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 钟书林 教授 ‖ 诗人与考古：汲冢书对陶渊明新观念的影响

引 言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此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 (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先生从“古今学术发展之通义”的高度 ，强调每一个时代的学术进步，“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但是，对 古代文士来说，因缺乏现代意义上的考古新发现，能够预流者寥寥，而东晋的陶渊明 (字元亮，晚年更名潜，别号五柳先生)则是一个例外。由于他对西晋发现并整理出的“ 汲冢书 ” 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仅导致他的新政治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也影响了其 后的文学创作。

关于汲冢书的出土时间，大致有三说：一是房玄龄等《晋书·武帝纪》记载，说是晋武帝咸宁五年（279）；二是卫恒《四体书势》、王 隐《晋书·束晰传》、房玄龄等《晋书·律历志》的记载，说是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是房玄龄等《晋书·束晰传》又说，是太康二年（281）。今人朱希祖研究判定：“汲冢书之出土在咸宁五年（279）十月，藏于秘书监在太康元年（280）正月，命官校理在太康二年（281）春。 ” 经学者编次整理的“汲冢书” 有 十六部、七十五卷 ，影响最大的当数《纪年》十三篇和《穆天子传》五篇。《纪年》又称《汲冢竹书》《汲冢纪年》，一般称为《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五篇与《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由郭璞作注，形成了流传至今的《穆天子传》六篇。陶渊明辞官归隐园田之后，阅读的正是这批郭璞作注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汲冢书。

一 陶渊明阅读汲冢书的缘起

汲冢书从咸宁五年 (279)发现出土，至永康元年(300)校理完工，前后经历二十余年，先后有荀勖、和峤、华廙、挚虞、卫恒、贾谧、束晰等十七位重臣和博学之士，经由两代帝王，虽然时值八王乱世动荡，却不减时人的参与热忱。卫恒遇难后，束晰接手了他的工作，并对之前和峤的整理提出异议，将《竹书纪年》重新整理校正，由此形成和峤初定本与束晰重定本，后人将二本合校，形成《竹书异同》一卷。而当时的东莱太守王庭坚对束晰的整理成果也提出异议，由此两人展开论辩，不幸王庭坚又亡逝，散骑侍郎潘滔便要求王接出面，解答王庭坚、束晰的论争。王接详辨两家的得失，结论允当，得到挚虞、谢衡的认可。

和峤、束晰等人的整理成果，不仅被当世的学者运用在 学术研究之中，如司马彪根据《竹书纪年》纠缪谯周《古史考》一百二十二事；而且持续向下延 续，直至唐代，诸如，郦道元撰《水经注》称引《竹书纪年》达九十三次，范晔直接将《竹书纪年》融入《后汉书》编撰中，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均征引了汲冢书的文献。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身处东晋的陶渊明也颇受影响。根据与陶渊明同时代的王隐在其私撰的《晋书·束晰传》中记载：“《穆天子传》，世间遍多。”陶渊明在《读〈山海经〉》其一称“泛览周王传”，周王传即《穆天子传》，反映出陶渊明对汲冢书的关注。

陶渊明关注汲冢书，还与他同束晰有着深厚的渊源有关。束晰是疏广的后人，而疏广正是陶渊明心仪的高士。日本学者上田武在比较束晰与陶渊明时说：“束晰是汉代疏广的直系子孙，对于陶渊明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奇缘罢了。但是我们不能怀疑，这个奇缘成了陶渊明文学和思想迅速接近束晰的起动 力。”房玄龄等《晋书·束晰传》记载：“束晰，字广微，阳平元城人，汉太子太傅疏广之后也。王莽末，广曾孙孟达避难，自东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而对于疏广辞官隐居一事，陶渊明寄托了很深的情感，专门作有《咏二疏》诗以言志。清人丘嘉穗在《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评论说：“咏二疏去位，所以自况其辞彭泽而归田也。……渊明仕彭泽而归，亦与二疏同，故托以见意。”陶渊明笔下疏广叔侄的“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与他的《归去来兮辞》也颇有几分相似。《咏二疏》开篇“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赞誉他们功成身退，而希冀以功成身退的方式践行“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功业正是陶渊明一生的理想。后世多将陶渊明与 鲁仲连、张良等功成身退的人物比附在一起，原因也即在此。

