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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博“兔主席”
近期关于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一些个人观点。比较散乱，尽可能地组织过了。
1、 普通中产家庭在一线城市买不起房，从未来长期看，将是常态。就好比普通日本中产家庭和普通美国中产家庭很难在东京、曼哈顿核心区买房一样。北京上海核心区的房产是稀缺资源，主要是祖上继承的家产。
2、 抱怨说清北复交毕业生也不能在北京上海买房没有意义，横向比较，哈佛耶鲁毕业生就会抱怨不能在曼哈顿买房么？东大京大毕业生就要抱怨不能在东京买房么？这样的发达国家，核心城市地产价值都极高，只有特定行业、财务上比较富足的人士才有可能购房。中国人将逐渐学会接受这些现实。
3、 而且这样的国家，人们不会把这种购置核心区房产作为人生成功的检验标准。对于这一点，我只能说，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种硬件软件资源落后。物质世界快速发展、膨胀，人们需要急切的获取资源，安身立命。如果没有一定的财经济实力，很难在这个国家过上太体面和惬意的生活，以及保证自己下一代的未来。所以，我们对在好城市购好房的需求尤其的强烈。
4、 我们总看到社会舆论认为买不起房是一种社会问题，很多人唉声叹气，而且认为存在某种不公平。如果你在美国，生在一个中西部的底层中产阶级家庭，好不容易考上纽约的大学，全家持续勤工俭学毕业，你不会觉得买不起曼哈顿的房有多大的不公。别的年轻人在中央公园旁有一套公寓那是他爷爷留下来的。这是财产的代际的转移。用中国俗话说，祖上烧的高香。你会觉得那是别人历史的积累，是天生的禀赋，是生得运气。要抱怨，最多抱怨为什么你爹或者你爷爷没有积累这些资本。这和为什么富人小孩暑假去巴黎看博物馆，穷人小孩在家看电视的道理一样。这种不均等是与生俱来的。
5、 中国发展实在太快。资产价值到了一定程度集中爆发。非常有限稀缺的北京上海核心区住房资源实际上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分配完毕了。年轻人，早出生几年、早结婚几年、早生孩子几年，或者一个择业选择，一个城市选择，以及其他任何生活与工作相关的决定，一些财务安排（比如现金管理、资金的流动性），都可能对你买房的能力或决策产生根本的影响，进而改变一生的路径。从北京上海最近的限购来说，都是打击改善型需求的，你之前的贷款记录和房产都会对你后面购买更大的住所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有房没房，有很多偶然机缘的因素。这些资源分配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几年）完成，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时，可能已经错过。
6、 由于这些资源分配都在最近几年内完成，个人感觉很无力。再与身边同龄人比较，有可能很多人买了房了。“上岸”了，你没“上岸”，就会感觉不好，觉得社会不公平。现在的大多人都认为，拥有住房是理所当然的，是必须，是一个基本的判定人的成功的准绳。在一线城市买不起房的预期，对于大多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需要接受的新事物。这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中国发展速度快，资源供给紧张且还在加剧。但资源是稀缺的，分配短时间内完成。很多决定命运的事情不是透过两三代人，而是在一个人职业青春的几年之内就完成了。
7、 其实，中国二十世纪以降的历史一直处于巨变。改朝换代、战争、各种运动。资产的获得与失去。阶层的变化。中国还在大变革的年代。现在在完成社会阶层的重构和固化。2010年代为买房困扰的年轻人，其实也就是是经历和他们父母辈、祖父母辈、曾祖父母辈一样的时代的巨变而已。在时代的巨轮面前，个人就是渺小的。
8、 未来，一线城市住民的平均购房年龄（如果有能力购房的话）将推后。从结婚前或结婚时点向后推延。比如说从28~30岁推后到35~40岁。而且按家庭计算的住房拥有率（即是否有房）还可能下降。
9、 我一直认为，试图比较中国及其他发达经济体核心城的房价的绝对水平的高低、差异没有太大意义，认为中国一线城市房价远超普通居民收入不合理也是有问题的。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资源积累与区域分布方面完全不同。中国是非常典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各种资源高度集中在极个别超大型城市之中。
10、 过去十多年，中国大陆位于北、中、南的三个一线（北上深）城市高速发展，聚合了大量资源——各行各业的就业机会、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各种社会资源和关系，都高度集中在这几个城市。其中，北京上海为超一线城市，在教育、医疗资源等方面也遥遥领先。但，深圳在教育医疗方面与北上还有差距。因此，就业、人才储备比北上也就有差距（举些可能不完全合适的例子，例如看中国籍的哈佛毕业生，多少去了北上，多少去了深圳，就知道。这就是吸引人才的能力。当然，深圳相对宜居，这个能扳回来几分）。
11、 脱离了这些超级大城市，到了富足的一点五线或二线城市，尽管表面上有不错的硬件条件（比如高楼大厦林立），但软件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人力资本、教育、医疗等。美国之所以极端发达国家，就在城乡和区域差异被尽可能的最小化。人可以选择不同的城市定局工作。可以在城市核心区，可以在郊区，在小城市。在哪里都有还可以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许多国际机构或大公司把总部设在小镇里。雇员的家庭可以安居，因为幼儿园学校医院的环境是可以的。在中国，即便在北京这样的超一线城市，脱离东城十五公里，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就开始不足，于是人们需要向城里迁移。
