后一章《外部金融风险》由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
陈卫东
领衔撰写。
回顾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资本外流压力缓解，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出现了升值，中国金融体系保持了总体稳定。另一方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效，企业部门杠杆率稳中有降，宏观杠杆率大体稳定。在此过程中，金融监管体系也进行了整合与重塑，新时期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微观审慎监管体系正在成型。
进入2018年，中国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旨在解决长期系统性风险的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然而，美国顺周期经济政策导致的全球宏观金融风险加剧，全球贸易争端升温，中国面临的内外部金融压力正在加大。
《报告》对比了2016年第四季度到2018年第一季度期间的中国金融稳定变化情况发现，在此期间，中国的宏观经济风险、信贷风险以及市场和流动性风险有所下降，风险偏好上升，但外部传染风险上升、货币和金融条件趋紧。
《报告》预测，2018年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将可能面临三个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首先，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停滞，去杠杆过程中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定力不足，可能导致和加剧新一轮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风险积累。
其次，去杠杆过程中打破刚兑的节奏和力度如果过于激进，可能带来信用过度紧缩、债务违约的传染和扩散，并触发更大范围内金融市场的风险暴露，导致过大的金融市场波动风险。
第三，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全球贸易争端升级，这些外部因素通过贸易、全球价值链（GVC）和金融渠道传导，对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冲击，尤其是其可能导致的信心冲击，会加剧内外部金融风险的互相强化，对金融稳定构成重大挑战。
基于上述风险视角，《报告》提出了“一揽子”化解短期金融风险、实现中长期金融稳定的政策建议。
第一，去杠杆要保持货币政策定力，通过结构措施避免信用过度紧缩，坚持基于市场化原则处理信用事件，重点是加快建设信用风险处置的相关金融基础设施。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这是加剧信用风险蔓延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强调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但是对于金融机构遇到风险之后的应对机制和方案准备不足。尤其是在去杠杆、打破刚兑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缺乏成熟的资产处置办法和处置案例，缺乏盘活不良资产的渠道与方案，更缺乏足够广阔的、分散信用风险的衍生品市场。一旦遇到风险，缺乏退路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非银金融机构，只能被动倾向于“过度紧缩信用”。因此，需要尽快构建分散市场风险、分担信用损失的体系，明确金融机构对于信用风险承担的过程和程度，鼓励培育不良债务的投资机构和投资群体，尽力扭转“过度紧缩信用”的趋势并防范其可能造成的危害。
第二，在全球流动性收紧和贸易冲突的复杂外部环境下，密切监控国内外重要信息和市场动向，高度关注各项宏观金融政策的协调，防止外部金融冲击和内部金融风险暴露在短时间内高强度叠加，导致市场过度波动、资本大量无序流出、外汇储备下降、人民币汇率贬值、资产价格迅速下跌和信贷紧缩同时爆发的风险局面出现。
“目前外部环境较为复杂，全球货币政策转向的同时，全球贸易冲突的不确定性持续上升。”《报告》认为，目前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走得最快，处于缩表阶段；英国央行和加拿大央行处于加息阶段；欧洲央行处于缩减资产购买规模阶段；日本央行处于拐点前的预期阶段。且从美联储最新利率决议看，预计其加息节奏快于市场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