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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南京刑事；
作者：张薇 李磊，
单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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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放
从2017年7月20日起，程某在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提供场所，召集人员赌博，从中抽水渔利，并雇用唐某、周某帮助发牌、抽水、开门。2017年8月8日，公安机关在上述地点将正在赌博的程某、唐某、周某及另外等10余名参赌涉赌人员抓获，现场缴获疑似赌资3万余元和赌博工具。
宝安区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程某、唐某、周某构成开设赌场罪，程某具有主犯、认罪认罚等情节；唐某、周某均具有从犯、认罪认罚等情节。以开设赌场罪，判处被告人程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判处被告人唐某、周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缴获的作案工具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
程某上诉提出，其是初犯，归案后自愿认罪认罚，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
宝安区检察院认为对程某量刑畸轻，提出抗诉：程某以认罪认罚形式换取较轻刑罚，再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提出上诉，反映其认罚动机不纯；程某上诉违背认罚承诺，认罪认罚的从宽量刑幅度不应再适用，故程某应获得更重的处罚，这有利于维护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效果。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抗诉理由不能成立，程某请求再予从轻处罚的理由也不成立。原判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二审裁定驳回上诉、抗诉，维持原判。
不同观点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的争议是：本案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均对程某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提出了较大从宽幅度的量刑建议，一审法院适用量刑建议幅度的最低刑对程某判处了有期徒刑八个月。被告人已经以认罪认罚为由获得从轻处罚，能否以原判量刑过重为由再上诉，就此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不能再提出上诉。被告人程某与司法机关明确签署了认罪认罚的协议，侦查机关与公诉机关才会对程某提出较大从宽幅度的量刑建议，一审法院才会适用量刑建议幅度的最低刑对程某判刑。因此，签署了认罪认罚协议，就应当对从轻的判决进行“认罚”，对从轻判罚的结果是不应再上诉的。程某在判决以后又提出上诉，已违背之前认罚的承诺，其上诉权是受限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应当提起抗诉，二审法院应加重被告人刑罚。程某先前自愿认罪认罚，判决后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是以认罪认罚形式换取较轻刑罚，再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提出上诉，反映出其认罚动机不纯，有违《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原则要求。因此，对程某前认后翻、认罪不认罚的行为给以较重处罚，才能维护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效果。
第三种观点认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不能受限制。程某虽然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据此获得量刑减让，一审宣判后又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确实违背了之前认罪认罚的承诺，其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但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仍然可以提出上诉。综合全案证据，原判根据程某的犯罪事实、情节及归案后的认罪悔罪表现，量刑并无不当，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程某请求再予从轻处罚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法官回应
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不能受限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案件，自改革试点以来，实践中就一直存在争议：通过认罪认罚获取从宽处罚后，还能否上诉，上诉是否意味着被告人并非认罚？本案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对程某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并提出了较大幅度的从宽量刑建议，一审法院适用量刑建议幅度的最低刑对程某判处了有期徒刑八个月。被告人已获得法院从轻处罚，是否有权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并不能受限制。二审首先应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然后进行全面审查，才能认定量刑是否合理。
1.认罪认罚从宽的内涵
何谓认罪认罚的从宽，法律上也没有具体规定，根据我国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改革的文件与精神，笔者总结为：若行为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可接受司法机关的惩罚，则司法机关对其予以从宽处罚。这种从宽，是较为宽松而非严峻的刑法评价以及刑罚处理，在定罪时可能在出入罪中偏向于出罪，在量刑时则一定偏向于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在行刑时则选择减刑、假释等措施。行为人之所以愿意认罪认罚，一方面是出于自身的反省，系无人胁迫的自愿之举，另一方面则是司法机关愿意对其从宽处罚。在这里，从宽处罚似乎处于一个因果难分的悖论状况，即从宽处罚可能是部分人愿意认罪认罚的因，也可能是其认罪认罚的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