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老人（总第219期）

坏老人

杜骏飞：

直到目前为止，“坏老人”论还是一个伪理论，甚至是一个伪问题。

社会研究中有一种谬误叫 过度概化 （overgeneralization）： 当我们探讨周围事物的模式时，通常会把一些近似的事件当作模式化的证据。即我们在有限观察的基础上，做了过度的概括。

得出“老人变坏了”的结论，无非是因为老年人群体“缺陷“频繁地被曝光 ，而由非老人群体将老人作恶概括为规律而已，并没有科学的论证。

如果从传播学理论看，这也和媒体对老年人群体“缺陷“事件给予了更多的 议题设置 有关：时常报道同一类事，可以强化他人的印象，进而产生推论的冲动。

如果“老人冒雨疏通下水道”这类感人事件，频繁地被媒体报道，社会舆论会不会认为“老人又开始变好了”？

在没有做大规模实证研究的情况下， 唯一可靠的结论只是：一部分老人，在一些新闻事件中，暴露出缺点、缺陷和缺失 。

追问： 那么为什么只有不科学的结论会大行其道？就网络近期新闻所报道的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冲突而言，更多地还是“老年人‘缺陷’集体爆发”的观点。

杜骏飞：

在网络舆论场里，老年人是被边缘化的群体，媒体缺席或素养劣势，使这个群体几乎无法利用网络为自己发声和正名。

别说衰老阶层，即使5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互联网用户里的占比也还不足4.5%，而中国却已飞快步入老龄化社会了。受制于身体素质、文化水平、经济条件等条件，很多老年人在新媒体面前还属于移动互联时代的“弱势群体”。 中国社会向前跑得越快，老年人与时代的距离感就会越明显。

创造“老人变坏”、“坏人变老”之说的，在大众媒体上传播这个结论的，都可能是风华正茂的 互联网原住民 ，至少也是网络移民。而被污名化的老人群体，却是 互联网难民 。

创造“老人变坏”、“坏人变老”之说的人可能在自鸣得意，传播它的人也感受到互联网特有的反叛快感。但谁又能保证中青年一代老去时，不会引发任何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正视在一部分老年人身上暴露出的问题，但 简单粗暴地贴年龄歧视的标签绝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杜骏飞：

社会科学研究中还有一弊病，称为 “选择性观察”(selective observation)， 意思是人们每每将一些事实及现象作有选择地运用，并且作出推论。

过度概化发生在统计分析当中，选择性观察则属于测量中的错误。它们的关系是一前一后，形成了研究者的误判。

网络舆论场对近期老人冒雨疏通下水管道一事的讨论度很低，却对负面个案一直大肆讨论，无非也是一种选择性观察罢了。

在批判老人群体的舆论中，过度概化和选择性观察就是这样前后呼应，相互强化了一个草率的概化结论。

也因此， 我们对争篮球场的广场舞队大声斥责，却没看到坐在老幼病残孕座位上一脸冷漠的姑娘小伙。

说到“年轻人做好事扶老太太反被讹诈”，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案例可能就是 南京彭宇案和天津许云鹤案 。但是关于南京彭宇案，有很多不利于彭宇的核心事实早就被公开却被人们忽视。比如彭宇最初承认有过碰撞，在得知原始笔录丢失后选择改口；而天津的许云鹤案，法院最终通过司法鉴定等证据证实许云鹤和老太发生了碰撞，这与一开始引起公愤的“司机下车救人反赔偿”并不一样。

然而，选择性观察却可以无视这些完整事实，只以舆论需要为理由，选择性观察一部分事实并在推论中加以夸大。

追问1：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新闻媒体的责任呢？

杜骏飞：

不是说媒体不能报道坏老人，法律面前、媒体面前，一般来说人人平等。但据我阅读的体验，大多数对“熊老人”的报道中，媒体、特别是新媒体都犯了新闻报道的大忌： 单向信源和媒介审判。 采访中仅有对当事一方的求证，缺乏对争执另一方（即老人）的信息报道的平衡；编辑还会时常在标题里给老人扣上“为老不尊”“熊老人”等帽子。

当现实世界和信息环境愈发模糊，此类不平衡的报道、武断的归因，使得 老年群体在被公众提起时，总会裹挟起浓厚的戾气。

追问2： 您个人是否不同意媒体上有关“老人变坏”或“坏人变老”之类意见？

杜骏飞：

我不能武断地说，当今的老人没有“带有群体特征的问题或缺陷”，只是，要总结出这样的结论，需要严谨的调查论证，根据几个新闻、个案就笼统地说“老人变坏”或“坏人变老”，是没有说服力的。