陶渊明、束晰性情相似，皆沉静恬退，不慕 荣利。房玄龄等《晋书·束晰传》称其“性沉退，不慕荣利”，并创作《玄居释》表达自己的志向。而陶渊明也爱静，时常流露于诗文，如《时运》诗“我爱其静”，《与子俨等疏》“偶爱闲静”，被时人称之为“自况”的《五柳先生传》有：“闲靖少言，不慕荣利。”靖，通“静”。清代宋大樽《茗香诗论》说：“顾晋有陶靖节之高趣，入宋终身不仕；又有束晰之沉退，张翰之虑祸，张协之屏居草泽。”即道出了陶渊明与束晰等人相似的性情。两人皆好读书，博学多闻。房玄龄等《晋书·束晰传》称束晰“博学多闻”“才学博通”，“详览载籍，多识旧章” ，并借博士曹志之口说：“阳平束广微好学不倦，人莫及也。”陶渊明也好读书，常在诗文中提及读书的乐趣，如《五柳先生传》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饮酒》诗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朱光潜称他：“读各家的书，和各人物接触，在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像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的不同的东西融会成他的整个心灵。”所以，在博闻、好学上，他与束晰算得上是同趣味的。

束晰祖上自汉宣帝时疏广隐居以来，历世不显；陶渊明祖上自汉景帝时陶青任宰相以至陶侃，亦历世不显，而陶侃，史称“望非世族，俗异诸华”，虽然以军功显世，可仍然被望族戏称“溪狗” 。 两晋的社会现实，正如与束晰同时代的左思《咏史诗》所叱责：“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与左思一样，束晰在《九品议》中尖锐地指出：“员外侍郎及给事冗从，皆是帝室茂亲，或贵游子弟，若悉从高品则非本意，若精乡议则必有损。”陶渊明虽然没有公开地向阀阅制度表态，但他“所有的田园诗，无不锥处囊中；其刺向虚伪门阀官场的锋芒，无不脱颖而出。他是站在敌视喧嚣官场的角度，描摹田园的宁静；从厌恶上层社会的虚伪，赞美农夫的真淳”。

在创作题材上，他们都创作了歌咏贫士的作品，托贫言志，反衬出追逐利禄的社会世风的丑态。束皙《贫家赋》以略带夸张的笔法，叙述“余”之贫困生活的体验。徐公持认为，“余”虽“遭家之轗轲”，而“不以贫为耻，显示出在贫富问题上的坦然态度”；又言，“既有妻妾，当非真正贫家”。若如此，则此篇当是作者想象虚构之词。而陶渊明《自祭文》《拟挽歌诗三首》《形影神》等作品，亦多擅长想象虚构之景；在述贫上，更是行家里手，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饮酒二十首》之十六“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都是表现“ 饥冻交至、日夜不宁的百般煎熬挣扎 ”很有名的句子。所幸的是，两人虽然多感慨忧虑，但质性自然、乐天知命，“不戚戚 于 贫贱，不汲汲 于 富贵”成为束晰、陶渊明一生的最好写照。

此外，两人都被朝廷聘为佐著作郎，都有较高的作史 才能。房玄龄等《晋书·束晰传》记载，束晰的才干被张华所看重，“华召晰为掾……转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十《志》，迁转博士，著作如故”；又说：“晰才学博通，所著《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纪’‘志’，遇乱亡失。”至于陶渊明，《宋书·陶潜传》记述：“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房玄龄等《晋书·陶潜传》也记载，陶渊明辞彭泽令后 ，“顷之，征著作郎，不就”。

由上可以看出，无论是性情还是时人评价，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史学才华，陶渊明与束晰的相似点很多。正是两人之间的渊源关系，促进了陶渊明与束晰及其“汲冢书”的密切关联，刚出土不久的《穆天子传》与郭璞注的《山海经》进入陶渊明的视野就成为必然。