12、 这种体现在医疗、教育、软件方面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本质原因，当然就是因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盖一栋楼很快，培养一代相样的教师、医生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何况不要忘记，这是一个阶层还正在固化，经济能力可以决定你这一辈子甚至子女后代的阶层的年代，因此，经济收入是第一位的。缺乏具吸引力物质回报的行业，都可能难以吸引到人才（这一点在后面还会提及）。总结，中国人力资源的稀缺、瓶颈，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要扎堆一、二线核心城市以及这里的房地产资产价值。
除了教育资源紧张外（一会儿还会再顺带点一下），中国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影响到房价，就是中国的学校和学区制。这个大概简单讲讲吧，主要参照美国比比。中国有以下几个特征：
12.1 好学校基本都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也在发展，但在对民办校的政策环境、人才（教师）引进及保留、教育质量、“营利模式”、与中国应试体制的衔接方面，与公立学校还有差距。这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体制原因（公立学校的教育思维和习惯和文化和实践，可能就是更适应我们这种体制的。另外，如果举例说中国的公立大学好，民办大学不好，美国的民办大学（哈佛耶鲁）最好，优于公立大学，大家就不用再听更多了）。然后，大众也都相信公立学校好的故事，最愿意投入资源或付出牺牲的那部分家长都在涌入公立学区，带来很好的生源，也使得公立学校有良性循环。
12.2 公立学校基本都坐落在老城区，例如朝阳区是北京富人很多的地方，但学校不行。小孩到年纪了，很多人就要换房进城。这有两个细分原因，一是中国没有郊区化的进程，主要也还是教育医疗资源包括基础设施跟不上，出了城就有问题，这就因为中国还是软件不齐的发展中国家；这个郊区化要发生，比如说朝阳区要有号的医院学校，它是需要几十年的发展的。二是因为中国的税收制度。美国地方的公立教育主要靠物业税。哪里征税，哪里使用。各地方都在很小的政治体内进行民主治理。富足地区，物业价值高，物业税也就高，因此学校得到的经费也足，学校就办得好。然后这个学区继续吸引好的学生，也是良心循环。中国呢，我不知道朝阳区的公立学校和朝阳区富人群体缴纳的房产税有什么直接关系。朝阳区的富人群体能不能对这部分物业税的使用发表意见。所以，这个就不展开了，大家都懂的。所以呢，接着刚刚说，“二、公立学校基本都坐落在老城区”，由于税收制度的问题，非老城区还很难发展出后的公立学校，因此人们只能扎堆往城里跑。
12.3 现在引到第三：三、在中国，与公立学校教育资源配给所绑定的，是户口制度。以北京为例，东西城这样的教育资源丰富的地方，适龄学生远大于学位数，就要走“顺位”。孩子父母在学区落户 以及 父母在学区有房产，才可能进入第一顺位，顺利上学。因此，为了就读，就必须通过购房落户（其实这里仅指非东西城的北京户籍人士购房落户东西城）。在美国，首先就没有什么户籍的概念，学区内居住的居民都可以入学，有租房合同就可以。你租房也是缴纳物业税的。作为纳税人，你就可以上区内的公立学校。在北京，最大的问题其实还不是非东城西城海淀户口的北京人的就学问题，而是非京籍人士子女的就学问题。我们在评估学区房价格时，就必须评估到其附带教育资源所隐含的价值。另外我们也得看到，即便有了这个价格，也是很多非京籍人士享受不到的——你可能没有购房资格；你满足购房资格，有了房产证，落不了户，还是外地人，还得要办理“五证”才能申请上学，随时还可能被调剂，甚至无学可上。
12.4、如上所说，美国也是有学区房的——就是学区好的地方的房子（不过，你可租可买），而由于美国教育资源相当丰富和比较的平均，使得可选范围非常广，学区房价格也没那么贵；入学也没那么困难。你选择是很多的。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供需问题。在北京，我们讨论的是十多万甚至几十万适龄儿童面对数万个公立学校就学机会的问题。
这种教育资源的绝对意义上的稀缺和不足，是一个根本的、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时间的积累才能消解之。按照我们以前习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措辞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就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教育需求与严重不足于落后的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
14、 2017年初以来北京房价的增长，我认为就是学区房驱动的，这就是因为80后（主要是1980~85年生人）生育的孩子到年纪了，开始研究学区、购房准备上学了。不在少数的人会在就学当年或仅提前一两年考虑这个问题。明年上半年我认为还会有行情.。这种对教育的需求，我认为是一种刚需。这也是人口结构带来的影响。学区房的买卖也会推动非学区房地区房价的上升（卖掉学区房，在非学区换更大的房），带来一波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