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丽娜·朱莉切除了乳腺，是因为这个女人.......

71 岁的玛丽·克莱尔·金已经到了当祖母的年纪。她金色的头发有些褪色，脸上带着有些拘谨的微笑。这种笑容在她年轻时的照片里就时常出现。但对一位科学家来说，这又是恰如其分的。

「从来没有像玛丽·克莱尔·金这般的科学事业」，《纽约时报》如此评价她。

玛丽·克莱尔·金的任何一项成果都足以改变世界的原有认知：识别乳腺癌基因; 人类和黑猩猩的遗传相似性达 99%；应用基因组测序来确定被侵犯人权的受害者。

科学成就并不以性别做区分，但玛丽·克莱尔·金的遗传学成就，却紧密围绕在「女性」这个关键词上。这不仅因为她女性科学家的身份，也与女性在遗传学上的重要位置有关。

人体内的线粒体 DNA，通过母亲传递给下一代。这种只通过女性代代繁衍的 DNA，保持着惊人的稳定性，存在于我们的体内，千年不变。人类通过自己的母亲，甚至可以追寻到一个共同的祖先——「线粒体夏娃」。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基因决定了我们的身高、相貌、智商、受到哪种疾病折磨。玛丽·克莱尔·金用 17 年的时间发现了乳腺癌基因 BRCA1，因此获得了世界的尊重。

「为什么乳腺癌总是侵扰某些家族，而另一些家族却不受此影响？」43 年前，年轻的学者玛丽·克莱尔·金对这种家族遗传倾向的追问，改变了人类对癌症的认识，并惠及了数百万乳腺癌女性及其家庭。这其中，也包括女明星安吉丽娜·朱莉。她的母亲和姨妈都死于乳腺癌。和癌症抗争了近 10 年后，朱莉的妈妈在 56 岁时逝世。

「她强撑着，一直撑到自己第一对双胞胎外孙出世，撑到可以拥抱他们入怀，但是我其他的孩子却再也不可能有机会见到外婆，再也不能知道外婆是怎样的和蔼可亲。」

而玛丽·克莱尔·金的发现使具有乳腺癌基因 BRCA1 突变的女性进行早期干预性防护成为了可能，为更多的孩子留住了母亲和外祖母。

科学家玛丽·克莱尔·金的战场在实验室，在培养皿、传真机和抽象的实验数据中间，她要找出那些被乳腺癌诅咒的家族秘密。实验室的钟表滴答作响，每一分钟，乳腺癌对那些家族女性的折磨都在继续。

上世纪 70 年代，在人类基因组计划没有实施以前，试图找到乳腺癌具有家族遗传性的证据，无异于异想天开。当时学界的主导看法是：病毒导致癌症。而玛丽克莱尔金的学术背景并非医学或遗传学，而是数学。恰是她在统计学方面的良好训练，成为了发现乳腺癌基因大门的第一把密匙。

「我和孩子们经常说起「妈咪的妈咪」——每当这时候，我会试着向孩子们解释那种把外婆带走的疾病，他们则会问我，我会不会也被相同的病带走？我总告诉他们说别担心。事实上，我自身携带了一种「错误」的基因……BRCA1，这种基因极大地提高了我罹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可能。」朱莉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中说。

实际上，在乳腺癌基因 BRCA1 被金博士发现以前，乳腺癌对某些家族女性的「追杀」在几个世纪内都未曾有过改变。

对严重受到乳腺癌影响的家族描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医师。到了 19 世纪中期，现代医学早期的神经学家兼外科医生保罗布罗卡详细报道了多代乳腺癌家庭。他假定这些家族的乳腺癌是遗传性的，呈现为「潜伏状态」。直到生命的后期，才会以恶性方式呈现和进展。这就像一个隐藏的恶魔，它夺走了祖母、外婆、母亲的生命，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扼住年轻女儿的咽喉。

20 世纪 20 年代，现代流行病学创始人珍妮特·伊丽莎白·莱恩·克莱恩（Janet Elizabeth Lane-Claypon）发现，在罹患乳腺癌的患者中，母亲死于乳腺癌的女性死亡率明显更高。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多项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绝经前患乳腺癌或双侧乳房都发现肿瘤的女性中，她的姐妹和女儿罹患乳腺癌的风险增加。这些家族中受到影响的女性完全没有暴露在可能引发癌症的环境下，也排除了生活习惯中可能导致癌症的危险因素。除了癌症的风险, 这些家庭中的女性都非常健康和事业成功。这样的一些家庭是研究的最佳基础。