二 汲冢书对陶渊明新政治观的影响

(一)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与汲冢书的关联

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一云：“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云：“周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之民发古冢所获书也。”根据朱希祖的研究，《穆天子传》分为荀勖本和束晰本。荀勖的整理本，定名《穆天子传》；束晰的整理本，遵从出土竹书内容，定名《周王游行》。陶渊明此处不称“穆天子”“穆王传”，而称“周王传”，说明阅读的是束晰整理本。“流观山海图”，则指郭璞撰《山海经注》及《图赞》。《隋书·经籍志》记载：“《穆天子传》，六卷。”注云：“汲冢书，郭璞注。”可知陶渊明所读的《山海经》《穆天子传》，均为郭璞所注。

不过，陶渊明此时所读的不仅仅是《山海经》《穆天子传》，还应有与《穆天子传》同时出土的《竹书纪年》。只是在《读〈山海经〉》的标题、诗句中，无法将三者都体现出来。因为，自“汲冢书”出土后，《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在南北朝时期，同在一起。郦道元《水经注·昆仑山》云：“《穆天子》《竹书》及《山海经》，皆埋缊岁久，编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缉缀。”将三者置于一起论述。郭璞在《注山海经叙》中，多次提及《山海经》对《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的依赖关系。同时，郭璞注《山海经》《穆天子传》时，多以《竹书纪年》为证，形成三位一体的系统布局。对此， 龚鹏程说道：“陶渊明所读的《山海经》为东晋郭璞所批注的。郭璞批注《山海经》时用《竹书纪年》印证周穆王西征的记载，并批评从前的儒者未能考及《竹书》，不能称为‘通识瑰儒’。 ”他正是看到这一点，由此阐述了陶渊明对《竹书纪年》的重视程度。

《山海经》与《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一起流行传播，在陶渊明《读〈山海经〉》中也有一定的体现。例如，《读〈山海经〉》第二首咏玉山、王母，“高酣发新谣”；第三首咏玄圃，“恨不及周穆”；第四首咏丹木，“见重我轩皇”；第五首咏青鸟，“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等等。这四首诗歌中涉及的内容，都可以在《竹书纪年》中找到确凿的史料出处 。

(二)陶渊明新政治观在《读〈山海经〉》中的体现

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创作很特别，不仅是诗本身的“好奇”，读奇书，用奇光、奇鸟、奇山、奇木等瑰奇意象，而且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多数学者认为是在易代之后。明代黄文焕《陶诗析义》说：“怆然 于 易代之后，有不堪措足之悲焉。”所谓易代，是指公元 420年，刘裕代晋自立，改国号为宋、年号为永初，时年陶渊明五十六岁。今人杨勇认为，《读〈山海经〉》第一首有“孟夏草木长”句，则诗当作于刘裕弑零陵王后一年，即永初三年(422)、陶渊明五十八岁时。丁晏《陶靖节年谱》将该诗系于永初二年(421)陶渊明五十七岁时作。他说：“是年，恭帝被弑。《述酒》诗‘山阳归下国’，盖以魏弑山阳公喻恭帝。……《读〈山海经〉》诗‘巨猾肆威暴，钦駓违帝旨。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痛斥刘裕，以精卫、刑天自喻。”

在晋、宋易代之际，陶渊明的作品很少，自称多年“不复为文”，而忽然写下《读〈山海经〉》十三首， 虽然不能肯定每一篇都有政治寄托，都作为政治诗来解，但作 爲 组诗，它的整体寄意仍是值得关注的。从组诗的结构与创作意图来看，这十三首诗歌主要流露出两种政治情怀。

