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必定是走在任何快乐之前的。痛苦总是先行的。因为，从生命力的持续不断的提高中，除了由于高兴而导致更快地死亡，还会有什么别的结果呢？这种生命力本是不能够提高到超现某种限度的。也没有一种快乐能直接跟随着另一种快乐，在一种快乐和另一种快乐之间必定夹着痛苦。生命力的一些小小的阻滞连带着穿插其间的生命力的提高，这种提高构成我们误以为是一种连续的舒适感的健康状态。
痛苦是活力的刺激物，在其中我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舍此就会进入无生命状态。逐渐消失的痛苦产生不了强烈的快乐效果，因为这过程觉察不到。因此，感到自己的生命，觉得快乐，无非就是感到自己被不停地驱动着从当前的状态中走出来（因而这状态必定也同样是一种经常回复的痛苦）。由此也说明，对于一切注意他的生命和时间的人（即有教养的人）来说，无聊是一种压抑人的甚至可怕的重负。因为那穷奢极侈的人尝试过一切方式的享受，对他来说不再有什么新的享受了。正如巴黎人谈到英国勋爵摩丹特时说的：“这些英国人吊死自己是为了消磨时间。”在心里所知觉到的感觉的空虚激发起这样一种恐怖（空虚的恐怖），仿佛是预感到一种缓慢的死亡，它被认为是比由命运来迅速斩断生命之线还要痛苦。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用快乐来缩短时间也被视为同类的事情，因为时间度过得越快，我们就越感到精神爽快。例如在愉快的乘车旅行时，一次交往使3个小时在谈话中快快活活地度过了。当下车时，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看看表，就会高兴地说：“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或是：“时间过得多么快啊！”
相反，如果人们对时间的注意并非对他所尽力摆脱的痛苦的注意，而是对快乐的注意时，他当然也就会惋惜每一瞬时间的流逝了，那种很少变换观念的交谈被称为无聊的，正因此也是烦人的，而一个逗乐的人即使不被看作一个重要人物，也被看作一个可爱的人物，只要他一走进房间，所有在坐的客人就都面目生辉，像从重压之下解放出来那么快活。但是，一个人在整个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用无聊来折磨自己，以至于每天都度日如年，但在生命结束时却抱怨生命的短促，这种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可以通过和一个类似的考察相类比来寻找其原因：为什么德国的里（不要误解为正规的里或带路碑的里，如俄里）离都城（例如柏林）越近就越短，而越远（如在波莫瑞）就越长，这是因为，当看见的对象（如村庄和农舍）很充实时，就在记忆中产生出走过了一长段距离，因而也为此花费过更长时间的错觉；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所看到的东西很贪乏，只留下了很少的记忆，因而就作出了路程更短而时间也比钟表所指示的更短的，结论。同样，以各式各样变化多端的工作标志着整个生命的那些阶段，其总体会给老年人激起一种想象，觉得所经过的生命时间比按年代计算所确定的要更长久，而为了实现一个伟大抱负去进行按步就班、勇往直前的工作，结果就充实了时间（工作延长生命），这是使自己生活快乐但又满足于生活的惟一可靠的手段。
“想得越多，做得越多，你就活得越长久（哪怕是在你自己的想象中）。”生活就会以这样一种心满意足而结束。那么，在生命期间的心满意足又是怎样的呢？这种状态是人所达不到的，无论是在道德的立场上（由于为人正派而对自己满意）还是在实用的观点上（对他自认为是靠熟巧和聪明所挣得的舒适感到满意）都达不到。大自然在他身上放进了痛苦来刺激他的活力，使他不能摆脱这种痛苦，以便不断地向完善化迈进。而且，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生活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满足也只能说是相对的（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把自己与别人的运气比较，一方面也是和自己相比较）却从来也不是纯粹的和完全的，在生活中变得（绝对地）心满意足，就会是一种毫无行动的安息和内心冲动的平复，或是感觉到与之相联系的活力变得麻木。但这样一种心满意足与人的智性生命如此不能相共存，正如一个动物体内停止了心脏的跳动，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刺激（通过痛苦）产生出来则不可避免地导致身体的死亡一样。随遇而安虽然多半是一种气质特点，但常常也可以是由原则而来的结果。例如别人用来称呼伊壁鸠鲁并由此对他进行诽谤的享乐原则，它本来是意味着哲人的永远快活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