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源
【访谈者按】
1963 年，西方研究中国内地的学者在香港亚皆老街155号设立了“大学服务中心”，专为海外到香港来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服务，直到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前，中心成了西方中国研究学者的大本营。按 1980年代初的统计，有二百多本有关中国内地研究的学术著作在该中心完成。1988年中心并入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下文简称“中心”）。中心曾为收藏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其使用之方便为海内外学者称道。
1988年，熊景明女士担当中心的助理主任，负责管理中心的日常事务，拓展馆藏以及维系中心的学术网络。每个来到中心的学者都认识熊景明，她说，世界上中国研究中心有很多个，而为中国研究服务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只有一个，中心就是为了服务学者的。
熊景明的热心、周到让人印象深刻，也为她赢得了“学术媒人”“熊猫饲养员”“温柔专制”等称号。学术服务之外，她近年来集中精力收集民间历史并写作自己的家史。此外，她自身的生活经历，何尝不是一部丰富的“民间历史”？
家族史写作
钟源：
几年前我看过您的《家在云之南》，写的是您的家族史。听闻您最近又在写一本家族史的书，这次是写什么内容？
熊景明：
《家在云之南》是凭着自己的记忆，写的都是自己认识的人。现在这一本《长辈的故事》基本上写完了，是根据资料写我的曾祖父、祖父、外公、干爹等人。我对他们了解不多，“拜干爹”时我才四岁，根本不知道何为“干爹”。写这些人要去查看资料、做点研究。
曾祖父留下的文集是古文，头都看大了。里面写到他参加“西征”，到西藏平叛，只有短短一段话，我查阅了包括当时的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的殷承 将军—曾祖父是他的总参谋长—留下的文献，看了英国人写的书，还是没法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文献完全没有写到战争的惨烈，曾祖父则提及士兵的牺牲、民众的付出，以及北京政府的瞎指挥，早上下一个命令叫你打，晚上下一个命令叫你撤离。他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不足以说明这场战争的全貌，却让人得以从参战者的角度去看待它。曾祖父的很多文章、诗作，都经他的大儿子、我祖父整理出，才得以留下。曾祖父写了很多家族故事，他的祖父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用今天的话说是“lower middle class”（中下层阶级）。贼来偷盗，看到他家唯一的好东西是为病重的母亲准备的寿衣。贼人想将寿衣抢走，两个小男孩死死地抓住寿衣不放手，说：“你们可以把我家的东西都拿去，我妈妈的寿衣不能拿。”弟弟被贼用刀砍到手流血，依然不放手。贼说：“孝子也！”就走掉了。你说今天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件妈妈的寿衣拼命？没有这些细节，我们无法了解一百多年前人的想法和今天我们的想法有些什么不同。
曾祖父做到了省务委员，当时云南讲武堂学生的毕业证书上面都有他的签名。家族里没有人能超越他，在这个家庭中他是神话一般的存在。
我的祖父去世时，我只有八岁。印象中他古板，不苟言笑。我从来不知道他是个很勤奋的人，一生有不少建树。他参与过云南的县自治运动。在1925年就写过一篇十二万五千字的《云南全省暂行县制释义》。香港科技大学马健雄教授在云南社科院图书馆看到，拿来给我，我才知道这位并不慈祥的祖父曾经做过什么。
他做县长时写了关于澜沧江地区开发的计划书，提倡将荒地分配给农民，男女均有份。他认为教育、交通是发展的命脉，提出改良征税，资助教育的具体办法；甚至建议由民众集资建房，建县中心镇，发展商业。1931年的地方官具备这样的远见，令人吃惊。为写祖父我访问了我的姑姑，她大学一年级就弃学去“山那边”参加共产党。她说，1930年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被逮捕的时候，把我祖父的照片给了他儿子说：“如果将来我出了事，你们就去找我的好朋友熊伯伯。”王德三就义后，两个儿子被卖到了乡下。据说大儿子被人当骡使，蒙着眼睛推磨，小儿子逃到了昆明，找到我的祖父。祖父收养了他，送他去了昆明最好的中学—南菁中学。他念高中的时候也到“山那边”参加了革命。1949年后，他做了一个县的公安局局长，和我祖父这名旧县长划清界限，不再往来，他也写信给我姑姑，劝她和我祖父划清界限。
钟源：
除了曾祖父和祖父，还有哪些人的故事让您印象深刻？
熊景明：