第一， 超然尘外，欲逃离现实世界。 黄文焕《陶诗析义》说：“十三首中，初首为总冒，末为总结，余皆分咏‘玉台’‘玄圃’‘丹木’，超然作俗外之想，与古帝之思。”针对组诗中一些流露心迹的重要诗句，吴瞻泰指出：“‘宁效俗中言’，是欲听王母之谣。‘在世无所须’，是欲索王母之食。总是眼前苦遭俗物聒，频为出世之想，奇思异趣，超超玄著矣。”所以，有不少前贤将组诗与屈原的《远游》相类比，强调陶渊明的悲愤之心。典型如王应麟说：“陶靖节之《读〈山海经〉》，犹屈子之赋《远游》也，‘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悲痛之心，可为流涕也。”陶渊明恨不得离开当世，仿效屈原“远游”，随黄帝仙登，从周穆王西游，通过青鸟见到身处世外的西王母。组诗由此流露出的情感，与《桃花源记》的“仙游”尘外的境界颇为相似。这种情感，与《宋书 ·陶渊明传 》“ (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是大体相一致的。自归隐以后，陶渊明不再书晋氏年号，以“明眼人”洞察刘裕的野心。

第二，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角度，提出“帝者慎用才”的忠告，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 。在《读〈山海经〉》的十三首诗中，如果说其他几首是否存在政治寄托还存有分歧的话，那么，第十二、十三两首暗寓寄托是毫无疑义的。以第十三首为例，诗云：“岩岩显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废共鲧？重华为之来。仲父献诚言，姜公乃见猜。临没告饥渴，当复何及哉！”开篇即摆出观点“帝者慎用才”，接着用两个历史典故加以阐述。其一是“何以废共鲧？重华为之来。”上下两句，自问自答。大意是说，帝尧流放共工而杀鲧，是由于听从舜 (名重华)的言论。第二个典故“仲父献诚言，姜公乃见猜。临没告饥渴，当复何及哉！”详见《管子·小称》。意思是说，管仲晚年曾经向齐桓公建言，让他疏远易牙等四人，结果反被桓公猜疑，但等桓公临死醒悟时，一切都晚了，落得“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不能得”的自绝地步。由此，“帝者慎用才”的论断自然得出。

也有学者认为，既然诗题曰“《读〈山海经〉》”，那就肯定源自《山海经》。但是，《山海经 ·海外北经》记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 于 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也就是说，其一，犯过失的是相柳氏，不是共工，何流放之有？其二，杀死鲧的是祝融，不是舜。可见，陶渊明此处运用的典故，不是从《山海经》中来的。由于陶渊明同步阅读的是《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三部书，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是从《竹书纪年》来的。

细考《竹书纪年》，有两点值得关注。

首先 ，《竹书纪年》记载， 鲧为颛顼之子。《山海经·大荒西经》注引 《竹书纪年》：“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 ” 《史记·夏本纪》也说： “ 鲧之父，曰帝颛顼。 ” 同时，《史记 ·五帝本纪 》又有 歡兜、共工、鲧、三苗“ 四凶 ” 说。即 讙 (欢)兜为帝鸿氏之子，共工为少皞氏之子，鲧为颛顼氏之子，三苗为缙云氏(炎帝之苗裔)之子。 而据张守节《史记正义》， 《史记》说法源自《左传》。又，《尚书 ·舜典》记载：“流共工 于 幽州，放欢兜 于 崇山，窜三苗 于 三危，殛鲧 于 羽山。”

其次 ，《竹书纪年》中关于舜的记载，与儒家宣传的形象有别。《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广弘明集》卷十一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引《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方诗铭、王修龄下案语云：“刘知几《史通·疑古》两引‘舜放尧于平阳’，一云出《汲冢琐语》，一云出《汲冢书》。其云出《汲冢书》者尚有‘益为启所诛’‘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三事，据《晋书·束晰传》及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此三事皆出《纪年》，则‘舜放尧于平阳’一条当亦为《纪年》之文。”由《竹书纪年》记载看，尧在晚年遭到舜的囚禁，并被夺取了帝位，导致父子不能相见。如此说来，被儒家经典美化的尧、舜禅让制度，在《竹书纪年》中只是血腥与暴力而已。正是受到《竹书纪年》记载的影响，陶渊明对儒家美化的尧、舜禅让制度有了新的理解 。

