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陈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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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2日，蒋介石从武昌行营电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兼公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下达处决瞿秋白的密令。
龙溪绥署蒋主任：寒已法电悉。成密。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险。中正。冬行息字印。
只是因为陈立夫派遣中统人员赴闽对瞿秋白劝降，才推迟了行刑时间。劝降失败后，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
这一年，瞿秋白36岁，比下令杀他的48岁的蒋介石小12岁。
两个为当代大部分中国人所耳熟能详的显赫人物，在沧桑巨变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他们生前死后留下了不尽的话题。
这是两个值得评点的人物。
也是两个不易评断的人物。
迥异的性格
瞿秋白与蒋介石的少年时代，生活环境不同，性格心理迥异。
蒋介石（1887-1975）出生于盐商之家。童年家境富有，生活优裕，深得父母及祖父的溺爱骄纵。蒋虽聪明善悟，但性格乖张，嬉戏无度，读书不求甚解，凡事争强好斗，常常惹事生非。邻里以“瑞元无赖”（瑞元为蒋氏乳名）相呼。他8岁丧父，寡母王采玉受族人歧视，又苦于蒋介石顽劣不成器。虽经王采玉严责痛打，亦无法使蒋改变习性。蒋介石入塾受业十余年，连童生也未考中。对于这一段经历，蒋介石并不讳言，曾说：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棒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
蒋母墓碑两旁，留有蒋介石自撰联语：
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
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
蒋介石50岁生日犹自云：
幼性顽钝，弗受绳尺，又出身孤弱，动遭挤摈。①
蒋介石性格的形成，固然与其家境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他深受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宁波乡帮文化的影响。宁波地区（包括宁波、奉化、慈溪、余姚、镇海、定海、舟山），山多田少，人口稠密，单靠农务无以自给。居民多以渔盐为业，并外出经商。《康熙定海县志》云“滨海之民，与海相习，其性轻生而嫉贫”。《宝庆四明志》则说：“滨海小民，业册罟舟楫之利，出没波涛间，变化如神，习使然也。”轻生嫉贫，变化如神，造就了这一带百姓的机智、果断、刚毅的性格，进取、开拓、冒险乃至投机的习性。这种精神气质，极有利于从事变化莫测的商海经营乃至宦海搏击。蒋介石在这样的地域环境中成长，受到这样社会习性的薰陶，无疑对其后来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蒋介石少年时代的顽劣习性，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褪去，但争胜好斗虽败不挫的性格，终蒋氏一生，不仅未曾减弱，反而愈加增强。
瞿秋白（1899-1935）在6岁之前，家境尚好。官宦兼书香门第的家风，对瞿氏的童年影响至深。后因家道中落，贫困交加，瞿秋白自小学以后，就逐渐变得沉默悒郁。他终日埋头读书，吸取各种文化知识。在家中，他是温和孝顺的好孩子；在学校，他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备受师长亲友的赞许。
瞿秋白兄妹6人，一家8口，全赖亲友接济，勉强维生。及至亲友接济中断，便靠典当旧物度日。弟妹们无钱上学读书，全由母亲金衡玉在家以口授读。1915年瞿秋白在中学最后一年未及毕业，即因家境恶化而停学。17岁的瞿秋白不得不到无锡谋得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位，以养家糊口。然而，小学教师那一点微薄的薪资，对于8口之家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母亲金衡玉在债台高筑、债主催迫、年关灶冷，一无所有的境况下，不惜舍弃一群儿女，自杀身亡。从此，一家星散飘零。悲惨生活的经历，使得即使是处于“避世”状态的瞿秋白，此时也没有停止对人生道路的思寻。清明时节，他对小时的朋友说：母亲自杀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瞿秋白正是带着这一人生难题走出家园，开始了他寻觅人生道路的旅程。
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素以“人文渊薮”著称于世。文人学士、诗人画家层出不穷，名闻海内。常州文风之盛，龚自珍有诗赞曰：“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可知常州乃是有清一代学术文化重镇之一。瞿秋白在文学、书法、语言、篆刻、绘画、佛学、音乐等方面的兴趣和爱好，他那温文尔雅的文人风度和多愁善感的诗人气质，正是在这一学术文化背景中形成的。
