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
像杨绛一样,
能被称为“先生”的女性没有几个,
她便是其中之一。
她站在那里,
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
《朗读者》节目组想请叶嘉莹上节目,
但93岁的老先生想了想,
没答应。
她说想学习杨绛先生,
把自己“关”起来。
她的“关”不是为了幽居与隐逸,
而是为了皓首著书,鹤发授课,
也是为了把古体诗词的火种传下去。
环环还记得,与叶先生初相见时,
心头真是一惊:
这就是叶先生?
如此瘦而小,背微弓,脚微颤,
由二楼的书房下来,
年轻的保安小心翼翼相扶,
如同捧着一件易碎的瓷器。
可一旦叶先生上了讲台,
却陡然惊艳。
有人安排说:“您坐着说吧。”
她微笑着摇头:
“我从1945年教中学开始,就是站着讲课。”
一个小时课站下来,
没有一丝左摇右晃,
气息柔弱但声音婉转,
她就那么站在讲台上,
极瘦弱的身子却有极坚韧的力量,
仿佛就像是一首活生生的诗。
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大家族,
本姓叶赫那拉,
祖上与纳兰性德都是蒙古裔的满族人。
因为家里都是读书人,
父亲也早早请来了姨母给她做家庭教师,
她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
曾有传言说她接受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
叶嘉莹笑笑说其实也没这么明确的口号,
只是相比于一般人家多了些礼数。
读初中二年级时,
北京被日本人占领,
她的父亲跟随当时的政府向南撤退,
家里的生活质量也急转直下。
叶嘉莹整年里吃不到白米白面,
只能吃一种混合面。
“酸酸臭臭的、
很干很粗糙的渣滓,
老舍《四世同堂》里,
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
但叶嘉莹没有怨言,
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1941年,17岁的叶嘉莹经历了人生中第一场大变故。
她的母亲因为肿瘤手术引发败血症去世,
父亲又远在南方失去了消息,
身为家里的长女,
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
听钉子钉在棺椁上的声音,
悲痛欲绝地写下《哭母诗八首》。
好在当时有亲戚的关照,
她还是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
在这里,她遇到了恩师顾随先生。
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
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
毕业后,她还经常跑回去听顾先生讲课,
赶上什么听什么。
后来辗转台湾、美国、加拿大,
她把什么都丢了,
唯有几大本听课笔记始终带在身边。
后来,她把这些都交给了顾随的女儿,
一起整理成书。
这是叶嘉莹认为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高柳鸣蝉怨未休,倏惊摇落动新愁。
云凝墨色仍将雨,树有商声已是秋……”
——叶嘉莹
1943年与顾随先生及同班同学在顾随先生家中合影。顾先生后右侧一是叶先生。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
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
“让念书,也就念了。
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
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
后来也就结了婚。”
刚开始教书时,生活清苦。
冬天,叶嘉莹里面穿着大棉袄,
外面穿一个布做的长衫。
因为骑车,
时间一长后面的衣服就磨破了,
她就打着个大补丁去上课,
“只要我讲课讲得好,
学生对我一样尊敬。”
她之所以有这种信念,
因为她记得《论语》中说过:
“士志于道,
而耻恶衣恶食者,
未足与议也。”
“士”之所以与众不同,
是因为“无恒产而有恒心”,
即便一无所有,
内心仍保持高洁的品德和操守。
在旧家庭长大的叶嘉莹,
自认比较古板、保守。
上大学时,她很少同男生讲话,
有男生给她写信,她也从来没有回过。
后来,叶嘉莹的一位老师很喜欢她,
便把自己的堂弟赵钟荪介绍给她。
赵钟荪几次向叶嘉莹求婚,
她都没有答应。
差不多两年后,
有人给赵钟荪在南京谋了个职,
他便提出要与叶嘉莹订婚,
叶嘉莹不答应他就不走。
叶嘉莹一心软就答应了,
1948年南下南京结婚,
后来又跟随他到了台湾。
1949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
台湾的白色恐怖就弥漫开来,
赵钟荪被抓了起来,
半年后她和女儿也被抓。
后来她们母女俩先被释放,
但工作没了,宿舍也没了,
她们只好寄居在亲戚家里。
夜里,等大家都睡了她才敢回屋,
铺一条毯子,带女儿睡在走廊的地上;
中午,怕孩子吵到人家午休,
她抱着孩子到外面的树下转来转去,
有时也抱着孩子在太阳下走很久。
3年后赵钟荪出狱,性情却大变,
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
叶嘉莹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
他们第二个孩子出世时,
赵钟荪见又是女儿,
二话不说,掉头就走。
叶嘉莹默默承受着一切责难,
但生活的重担把她压得透不过气,
她经常做噩梦,
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
她说她那时真正是把什么都放弃了,
历经了多少精神上、物质上的苦难,
只是苟延残喘活下来而已。
后来经师友介绍,叶嘉莹到了大学任教。
当时,她刚生完二女儿,
身体本就虚弱,又染上哮喘。
每天下课回家,
都会感到胸部隐隐作痛。
她想起了王国维《水龙吟》中的句子:
“开时不与人看,
如何一霎蒙蒙坠”。