了解了 《竹书纪年》中“舜囚尧 于 平阳，取之帝位”等相关记载后，也就明白陶渊明此诗的深意了：帝尧听信舜的话，流放了共工，杀掉了鲧，最后自己晚年却被舜囚禁，连父子都不能相见；齐桓公听信易牙等四人，晚年被他们囚禁，饮食困难，饿死病榻。帝尧、齐桓公，均是一代明君，最终都落得个囚禁自绝的下场。全诗末句“当复何及哉”，既是对齐桓公事的总结，也是对帝尧事的总结。黄文焕《陶诗析义》：“‘当复何及哉’一语，大声哀号，哭世之泪无穷。”深得陶诗深意。陶诗运用的两个典故，虽然对象不同，但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帝者慎用才。”诗歌通过帝尧、齐桓公事“借题刺世”，影射东晋被刘裕篡弑之事。

但是，诗歌似乎也不止于此。像帝尧、齐桓公这样的一代英明之主，尚且不免遭宠臣囚禁而王祚移，遑论帝王中的平庸者了。所以，清人马璞看破了这一点，他说：“此《读〈山海经〉》十三首，十二首皆出第一首内‘俯仰终宇宙’一语，故十二首皆即以《山海》所载之事，慨慷后世之事，而晋、宋之事在其中，并不专言晋、宋也。渊明之诗岂易读乎！”这就是陶诗的深度。

三 陶渊明阅读汲冢书后的新历史观

汲冢书特别是《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书的出土，大大丰富了古史的文献记载与史学观念，晋代学者臣瓒、徐广、司马彪等都利用《竹书纪年》来研究古史，而同处晋代的陶渊明对于《竹书纪年》的阅读，则是结合晋、宋易代的残酷现实和自身的感悟，形成了他的新历史观。

汲冢《竹书纪年》“舜囚尧 于 平阳，取之帝位”这一记载，与儒家典籍中尧、舜禅让的仁政学说大相径庭。这对饱受《诗》《书》熏陶的陶渊明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面对同样这一情形，有些人可能干脆就不去相信它，或者竭力反对它，但生性好奇的陶渊明在惊讶好奇之后，随之而来是他结合汉、晋以来的历史和晋、宋易代的现实，与汲冢《竹书纪年》、儒家美化的尧、舜禅让仁政学说等，相互碰撞、融合，进而一种新的历史观在他的头脑中形成，并诉诸诗文表现出来。

在汲冢《竹书纪年》的记载中，儒家典籍中美化甚或夸饰的尧、舜、禹的事迹及其禅让的仁政学说，都被彻底摧毁。除了上文所引外， 还有其他记载，例如：《苏鹗演义》引《汲冢竹书》云： “ 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 ” “尧禅位后，为舜王之。舜禅位后，为禹王之。 ”《史记高祖本纪》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汲冢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 于 丹水。”《史通·疑古》：“《汲冢书》云：益为启所诛。”《史通杂说》引《竹书纪年》：“后启杀益。”《晋书·束晰传》：“ (《纪年》)益干启位, 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这些记载反映出，在权力的交接中，充满了血腥的篡逆和杀戮。特别是“ 舜篡尧位 ” 的一个 “ 篡 ” 字，将 儒家美化的所谓的尧、舜禅让仁政外衣剥去。

或许有读者怀疑汲冢《竹书纪年》记载的真实性，但这些记载不是个别出现，而是多次地反复出现，更重要的是，汲冢《竹书纪年》的一些记载，与先秦的非儒家典籍也可以相互印证。例如，关于舜囚尧 于 平阳、逼尧让帝位等事，《韩非子 · 说疑》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

从陶渊明《命子诗》中“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重光”来看，他是以尧、丹朱的后世子孙而自居的。因此，他对尧、丹朱的情感，不仅源于儒家经典的熏陶，还带有浓厚的宗族血缘纽带。而当 他 通过阅读汲冢《竹书纪年》，知晓“ 舜篡尧位 ” 等记载后，在心中将会激起怎样的一种情感？可以想见，他对舜及其有关所谓尧、舜禅让记载的反感。或许，他也感受到孟子以降儒家典籍记载的不实。加之，他 又身处晋、宋易代的敏感时期，更能领悟到所谓“禅位”就是篡位的实质。置身于历史与现实之间，陶渊明由此对古史有了新的认识。