然而，在这些现象背后，没有人能用证据证明，乳腺癌具有遗传性。针对这类乳腺癌的治疗方案更是无从谈起。

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在对 1500 名乳腺癌妇女进行调查研究时，玛丽克莱尔金幸运地得以在这一研究中增加了一个关于家族史的问题：你的近亲中是否有乳腺癌或卵巢癌？她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了第一个假设：「家族中多人患乳腺癌的聚集现象是不是比我们预期的更多？」答案是肯定的。基于乳腺癌人群的监测，流行病学和国家癌症研究所最终计划确定 1579 个家庭样本，金博士的实验室证明了乳腺癌的家族的基因遗传性。并通过数据模型产生了关键的估计：在携带基因突变的妇女中，70 岁以下乳腺癌的风险为 82%; 而在没有易感性等位基因的妇女中，70 岁以下乳腺癌的风险为 8%。当然，该模型纯粹是数学的，而且基因是假设的。想证明它存在的最好办法是找到它。

从 1974 年开始，这位说话和走路速度同样迅速的女科学家，在被科学界普遍忽视的领域，坐了 17 年的冷板凳。甚至有些时候，她开始怀疑同事的判断，也怀疑自己。幸运地是，她从乳腺癌外科手术治疗之父伯纳德·费舍尔（Bernard Fisher）那里获得了建议和支持：「不要分心，你要寻找侵润性乳腺癌的原因」，从而减少了样本量，也消除了数据误报。

1990 年，她和她的试验小组发表了被命名为 BRCA1 的基因映射到人类染色体 17 的证据。这个位于染色体 17 上的单个基因 BRCA1 可能是导致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单一基因。这一证据永久性地改变了科学界对常见复杂疾病的遗传学思考。

几年后，她又发现了另一乳腺癌基因 BRCA2。

BRCA1 和 BRCA2 基因是肿瘤抑制基因。这些基因突变的携带者具有较高的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BRCA 突变导致的癌症占所有乳腺癌的 5%-10%，占所有卵巢癌的 10%-15%。

她甚至计算出：「在严重突变中，乳腺癌的风险为 80%，卵巢癌的风险为 40%。」这种风险比正常的女性高出了数十倍。

自从发现 BRCA1，BRCA2 以来，世界各地都建立了针对患有这些类型癌症女性的治疗方案。她的发现以及对乳腺癌、卵巢癌患病风险的计算从根本上改变了遗传性乳腺癌的治疗。

2013 年，玛丽·克莱尔·金获得了具有医学界诺贝尔之称的拉斯克奖。

「如果女性知道了自身突变携带者的身份，便可以预防大多数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尽管解决方案不够完美，但在这类女性 40 岁时切除卵巢和输卵管可以消除几乎所有的卵巢癌风险，并将乳腺癌风险降低一半。一些女性选择了预防性乳腺切除术，将乳腺癌的风险降至零。」玛丽克莱尔金口中的这些数据，改变了无数女性的健康与未来。

女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完全践行了玛丽克莱尔金的研究成果。2013 年，朱莉在医生的建议下，切除了双侧乳腺，又在两年后切除了卵巢和输卵管。

「我想告诉其他女性，决定去做双侧乳腺切除手术并不容易。但是这个决定确实是我非常乐意去的……我现在可以让孩子们别再担心乳腺癌会夺走妈妈，」朱莉说。

尽管获得了素有「诺贝尔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医学奖」，并由奥巴马授予了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但在谈起获得「乳腺癌基因 BRCA1」项目支持的前夜，被丈夫抛弃的黑暗过往，她的声音依旧颤抖。

「我是一个年轻的母亲、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和一个年轻的妻子，（在这三种角色中）我只能做到三分之二，有些事情崩溃了，那就是婚姻。」 这位年轻的单身母亲在漫长、不规律的时间和无休止的竞争环境中挣扎成功。

1981 年的愚人节，玛丽·克莱尔·金的丈夫送给了她一台新吸尘器。在全年最适合开玩笑的一天，他做出了一个严肃的决定，他要离开家和 5 岁多的女儿，与坠入爱河的女研究生一起到哥斯达黎加去。

「我懵了，他送给了我一个新的吸尘器，好像这样能淡化他给我的打击。」

糟糕的事情才刚刚开始。第二天，不愿对他人做过多解释的玛丽·克莱尔·金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教室里上课。那时，她还是一位助理教授。她记得那一天，系主任通知她成为了终身教授。这件本来顺理成章的事情，竟让她泣不成声。在此之前，她在科学界的第一个主要成就是发现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组非常相似，我们的基因有 99% 完全相同。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实，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她在系主任办公室喝下了一大杯威士忌，酒精甚至让她觉得更加「清醒」，让她挨过了白天大部分的时间。