质言之，不同血缘和地缘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铸造了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物，而日后的不同的教育又使他们的思想差距越来越大。
思想的分野
在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有时是在思想方面，有时是在政治方面。是否可以认为：蒋介石21岁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寻求中国富强之道；瞿秋白21岁考察俄国革命，探索救国之路，是他们两位人生道路上的思想转折点呢？
蒋介石21岁（1908年）在东京，进入日本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第11期，学习炮科，并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振武学校所学课程以军事科目和日本语为主，约占总学习时数的60%，而数学、物理、博物、史地等只占33%，有关社会理论方面的课程完全没有。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学习成绩平平，远在同学王柏龄、张群之下。在62名毕业生中，蒋介石排名第55位。毕业后他转入驻新潟高田的日本陆军野炮兵第十九联队肄习。半年后，升为上等兵直至回国。
蒋介石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对中外科学思想、经济学说和社会政治观念均了解不多。日本军校刻板的程式化的军事教育方式及浓厚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培育，灌输给蒋介石的是日本军人所信奉的以绝对服从为主旨的武士道精神和强烈的军事思维方式。蒋介石鉴于中国国贫种弱，大声疾呼要强种，而强种之道在于实行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铁血主义”，进而鼓吹“弱肉强食”的社会的达尔文主义。②蒋介石投身反清革命营垒基本上是出于民族主义思想，这也是他接受进化论学说的基础。蒋介石的“弱肉强食”论和唯军事化思想没有延续多久，就逐渐认识到除军事外，政治、经济、文化对于社会改造的重要性。不过，对军事化思想行为的推崇，对社会实行军事式制控的倾向，却始终与蒋介石相伴。蒋氏一生的思想行为，都难为摆脱那种固执、专横、刻板、保守的倾向，守旧心理强化了他思想中的传统背景，并以超常的形式发挥着传统思想。
在留学日本期间，蒋介石目睹王阳明学说对日本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感到困惑不解：当中国人争相到日本寻求近代文明之时，日本人何以又在学习古典中国？其实，文化有其永恒性的价值。日本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学习，意味着对文化恒久性的承认。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得益于对东西方文化广泛地吸收、整理和创造，这是日本民族的优秀特征之一。视野欠开、思维陈旧的蒋介石未悟及此，误认为日本的发展应完全归功于中国儒家文化，反证近代中国失去了古典中国的文化精神。于是，由阳明学引发的这一文化抉择，便被蒋介石以其浓厚的传统儒家思想支配下的简单思维所消释，而以一种奇特的逆证法，把他思想中固有的对传统的崇信进一步固定化。日本的留学生活，未能帮助蒋介石开阔视野，更新思维。长期的军事教育和行伍生活，使他与日本社会隔绝，无法真正接触近代文明的真谛。蒋回国后，越加向传统经典靠拢，在文化方面决心沿着王阳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走过的道路，以传统“圣道”维护者自居。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社会文化体系面临巨大转折的时代，蒋介石采取了典型的保守主义立场，从沉默、困惑，到转而维护传统，进而批判新文化。他拒斥文化发展的多样通路，文化走向的广泛层面，以及容纳外来文化的开放机制，顽固地坚持业已陈旧僵化的那部分传统。他既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本身的丰富多彩，也不认为传统在现代世界有加以清理改造的必要。他迷信社会教化的至高至大的效用，力图将政权与教化合一，以为只要把他坚守的那一套政治文化观念强制加以推行，教化子民，排抵异端，万民归心，天下一统，中国的振兴便指日可待。七年前，我在拙著《蒋介石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说过：蒋介石是专制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两者统一，而以前者为本质。蒋介石对于文化的知行，基本不离历代专制帝王体系。至于他的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相对于他的专制主义来说，只是外在表现。蒋介石的统治，是以传统的专制主义为体，三民主义为表，法西斯主义为用的混和物。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瞿秋白正在读中学。其时，学校和社会新的文化科学知识日渐增多，民主革命思想传播很快，这都促动瞿秋白思想的进步。1917年初，瞿秋白短时就读于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同时，在黄陂表兄周均量家研习唐诗宋词，饱览黄老经典，通读四史通鉴。与周均量议论人生与政治，点读佛经，探讨佛学，试图用来解析人生苦恼，寻求些许慰藉。同年，瞿秋白来到北京，寄住堂兄家中，考入俄文专修馆攻读俄文，学习俄国文学，同时自学英语、法语、哲学、人文科学。斗室盈丈，挑灯夜读。北京的严冬，天寒地冻，他却只有夹衣蔽体，其清苦艰辛可以想见。在绝顶黑暗的社会，置身于穷困清苦、寄人篱下的生活，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辛酸，这一切都催促着瞿秋白心灵的早熟。他憎恶这个社会的虚伪和丑恶，但他最初的反抗却往往表现为冷漠和避世。此时，他所受的影响是庞杂多面的。从今文经学到佛学，从改良主义到实验主义，从整理国故到文化救国，都深入了这个青年学子的正在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