(元熙)二年夏六月壬戌，刘 裕至于京师。傅亮承裕密旨，讽帝禅位，草诏，请帝书之。帝欣然谓左右曰：“晋氏久已失之，今复何恨。”乃书赤纸为诏。甲子，遂逊于琅邪第。刘裕以 帝为零陵王。

一年后，晋恭帝即被刘裕弑杀。

纵观汉、晋之间血腥的篡逆与弑杀，无一例外地以尧、舜禅位作为他们的合理依据，并尽情地美化、颂扬。例如，《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述汉、魏禅位：

汉献帝诏册说：“咨 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皇灵降瑞，人神告征，诞惟亮采，师锡朕命，佥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裴松之注 引袁宏《汉纪》载汉帝诏曰：“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羡而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

又如，《晋书·武帝纪》记述魏、晋禅位：

泰始元年冬 十二月丙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柴燎告类于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时，扶翼刘氏，又用受命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 有大造于魏也。”

再如，《宋书·武帝纪》记述晋、宋禅位：

晋 帝禅位于王，诏曰：“夫天造草昧，树之司牧，所以陶钧三极，统天施化。故大道之行，选贤与能，隆替无常期，禅代非一族，贯之百王，由来尚矣。……予其逊位别宫，归禅于宋，一依唐虞、汉魏故事。”

后来的宋禅位 于 齐，齐又禅位 于 梁，梁又禅位 于 陈，大体情形都是如此。由此，导致整个魏晋南北朝，一连几个世纪，篡逆骤起，政权更替频频。身处汉、晋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陶渊明，对以尧、舜禅位为幌子的篡逆者行径，本已认识、感受颇深，而值此晋、宋易代之际，他阅读了汲冢《竹书纪年》中舜囚尧逼位的记载后，让他抛弃了“总角闻道”时的历史观，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观。

陶渊明思想观念的变化，以阅读西晋出土的汲冢书为分水岭，呈现出前后的迥然不同。陶渊明早年对君主的看法，主要是受到儒家六经观念的影响；晚年的变化，主要是受到《竹书纪年》等汲冢书的影响，对儒家乐道的尧、舜禅位之说产生怀疑，由此改变了所有之前对古史的看法，转而追求一种迷恋上古、高蹈世外的理想。在陶渊明一些早期作品中，他接受儒家历史观的影响，对舜等古帝王充满着一种颂赞与向往。而在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中，从传说的上古帝王一直到唐尧，多所提及，表达向往之意，而对于虞舜以后的帝王一般极少提到。

他在《赠羊长史》中说：“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此处的“古人书”，即指汲冢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通过阅读《竹书纪年》等“古人书”，让他了解到汉、晋以来的名为禅位实即篡逆的虚伪政治，并不仅仅起源于汉，而是发端于舜。被儒家美化的尧舜禅位，竟是舜囚尧而自篡的。尧舜禅让的伪说，让他感触到自舜以降禅让世风的虚伪。所以，他在《桃花源记》中着意强调“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否定汉、晋以来的历史。在“淳风日尽”的世风之下，他效仿先贤隐逸成为最希冀的人生快事。不管是《读〈山海经〉》中的“恨不及周穆，托乘一来游”，还是他笔下虚构的仙境世界“桃花源”，都成为他新历史观的写照，他的理想和寄托正由此而来。

[责任编辑、校对：田卫平 ]

编者注： 此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21年第1期第109—117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发邮件到“[email protected]”信箱，索取文章的PDF版；如果您想查看《南国学术》以往的文章，请到“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网站，点击“学术期刊-南国学术”后，可以下载所有文章PDF版。网址是：https://ias.um.edu.mo/2020-cont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