我的三舅吧。西南联大的故事广为人知，但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录、研究专著，好像没有提到西南联大对云南本省人才培养做出的一桩贡献。“弦歌不辍”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的一个重要理念，意思是教育不能因为战争中断，培养人才便是对未来的投资。国民政府鼓励地方选拔大学毕业两年以后的人去欧美留学。云南负责此事的缪云台是一位商业奇才，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创建了云南省大型国民合办的企业“云南省人民企业公司”。缪云台认为云南的教育水平低，上大学的都是富家子弟，大学毕业两年的人很少。他便自己来一套，全省二十岁以下的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留美预备班考试，有点像以前考举人的乡试。报名者众，末了六十个年轻人来到面试环节。谁来给他们面试呢？缪云台本人以外，还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面试之后录取了三十九个人，我三舅是其中一名。
这些小孩子还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等于是预科，他们的老师却都是些西南联大教授，杨武之、朱自清、闻一多……上课之外，一个星期举办一次讲座，一共七十三次，讲者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这些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教授知道，和美国同学比，中国留学生输在哪里。在他们的策划下，预备班的学生整个暑假都用来做体能训练，学击剑、骑马、垒球。当初外公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公派留日，舅舅没有辜负他的期待，以第二名成绩考入留美预备班，第一名毕业。他去了伊利诺伊大学读本科，又去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但是没有读完。他认为导师是个种族主义者，愤而离校，此时朝鲜战争开始，中美交恶，他回不了家。三舅是中美恢复交往后第一个回到昆明的美籍华人。二十一岁离家，1973年回故乡时已六十二岁。父母的骨灰一直没有入土，家人等他归来安葬。这天下着大雨，山路泥泞、陡峭，三舅一路流泪，坚持捧着骨灰盒爬山。三舅回来要了却的另一桩心愿，是把当年云南父老送他出去念书的钱还给云南省政府。我陪他去到省外办，人家说没有这个政策，无法办理。结果他用这笔款买了一批英文书，送给了当时的昆明工学院。
青年经历
钟源：
您青年时期的经历是怎样的？
熊景明：
我出生于1943年，那时抗战还没结束。我在昆明长大，中学在昆明十二中。写长辈故事，发现我们家从曾祖父、外公到舅舅、母亲，很多学霸。我也算是，只不过我是占了短期记忆力强的便宜，考试前看书，记住了，过后就忘掉。离开中学多年后，我去探访当年的老师，见到化学老师（忘了他的名字，只记得我们背地里叫他“化学老铁头”），问他是否记得我，他说：“熊景明，年年坐第一把交椅。”我不好意思告诉他，此时我连元素周期表都忘得一干二净。
1961年高考，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物理系。高考数理化三科，题目都不难，考完试走出来，标准答案贴在教室外，对一遍，我全答对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心中总有不祥预感。后来发生的事和一部苏联电影的情节很像。学校管毕业生工作的团委书记，因为私人原因，将我的档案偷走了（数年后才知道），我不仅没去成北大，也没上成大学。十二中上一届成绩最好的一名姓彭的女生也没被大学录取，大家猜想是因为受到她母亲政治问题的牵连。我爸爸是昆明市政建设公司的总工程师兼副经理，虽然出身不算好，但还不至于令我的入学资格被取消。当时投诉无门，只知道哭。我一心要上北大清华，完全没有考虑卧病在床的母亲怎么办，非常自私。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留在了昆明。十二中校长赵永特别同情我，聘我到学校任代课老师，教俄语课。我这个高中毕业生滥竽充数，去教高中外语。我原来的俄语老师张文真带着我上岗，她上课我去听，然后依葫芦画瓢，她怎么教我就怎么教，好像还很受学生欢迎。一次语文课作文，题目是“我最喜欢的人”，班上两个女生没有写毛主席或解放军，而是写了熊老师，太好笑了。到了第二年（1962），高考之前两个星期，校长告诉我教育局有新规定，凡没有大学文凭的，得离开中学去教小学。我认为自己对付不了小学生，就决定再去参加高考碰碰运气。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也没有什么时间复习工科的课程，就报考外语系。那年高考，外语我是全省第一名。外语都教了一年，理所当然（笑）。我不敢填省外的学校，就填了云南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这一年高考的政治审查放松，否则也不知道能不能被录取。那年我十九岁。
钟源：
“文革”时您受到的冲击大不大？
熊景明：
“文革”对我个人最大的冲击是尝到背叛的滋味。我上大学读书很轻松，一到考试，同学紧张复习，我学雷锋，把宿舍清洁、打开水等活都包下来，并“猜题”写作文给同学，供他们拿去读、去背。过年过节母亲让我将家不在昆明的同学请来吃饭，我也曾将自己舍不得穿的毛衣送给了一个家境贫寒的同学。大学的“文革”以批判系内的“修正主义”开始，我成了外语系第一个被批判的学生，被定为“修正主义苗子”。外语系教学楼外，架了四块黑板，贴上大字报，标题为“看外语系培养的什么苗子”。大字报说我父亲是“反动技术权威”，我舅舅在美国，还有种种谎言和谩骂。最出乎意料的，也最让我伤心的，是差不多全班人都签名了，包括平时处得很好的一些同学。我故意约一个男生在教学楼外的草坪上托排球，好让一年级新生见到这个“修正主义苗子”是谁。班上有个坐我前排的男生，老问我功课，对我赞不绝口，“文革”开始，他在班级批判会上发言骂我。“文革”结束后他向我道歉，我说：“你不用担心，你原来对我的表扬和后来的指责我都不在乎。”据说是否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是天生的，我真要感谢父母。