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成为俄专同学公推的学生代表，进入北京学联领导层。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的思想发展的里程中是一个新起点。他开始冲破个人孤独的、满足于心灵探索的壁牢，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投入了爱国反帝民主运动。北洋政府对爱国学生的迫害，使他亲身感受到中国社会的黑暗，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需要变革。为此，中国人必须寻求新的人生观和新的信仰，而对思想界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局面，瞿秋白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在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受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的影响，后来又转向憧憬社会主义学说，然而也是朦胧的。他先是参与创办《新社会》旬刊，继而参与创办《人道》月刊，并担任主要撰稿者。然而，在毫无人道的中国，新社会是不会自己走来的。此时，在相邻的俄国，已由布尔什维克党人推翻沙皇统治，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新国。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能不能在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中找到答案？这在理论上似乎是可以的，实践上又如何呢？
1920年秋，瞿秋白应北京《晨报》之邀，以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动身到莫斯科去。他期望自己“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瞿秋白在俄国两年，拖着时发高烧的肺病之躯，刻苦地学习着，顽强地工作着，以研究俄国新旧文化、考察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实验为目标。他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是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并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这些主义。他不无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已“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不仅在理论观念上，而且在感情立场上，都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1921年5月，瞿秋白经张太雷介绍参加共产党，9月转为正式党员，属俄共（布）党组织。1922年春，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瞿秋白在莫斯科的两年中，为中国读者采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使他成为俄国革命后最早有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苏俄实况的新闻界先驱。他写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集，以其严肃的、深刻的对于社会人生的思索，表现了他的目光的高瞻，视野的广阔，抒发了他的奋发、激昂、执着追求的心声，并进一步表达了他那极其富于文人风度和诗人气质的个性。可以说，一个是以维护传统、徐图改良为职志的专制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个是以改造传统使其新生再造为目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他们同时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之时，势将各逞身姿，各怀抱负，在合作与交锋中进一步展示他们的思想理念，直到走向各自的归宿。
合作与交锋
如果说21岁是蒋介石、瞿秋白各自在思想上的转折点，那么，1923-1927年间，可否说是蒋瞿两人在政治上从起步走向巅峰的转折期呢？
1923年8月，当瞿秋白从苏俄返抵中国半年之后，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孙中山何以在此时派遣蒋介石代表他率团赴俄？这要从1911年辛亥革命说起。