她以为自己就像这杨花一样,
根本不曾开过,就零落凋残了。
1966年是叶嘉莹的转折之年。
她受邀到美国讲学,
后来又接受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
在温哥华定居下来。
42岁的她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习英语,
但她总觉得把诗歌翻译给外国人听,
没有生命,也没有共鸣在里面。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里面蕴涵了多么深厚的意境,
你翻成英文:
I saw the southern mountain,
这是什么?
我的英文实在是可怜,
真的没有办法讲。”
她那时常常做梦,
梦见用中文上课,
梦见下课后去拜望老师,
有时路上被困在芦苇丛中,
怎么也走不出去,
突然惊醒,怅惘好久……
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
叶嘉莹以为终于能安稳度日了,
不料却再生变故。
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
双双亡故。
她强忍着悲痛料理完后事,
把自己关在家里,
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友人。
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一世逼人来。
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叶嘉莹
“过去顾随先生说过两句话:
‘以无生之觉悟过有生之事业,
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我当时并没有过深的体悟,
历经世事无常,
痛极以后才有了彻底的参悟。”
诗词不仅帮叶嘉莹走出生死劫难,
也让她重新焕发出热情,
抛却了“小我”之狭隘和无常——
她决心回祖国教书。
1977年,她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当看到火车上的年轻人在捧读《唐诗三百首》时,
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尽劫难,
但诗歌的灵魂不死。
从1979年开始,
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
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
当时传统文化断层严重,
学生们内心对于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
但很多老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
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
课堂上反响很是热烈,
连叶嘉莹自己也完全沉浸其中了。
后来,经由原来辅仁大学的老师介绍,
叶嘉莹来到南开大学,
就此与南开结下深深的情缘。
“我一生中做过的唯一一次主动选择,
就是回到祖国教书……”
2009年,南开大学90周年校庆,
叶嘉莹特地回国庆贺。
当她用特有的清朗音色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时,
台下已是掌声雷动。
对叶嘉莹来说,
“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
讲课时,不管学生是初中生还是研究者,
她一定尽己所能,
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
因为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
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有学生问过叶嘉莹:
“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
我也很爱听,
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
她这样回答:
“你听了我的讲课,
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
也不会加工资。
可是,哀莫大于心死,
而身死次之。
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
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
诵读古典诗词,
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
荷花凋尽我来迟,莲实有心应不死。
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叶嘉莹
晚年的叶嘉莹把传承古典文化视为自己的责任。
她说不为名,也不为利,
只是单纯的喜欢诗词,
也希望把诗词中美好的东西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如今,93岁高龄的叶先生依然站在课堂上。
有人劝她,年纪大了,
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
话虽有理,
但叶先生一直认为只有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染力。
“如果到了那么一天,
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智慧而温厚,勤勉而淡泊,
真正的“先生”当是叶嘉莹先生如此。
环球人物新媒体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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