这一类不动脑子、只图迎合的标签化、污名化，是一种年龄群体歧视，就新闻职业伦理来说，也是一种不职业的报道或评判。

追问3：如果当今的老人群体确实有“带有群体特征的问题或缺陷”，您认为会是什么？

杜骏飞：

严谨的结论只有科学研究才能做出。我建议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从这一代退休老人群体的生命史和集体记忆中寻求线索。

今天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大都经历过文革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受教育不够完善，经历过严酷的短缺经济和人文传统断裂，崇拜过毛泽东和斗争哲学，但 他们也曾经历过一大二公，受过严格的道德教化，追求人生理想，对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净化有执着的信仰。

如果沿着上述历史文化线索，辅之以阶层理论、群体动力机制分析，理应能够对这一代老人的心理均值做出针对性的分析。

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科学结论。

杜骏飞：

所谓深层原因，除了文化历史、经济环境、阶层流动等人文社会因素，还有一个 自然因素：年龄 。

进入老年阶段，人的认识能力、情绪控制能力均走上了下坡路，对思维和行为的掌控力也在不断降低。民间因此有 “老小孩儿” 的称呼。

固然，人不能因年龄特殊就拿到“特赦”，但对于真正在心理能力上退化的衰老者来说，除了法理界定，我们还需要有一定限度的人文关怀——

我们能包容并教育不遵守规则的孩子，为何却拒绝理解、甚至出言中伤步入暮年的老人？

杜骏飞：

老人需要关怀，青年人也需要关怀。儿童和中年人呢？也概莫能外。

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还需要一定时日，我们能做的不是坐着等待他人行动， 每个人都能够从社会秩序和道德环境入手去做些事情，逐步改善每一个群体，逐步推进社会文明 。

关于公共资源的争夺，其实是在暴露社会管理的缺陷。一个善治的社会具有堪称良好的治理，是能够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善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对话。 善治理念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发现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存在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仅仅靠市场和政府的力量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善治就要求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管理，为此，政府就要倾听社会的声音，包括社会各阶层的呼声和意见。

这些年， 有关“老人变坏”或“坏人变老”之类的讨论，有关老年、中青年群体的情绪对立，政府听到了吗？对其中深层次的阶层博弈、资源配置、政策供给做出思考了吗？

背景资料

6月15日，一段名为《老人冒雨疏通下水道》的视频感动众多网民。根据浙江卫视新蓝网报道，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连日暴雨，一位老人蹲在积水严重的马路上，一只手撑着雨伞，另一只手正在疏通道路排水口的杂物。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社会公民，做点好事比做坏事要好。

“考生们十年寒窗不容易，我们这些广场舞大妈帮不上别的什么忙，停跳几天广场舞，还孩子们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也算是我们这些大妈们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支持吧！” 湖南永州市县城区范围内近5000名广场舞大妈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全面开展“静音护考”行动，在高考期间主动“歇业”，停跳广场舞10天，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6月6日，河南洛阳王城公园广场舞大爷大妈们和篮球少年的球场之争闹得沸沸扬扬，这件事情还没彻底收尾，大爷大妈们又闹出了新的矛盾。据6月20日央视报道，这批广场舞老人已经强行占领附近的羽毛球场。

羽毛球爱好者表示，怕砸到广场舞老人，就妥协了。这个结果在意料之中，篮球场冲突的后果摆在那里，羽毛球爱好者如果效法抗争，哪怕在公共舆论场上占尽优势，也未必能够重新夺回场地，甚至免不了换回一句“感受不到年轻人的善意”。

2015年黄金周期间，一则“中国老人日本碰瓷”的新闻在网上热传。消息称一名中国老人在日本碰瓷讹人10万日元。当地居委会机构还发了“通告”，提醒大家当心“碰瓷”讹诈。凤凰卫视记者援引京都当地官员的话，称“日本京都的‘碰瓷’是真的”。但随后事情出现大反转，当事老人所报团的旅行团领队刘女士否认了老人在日本“碰瓷”一事。京都祇园町南侧地区协议会就此事致歉，并将处理相关人士。

据CNNIC第39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以10岁—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网民的73.7%。而60岁以上、总人口超2亿的老年人仅占网民总数的3.9%。老年人群体除了网民总量占比低外，在舆论场中影响力较大的社交媒体使用上，比例也微乎其微。CNNIC《2016年中国社交用户行为研究》显示，微博、微信、陌陌三大应用的用户年龄主要集中在20岁—39岁，占整体用户的65%左右，而50岁以上用户比例则不到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