辛亥武昌首义，全国响应。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秘密离日本返国。随即参加光复杭州之役，任先锋敢死队指挥，与新军合力攻占浙江巡抚衙门，不久升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并与陈其美义结金兰之好。此后，蒋介石先后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护法运动。在党内军事人才如陈其美、朱执信相继牺牲后，蒋介石逐渐出露头角，为孙中山所器重。孙致蒋电云：“执信忽然殂逝，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③在李烈钧、许崇智等军事将领职位均高踞蒋介石之人的情况下，孙中山作此评语，确非寻常。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追杀孙中山之际，蒋介石舍身冒死急驰永丰舰护驾，终得孙中山之信任。孙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与海军将士共死生。”④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日重。1922年10月，孙中山组建以许崇智、杨希闵分任司令的东、西路讨贼军，准备反攻广东、蒋介石被任命为东路军参谋长。1923年1月，讨贼军占领广州，陈炯明退守惠州。随后，蒋介石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成为孙中山的直接军事助手。随着孙中山与苏俄的接近，借助于苏俄推进中国革命、组建军队的新出路，对蒋介石有很大吸引力，他急于赴俄考察和交涉援助事宜。
早在1918年，孙中山即考虑中国革命可向苏俄接壤的中国西北地区发展。1920年9月，孙中山派人赴俄，代表他本人正式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从土耳其斯坦进军中国新疆，深入甘肃，接济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向来华的马林、越飞重提上述请求。1923年孙中山越飞会谈，孙又当面向越飞提出西北军事计划。孙确信，他至少有10万军队可以通过广西、四川、山西等省转移到蒙古边境，然后经过新疆或库伦（今乌兰巴托）以达与苏俄接触的地方，比如到蒙古边境地带驻扎下来。经过苏方训练和装备之后，只要一两年时间他就可以进行胜利的北伐了。越飞相信孙中山的计划，在发表《越飞孙文宣言》的当天，即向苏共中央和苏俄政府发电，建议给予孙中山以实际援助。俄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了越飞的建议，否决越飞建议中关于苏俄红军进攻东北以援助孙中山北伐的内容，而决定批准给予财政和组建军队的援助。1923年5月，苏俄通过越飞、马林，正式通告孙中山：准备向国民党提供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协助孙中山在中国北方或西部省份组建大的作战单位。孙中山决定派遣军事代表团赴俄，具体磋商西北军事计划。此时，党内干部特别是像蒋介石这样的将领，均已不满孙中山历来在列强和军阀中间周旋寻求援助的作法，转而力主联俄。当孙中山考虑派人率团赴俄时，蒋介石便成为首选人物。
蒋介石抵俄后，在与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的会谈中，蒋介石详陈西北军事计划，并在会谈后向俄方提交了长约万言的计划书。蒋介石希望俄方同意以库伦为临时根据地，组建主力部队，而以乌鲁木齐为永久根据地，组建后备部队。如果俄方只同意一地，则建议以库伦为最终选择。建议苏俄在库伦组建三个混成旅并提供枪、炮、汽车、飞机等装备。争取用一年半时间完成组建训练工作，从1925年5月起即可挥师南下，进攻北京，进占黄河流域，再占长江流域，底定江南。计划书送交俄方将近两个月时间，蒋介石一行竟被晾在一边。蒋介石这时在国民党内无疑是最主张联俄的，他曾多次提出联俄意见并力争赴俄，自信有绝对把握争取俄援，不料竟遭如此冷遇。他忍无可忍，难以自持，索性要求离开莫斯科。11月11日，斯克良斯基、加米涅夫终于露面，他们面告蒋介石：目前，孙中山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等到内部条件有利时再去考虑。俄方唯一同意的是，国民党可以派人来俄学习军事。托洛茨基见蒋时除重复上述意见，还特别强调国民党应当从自己本土而不是从蒙古发起军事行动，显然已把蒙古视为一个独立国家。俄国人何以出尔反尔？一个根本原因是俄国如支持国民党，可能招致日本的不满，危害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原来焦虑不安的蒋介石，此时反而异常平静，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惊疑。蒋介石没有完成孙中山交付的任务，特别是俄方对外蒙古视同己出，不容他人染指的态度，给他留下十分恶劣的印象。他对苏俄的恶感，已深埋于心。回国后，他在国民党领导层中公开指责苏俄：第一，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第二，苏俄对中国满、蒙、回、藏诸部皆怀有帝国主义的野心，即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⑤
尽管已对苏俄抱有不信任感，蒋介石却不放弃联俄口号。他知道国民党与苏俄的关系，本质上是利害关系，其相互利用的成份明显大于其观念上的一致性。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蒋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初以事权不一，百般推诿，甚至拂然而去。后经多方劝慰，始归任视事。他逐渐悟及军校培植武力的重要，于是惨淡经营，不遗余力，以此作为崛起的基地。黄埔军校固然得益于中共和苏俄在人力和物力上的积极援助，但蒋介石个人的作用不可忽略。黄埔军校不仅培养军官，而且募兵练兵。“校军”教导第一、二团，以后即成为蒋介石亲自掌握的嫡系武力。两次东征陈炯明，平定刘杨之乱及商团叛乱，“校军”（后称“党军”）所向披靡，蒋介石也随之成为家喻户晓的军事强人，进而涉足政治，成为政治强人。