33 年后，那一天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玛丽·克莱尔·金像往常一样接 5 岁的艾米丽下学。回到家时，母女俩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盗贼的光顾加深了这个家庭的支离破碎。

在前一天，她的丈夫带走了家里的一些财物，以至于她无法向警察说清到底失窃了哪些贵重物品。女儿看着家里被扯掉的窗帘和被倒空的抽屉，担心窃贼还藏在她的房间里。玛丽·克莱尔·金至今感谢那位耐心的警官对母女俩的安慰。他对小姑娘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小姐，如果你发现任何东西不见了，请给我打电话。」

窘迫没有结束。玛丽·克莱尔·金第一次作为年轻的助理教授申请大笔研究资金资助，她要在那一周飞到华盛顿去解释自己所做的工作。这对她很重要。

如果那次的申请没有顺利进行，乳腺癌基因的发现者可能就要另有其人了。她原本的打算是，在飞去东海岸时，女儿跟父亲待在一起，自己的母亲也会从芝加哥过来帮忙照看孩子。

直到她将母亲从机场接出来，她才将家庭的巨变如实相告。母亲回应她的，是质问：「你怎么能不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她不肯相信自己女儿的婚姻破裂了，她的外孙女艾米丽从此失去了父亲。

显然，母亲的状态把孩子吓坏了，她已经不适合照顾艾米丽。「好的，你是对的，我会安排你明天回家。」玛丽·克莱尔·金如同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她拨通了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做博士后时导师的电话。「我来不了了」。她在崩溃中决定取消这次旅行。

导师静静地听完了她简要的解释，建议她第二天将女儿艾米丽一同带到华盛顿来。在她做报告的时候，他可以和小姑娘在一起。挂了电话后，他为艾米丽订了一张飞往华盛顿的机票。

这场旅途与 BRCA1 项目一样在混乱中逐渐寻找到了次序，应了一句老话：先苦后甜。在玛丽·克莱尔·金要送母亲上飞机而不得不把女儿单独留下等候的时刻，她将女儿托付给了站在她们身后排队的男人。「我妈盯着我说，你不能把艾米丽交给一位陌生人。我说，妈妈，如果你不相信乔·迪马吉奥，你还能信任谁？」 她的救星就是玛丽莲梦露的前夫——美国棒球明星乔·迪马吉奥，当时他就站在她们身后排队，并主动要求照看艾米丽。

她们飞到了华盛顿，面试很成功，顺利拿到了资助，从此开启了研究遗传性乳腺癌的工作，并成为 BRCA1 项目的开端。

发现乳腺癌具有遗传因素是革命性的，她帮助女性掌握自己的命运，并能做出更好的选择。玛丽·克莱尔·金亦用自己的经历做出了杰出的榜样。

玛丽·克莱尔·金的成就绝不仅仅局限在实验室。她在伯克利的办公室就是她当年组织学生反对越南战争的指挥部。作为人道主义界的知名人物，她对科学和社会的第三大贡献是通过 DNA 识别遗体的突破性工作。

她的研究不仅改变了犯罪取证，而且被用来识别战场上牺牲的士兵以及在自然灾害或种族灭绝中死亡的人们。

「我从来就不相信，我们对于科学的思考，可以脱离对生活的思考。我们都是具有政治属性的动物。」

上世纪 70 年代，发生在阿根廷的军事政变震惊了世界。军事头目维德拉曾表示:「阿根廷的许多人民是应该死去的，这样国家才会再度变得安全。」处于富裕精英阶层的保守主义者也鼓励军政府「处理」人民来控制情势。军政府对反对派人士残酷镇压和迫害，展开了一场「肮脏战争」。

「强迫失踪」成为社会中散布恐惧的一种策略。这是一种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的有计划有预谋的秘密绑架。根据阿根廷官方统计，从 1976 到 1983 年间，9000 人被绑架后拷打致死，而真实的数字可能接近 3 万人。战争结束后，每到星期四，都会有许多头戴白色头巾的老妇人集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五月广场上，不管刮风下雨，拿着照片呼唤自己没有回家的孩子。但由于军方的隐瞒，事后的调查取证异常艰难。这些五月广场上的母亲们和同样是母亲的玛丽·克莱尔·金产生了交集。