瞿秋白于1923年初随中共领袖陈独秀从苏俄回到阔别两年多的中国，并成为职业革命者。夏初，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月刊改为季刊，以瞿秋白为主编，瞿同时主编《前锋》，参与编辑《向导》，并成为这三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他写了大量文章和译作，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成为中共卓越的理论家和宣传家。6月，瞿秋白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年底，他担任苏俄代表、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译员，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随后在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7月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其政治地位已在蒋介石之上。此时，瞿秋白对蒋介石了解甚少，他只是听沈玄庐说：“蒋介石是个普通军人，没有任何政治知识。”1923年12月16日，瞿秋白与鲍罗廷在上海谈话时，瞿两次向鲍转述这一看法。⑥
国民党改组虽由孙中山主持，但实际指挥者是苏俄代表鲍罗廷。用鲍氏自己的话说，俄国人对孙中山的策略是“利用”：“利用他的左倾，利用他的诚信，利用他建党的愿望”，以引导国民党走上俄国人所满意的“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鲍罗廷对孙中山的评价是：“孙是个共产主义者，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派，又是国民党右派。有时他的言辞极端革命，比我们共产党人还革命；有时他又忘记了所有革命辞藻而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庸人。”“在孙身上充满了对中国国民运动最有害的矛盾。”⑦国民党改组的模式以俄共（布）为蓝本。苏俄式的集中制政党、秘密的群众工作、军事的或暴力的革命、军党合一、以党治国或以党专政，对于东方专制国家如鱼得水，吸力极大。一向把人分为先知、后知、不知，知行不必统一；以革命为少数人之事，不必与民意求同的国民党党魁孙中山，对此一拍即合。苏俄和共产国际支持或“利用”东方革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摆脱列强对它的压力，以保存自己。它力图在远东各国民众中造成激进的反帝倾向，推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以此削弱帝国主义力量。孙中山联苏之后，在鲍罗廷的影响下反帝倾向激增，足以使苏俄和共产国际感到满意。但国民党并不就是孙中山，国民党意识形态中的内核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联系远较与苏俄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联系的要多得多。对于中国革命中的反帝是否比反军阀更重要，国民党人的认识大异其趣。当孙中山主张“以俄为师”时，他所倚重的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实际上与他貌合神离。
共产国际深知，推动中国走上反帝道路，仅靠孙中山和国民党是不够的，必须使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内孙中山的支持者，并对国民党上层决策施以影响，因此明确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权，组织中共秘密党团，谨慎行事，统一行动，力争把国民党变成工农政党。国民党人指责中共此举“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⑧。国民党内指控共产党人的案件迭起，连署党员达2千人。孙中山力排众议，压下这些指控，并努力说服部下。他指出，容共本意在联俄求得俄援，以三民主义包容共产主义，使共产党人成为三民主义者；同时，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其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创立的国民党。在吸纳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同时，又安排一批对共产党心存疑惧甚至反对的国民党人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在批评反对容共者的同时，又不满共产党人试图吸纳国民党人加入中共，破坏国民党在共产国际面前的威信。对于“扶助农工”，孙中山有他自己的界限：工人不得罢工示威，农民不得以暴力强夺地主的土地。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派的作法，孙中山尤其不满。他明确宣告，国民党人只有激进和温和之分，而对实现三民主义的愿望和决心，国民党内绝无分歧。
性质不同，思维迥异，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歧，必将走向纷争。中共在国民党人谢持、张继等一再“弹劾”攻击之后，决定针锋相对予以反击。1924年8月，瞿秋白与鲍罗廷一起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公开谴责右派。会议的决议再度肯定孙中山容共政策，但也明白表示对中共秘密党团作用严重不安，决定设“国际联络委员会”，负责了解和协商共产党的有关活动。鲍罗廷、瞿秋白在未及向中共中央报告的情况下，同意这一决议，引起中共中央陈独秀的强烈不满和严厉指责。瞿秋白因此被撤销鲍罗廷助手职务并被调回上海，但并未影响他在1925年初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局五人领导成员之一。
1925年3月，孙中山突然逝世，国民党一时群龙无首。鲍罗廷以政治顾问的作用，扶植一时对苏示好的汪精卫成为最高政治领袖，并借廖仲恺被刺案排除胡汉民等，使得地位不高，虽对苏俄心存隔膜但表面上与苏俄顾问过从甚密的蒋介石取得军事大权，从而安排了国民党的上层权力结构。此时，蒋介石自视为孙中山遗命的执行人，对于以取得苏俄援助为目的的联共联俄政策尚能维持。他在1925年12月所写《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中，仍在呼吁国共两党和衷共济，使国民革命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完成。随后在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兴风作浪之际，鲍罗廷、陈独秀、瞿秋白等软硬兼施，使左派暂时占得上风，并在国民党“二大”上增加了中共党人的领导职位，从而控制了国民党的几乎全部实际工作。蒋介石第一军三个师中两个师的党代表、九个团中七个团的党代表，都是共产党人。苏俄顾问团宣称，他们的顾问已成为所有军事部门的头头，国民党的所有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下，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标准制定的。⑨中共中央自五卅运动后认识到军队和政权的作用，并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开始在北方国民军和南方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共产党秘密组织，掌握军中政治工作。国民党的将军们不管革命与否，都不能容忍自己军队出现诸如左右派之类的派别斗争或阶级斗争。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借中山舰调动事件发动不流血政变，并通过《党务整理案》，把中共党人从军队和国民党高层中排除。至北伐出师，蒋介石已身兼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建立起以他为核心的军事集权体系。
当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陈独秀著文反对，借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但已无力阻挡北伐大军的前进，反而招致国民党人的奚落。瞿秋白赞成北伐，随即于1926年8月到广州参加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在广州实地考察的结果，他已深感蒋介石权力膨胀危及革命。他写了《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针对陈独秀反对北伐和蒋介石借北伐扩张势力的现状，指出蒋介石建立“新式的军事专政”的危险性，共产党人争取革命及其武装领导权的必要性。在广州的一次讲演中，瞿秋白指出，革命营垒中出现的“新右派”凭借军力，实行扼制工农、向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妥协的政策。9月，瞿秋白自穗返沪，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指出：“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在谈到北伐战争时，他说：蒋介石知道“到湖北后离其本乡太远，且情形甚复杂，自己力量不够，所以他决取江西福建，以巩固自己势力”。蒋介石所取得的地位、权力，已经构成对于革命的极端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⑩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这个预见的正确。
无庸讳言，蒋介石身处国民党左派、右派、共产党及苏俄顾问等各种政治力量交错复杂的环境中，对于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进程中必将出现的矛盾和斗争，有相当敏锐的预察，其政治判断的前瞻性，实际行动的果断性，远超不谙中国国情的苏俄顾问和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共领袖们。后者虽然先后通过迎汪运动、联席会议、迁都之争、恢复党权和召开三中全会，企图扶植左派，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权力，然而所得胜利只停留在纸面上。军事斗争靠实力，政治斗争也非有实力不可，结果胜利者是军权而非党权。蒋介石以公开或隐秘的方式，对内巩固中派与右派的联合，不断瓦解左派营垒，联络城市工商资本家并设法获取他们的资助；对外则保持对驻华各国机构的交往，不断向列强示以温和的姿态，逐步取得列强的信任，从而腾出手来对付中共和左派，以暂时妥协结束列强的纷争，换取列强助其反共上台。可以说，这正是蒋介石作为“中派”（实为右派）政治家的特征。
强者是谁？