玛丽·克莱尔·金在此前曾到访过动荡的阿根廷。1973 年，智利发生政变，她正在那里进行教学工作。当时局面十分混乱，她的一些学生也因政变丧生。玛丽卡莱尔金设法找一条最近的路返回美国，但军队封锁了机场，她只好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着陆。只有 27 岁的年轻女学者在阿根廷滞留了 2 个星期，她无法获知丈夫和学生们的更多消息，也不懂阿根廷的官方语言西班牙语。此时的阿根廷也陷入在混乱的内战中。

战争的残酷给这位女科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一年后，一群来自阿根廷的老祖母找到了在遗传学界卓有成就的玛丽·克莱尔·金。

老祖母们的代理律师向金博士讲明了祖母们的困境。「肮脏战争」期间，军政府制造恐怖抓走了许多孕妇和带小孩儿的妇女。年纪稍大、能讲清他们暴行的孩子被统统杀死。监狱里怀孕的妇女生下的孩子，或是被卖掉或是送到军人家中寄养。按照阿根廷方面的说法，孩子们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失踪」。他们把刚生下孩子的母亲立刻处死。但有时候，会先把她们送回牢房。她们因此有机会告诉别的女人自己生下的孩子性别。老祖母们的律师就是极其少数最终走出监狱的大门的幸运儿。尽管她和金博士年纪相仿，看起来却足有 60 岁。「就像其他曾经坐过监狱的人一样，她脑子里牢牢记着监狱里出生的孩子。」

老祖母们想寻回自己的孙儿和孙女，她们要证明与这些孩子的血缘关系。女遗传学家玛丽·克莱尔·金要做的，就是帮助那些和女儿艾米丽差不多大的孩子回到祖母的身边。

1984 年 6 月，玛丽·克莱尔·金来到阿根廷，跟老祖母们一起，鉴别那些被寻找到的孩子，设法让他们和亲人团聚。祖母们为了找到这些孩子费劲了心力。牢房的警卫提供了不少情况，一些发现邻居突然之间多出婴孩的普通人也会给老祖母们通风报信。那些孩子的出生证明是如此粗制滥造，以至于玛丽·克莱尔·金也能一眼看得出来。出生证明上要么没有医生签字，要么是与妇产科医生毫无关系的军医签名。她们陆续找到了 217 名孩子，而失踪孩子的实际数目在 300 - 400 人。

遗传学家玛丽·克莱尔·金通过「线粒体 DNA 只能通过母亲遗传」的基因证据帮助阿根廷的老祖母们寻回了军事独裁期间被军政府绑架和贩卖的孙辈们。

白细胞抗原 HLA 和 DNA 序列的种种变化，和判断孩子父母的身份一样，可以非常准确地判断祖父母的身份。有的孩子出生在监狱里，祖母连一面都没有见过，这种证据就越发重要。

但难点不仅于此。一些孩子不仅父母被残杀，祖母也已经去世了。如何寻找和确定这些孩子的亲缘关系呢？

在这种情况下，线粒体 DNA 成了无价之宝。因为线粒体 DNA 只通过母亲遗传给下一代，母亲的母亲或者母亲的姨妈这样的母系分支成为了亲缘鉴定的依据。

玛丽·克莱尔·金用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检验方法和准确的遗传标志证明了孙儿孙女和老祖母的关系。利用这些遗传基因的证据，她们打赢了 50 场官司。阿根廷政府为此建立了一个基因数据库，以备再解决此类纠纷之用。

由女性代代相传的线粒体 DNA 仍值得浓墨书写。线粒体 DNA 存在于女性卵子和男性精子的尾部。受精后，精子的尾巴分解，男性的线粒体 DNA 丢失。而女性线粒体 DNA 在同一个家庭里通过女性的繁衍代代相传。它在我们的骨头里存在千年，只要骨头不被火化，便能提取出来以证身份。比如从牙齿上提取线粒体 DNA 序列来鉴定死者遗骸。

从阿根廷、智利到危地马拉、海地，巴尔干地区……只要有战争和侵犯人权的地方，就会有玛丽·克莱尔·金开创的基因技术用以伸张正义。

她一直支持科学研究中的女性，在她的实验室里，不仅有许多女性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员，还有少数族裔和同性恋者。女性的包容精神在这位科学家身上显露无疑。「我在这个试验室里工作了好几年，才有了第一个白人男性研究生」，她说完笑了起来。

那些没有打倒你的，终将让你变得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