蒋介石“清党”、汪精卫“分共”，国共联盟彻底破裂，共产党人转入地下。在白色恐怖中，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推行瞿秋白代表陈独秀为主要领导人。这样，以蒋介石为统帅的国民党为一方，以瞿秋白为统帅的共产党为一方，在中国大地上壁垒森严，刀兵相见，展开了长达10年的拼死厮杀。中共中央先后发动南昌暴动、四省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及各地近百次武装暴动，建立农村根据地，扩大武装力量，实行土地革命，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这既是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也是瞿秋白、蒋介石这一文一武两个对立政治人物之间的较量。试看究竟谁是强者？
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为挽救濒危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当时中共全党公认的事实。但是，瞿秋白毕竟是一介书生，他的浓厚的诗人气质，他的教授式的文雅风度，他的带有某些学院色彩的理论研究，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经常深入人民群众才能获得的实践经验——这些弱点和缺陷，使他担负的领导工作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显然力不从心。他所犯的左倾盲动错误，与他的个人政治素质的缺陷不无关系。
当然，中共的左倾盲动不仅是瞿秋白的个人素质问题。它的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干预。在不承认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低潮，认定革命受挫原因只在于“右倾”，断言“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苏维埃道路和目标”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乐观氛围中，中共领导人有时不能不看着共产国际代表的脸色行事。
瞿秋白在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上不足一年，升而复降，退居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其间恰值斯大林“清党”反右，中共批判清算陈独秀。苏共中央和王明一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制造“江浙同乡会”冤案，乘机打击瞿秋白，撤消其代表团团长职务。1930年夏，中共发生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三中全会处理此事。不久，瞿秋白又被共产国际和王明一伙从领导层中打掉。从此，他便去从事他梦寐以求的文学事业。他那准确、精炼的俄文译著，深厚、广博的文艺理论，透辟、尖锐的时论杂文；他对文坛大局的洞察能力，对论敌斗争的灵活策略，以及他那文人、学者兼革命家的谦和、平易、机敏、多思的风度，都使比他大得多的鲁迅赞叹不已，把他引为同怀知己。然而，左倾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仍不放过瞿秋白，于1933年发动中共全党批判瞿秋白，结果是把他驱赶到危机四伏的中央苏区去。这一段坎坷曲折的经历，使瞿秋白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和革命前途的可虑。
蒋介石在“清党”反共之后，定都南京，成立中央政府。由宁波帮及其他帮派扩大而成的江浙财团此时已超越经济范围，进而插手政治，扶助其政治代表人物蒋介石登上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位子。蒋介石上台无疑代表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利益，但当他得到江浙财团和蔡元培的支持时，他又得到了资产阶级及其民主派的支持，俨然以孙中山的信徒、三民主义的代表入主南京政权。虽然他在军事上和政坛中屡受国民党内众多反对派的排斥和攻击，两次被迫下野。但是，反对派之间矛盾重重，推不出一位能够取代蒋介石的领袖人物。下野、复职、再下野、再复职，名位虽有不同，但他作为国民党党政军最高决策者和领导人的实际地位反而愈加巩固。中原大战结束后，地方实力派大部臣服，他便得以腾出手来“围剿”被他视为“心腹之患”的中共红军了。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逐步上升的民族矛盾迫使中华民族在危机面前作出抉择。按照共产国际方针行事的中共中央左倾领导层，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坚信“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领导中国的革命民众，对帝国主义宣战，而取得中国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工农苏维埃所要打倒的蒋介石，这时却坚守“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必欲首先消灭zhonggong及其红军。双方几乎都断言对方是自己走向抗日的最大障碍。当上海“一·二八”抗战发生之际，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竟认为“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号召对日抗战的十九路军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开放”，断言：要救上海和中国，只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到1932年4月，中共江西、福建根据地确有大发展，湘鄂西和闽浙赣根据地也有相应的发展。但是，随着国民党宁粤双方和解，国共力量更加悬殊。中共中央盲目坚持进攻策略和攻打中心城市的方针，招致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失败，退往偏远的川黔地区，中央根据地更加孤立。蒋介石无论是为了“统一中国”还是“攘外必先安内”，都必定集全力对中央根据地作最后一击，以期完成其所谓“自强空间”和统一长江流域。1933年春、冬发生的冯玉祥察哈尔同盟军和十九路军福建事变，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都采取了损人害己的拆台政策，从而使中央苏区完全暴露在蒋介石军队的攻击下，使红军陷入彻底孤立的状态。
除上述政治谋略的严重错误之外，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临时中央在苏维埃政策及军事指导方针上都存在严重问题。他们盲目追求革命的彻底性，反对任何一种妥协和退让。在苏区地域锐减和劳力极缺的情况下，他们竟荒谬地提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同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口号，开展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反复查田、分田，一再打乱阶级划分，大批党员干部通过“肃反”被清洗，地主富农及所谓阶级异己分子，或强制劳役，或驱逐出境，或就地处决，大批中农被划为地主富农，造成人人自危。一般群众也一再被举借公债谷票、借粮征兵所扰，农村男劳力大部抽空。这种竭泽而渔，殊求无已，生产不兴，人心背离的局面，加拒之外友邻，为丛驱雀，终至酿成失土的结局。1934年7月，中央苏区已缩小到七县，民心开始动摇，仅8、9两月，弃械逃归的士兵已有上万人。博古、李德等中共中央决策者，在公开仍旧摆出一副准备死拼到底的架势，实际上已在暗中策划退出苏区，准备向西突围了。
就在此时，身患重病又为敌人熟知的瞿秋白，被仓皇西走的、为左倾集团把持的中共中央甩在了沦陷的赣闽地区，让他听任命运摆布实际是听任蒋介石“围剿”大军的摆布。不久，瞿秋白即被蒋军俘获。他在长汀狱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深刻的思索写了引起后世揣测非议的《多余的话》，又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击破了军统、中统特工的反复劝降，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所述的惨痛的一幕。中共左倾集团借助蒋介石的屠刀，从肉体上消灭了他们不放心的“同志”。
国共之间，在错综复杂漫长曲折的血与火的斗争中，究竟谁是强者？这一历史悬念，已由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回答。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逐渐成熟，经过长期斗争，把曾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国民党从大陆驱赶到台湾一隅。在创建新中国的胜利者的行列中，无疑应该有早已牺牲的瞿秋白的一席重要位置。26年后的1975年，即瞿秋白殉难40年后，蒋介石在台北去世，他的“反攻复国”之梦也随之破灭。而在此时，瞿秋白竟在“文革”中被他生前的战友们戴上“叛徒”的罪名，横遭掘墓鞭尸之辱近10个年头。直到1980年，他的名誉才得以恢复。
历史竟是如此反复，如此曲折。然而，历史是不可以人为的逆转的。这，又是历史的公正。
①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1921年6月25日），《自反录》第1集，1993年蒋介石自印，第513页。
②蒋介石：《报国与思亲》（1936年10月3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5卷，台北1985年版，第163页。
③《国父全集》第3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台北1973年版，第355页。
④《国父全集》第4册，第1438页。
⑤邱路：《孙中山向莫斯科求援的一段秘辛》，《百年潮》1997年第6期。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10月版。《蒋介石致廖仲恺信》（1924年2月24日）。
⑥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383页；第385页；第434页。
⑦同上，第433页~434页。
⑧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301页。
⑨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⑩《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年9月15日），中央档案馆藏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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