受权刊发，本文选自《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熊景明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2025年1月。
一两个月后就开始了派系斗争，整个云南大学都是炮兵团派。云南大学旁边是昆明工学院，两所大学的高音喇叭从早到晚传出女播音员尖锐、激愤的声音，诉说另外一派的罪行，表达自己一派捍卫毛主席、捍卫党中央的决心。位置处于中间的工厂机关，听到哪边的喇叭，就会加入哪一派，相信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文革”中我一直是“逍遥派”。历史学家雷颐看了许多“文革”经历者的回忆，他想要了解这些人什么时候开始觉悟，他说我是最早觉悟的。这大概和家庭有关，或者说家教吧。父母都不会对我们讲大道理，应当是从小身处的环境潜移默化的结果。“文革”一开始，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到云南来发动群众，一个个高高白白，长得让我们羡慕。记得有位一口京腔的女生到云大来，站在台上，对数百名大学生传递“毛主席的声音”，她说到激动时，解下裤带，“啪”一声抽在讲桌上。我极为反感，周围的同学却一次次鼓掌，令我莫名其妙。有个好玩的故事。我是大学文工团舞蹈队队长，有个物理系男生是足球队队长。我到大学图书馆看书时，几次发现他坐在一个和我彼此能够看见的位置。我演出的时候他一定去看，轮到我出场他就坐到前排，没有我的节目时他便走出去。我呢，凡是足球比赛都去看，站在可能被他看到的位置。看到他在运动场练跑，我会站在终点，等他看见我，快速交换一下眼神就走开。两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但都明白对方心中所想。“文革”开始后，一天我走过操场，看到他在批斗会人群里，站起来带头喊口号，很激动的样子。哗啦一下，我对他所有的好感都消失了。原来我们心中的某些价值有那么大的作用。
钟源：
大学毕业以后您去了哪里？
熊景明：
毕业之后我去了军垦农场。和知青比，我们有工资，但没有自由。第一年很糟糕，第二年后，自己种粮食，自己养猪，生活好了很多，虽然劳动强度还是很大。每天早上我们要把蚊帐拉得平平的，被子折成正方块，弄成军队的样子。离开营房要请假，而且要三人同行。
1969年，妈妈病卧在床，哥哥从山西回来探亲，我离开家一年多，太想妈妈了，很想回家去看看。我不吃饭，只喝水。几天后，早上起来整理床铺时一下晕倒了，获准去县城看医生。我对医生说明原委，告诉他我要回去看看我妈妈，请他给了我几天的假期。我后来拿了一周的病假条，当天便坐车回昆明。妈妈看见我就哭起来，说：“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
1971年，我去了澄江中学教英文，课文都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Long long live Chairman Mao”。我自己弄了套补充教材教学生。1973年我离开澄江中学，后来玉溪地区办教师培训班，考进去的一半是我当年的学生。恢复高考后，也有好几个考取了大学，他们的英语成绩都不错。我并没有教会他们英文，只是令这些中学生对英文产生兴趣。我和学生相处得很好，虽然当时还在“文革”中，这三年里有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
在中心的日子
钟源：
您是1979年来的香港，当时是什么契机？
熊景明：
我那时的先生曾经是澄江中学的同事。他是华侨，允许出境，1975年就去了香港。我们结婚时他在香港，我在昆明。1978年女儿出世，移居香港是必然。1979年改革开放，大家觉得否极泰来，中国未来一片光明。记得那天去公安局，看到布告板上批准到香港探亲者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当场就哭了起来，我很不想走，不愿离开父亲、弟弟和那么多亲戚朋友。
到香港后我开始看广告找工作，唯一合适的工作是教普通话。我去应聘，普通话不标准，不成功。后来朋友介绍我到一所中学做临时工，替学生排练舞蹈，参加中学生舞蹈比赛。我教了十几个女生跳彝族烟盒舞，她们跳得很好，但连安慰奖也没有得到（笑）。我女儿那时候九个月，我们住在观塘的一栋唐楼里，唐楼就是没电梯的楼，我们住七楼。到地铁站有条两百多级石阶的长梯。我抱着女儿上下百级石阶，再上七层楼梯，把腿练得很有力。
我历来乐观自信，相信一定会走出一条路来。现在回过头来想，很多时候都是靠运气。
1979年年底，我在报纸上看到大学服务中心有学者找内地来港的人访谈，为了学术研究要了解内地农村的情况，我在农村教书三年，觉得知道不少，便去应征了，就这样到了中心。中心的学者都是外国人，绝大部分是在念博士的年轻人，主要来自美国，也有印度人、日本人。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这些人太认真了，在内地我没有见过有人那么用功，花那么大力气把一个东西弄清楚。
我是在密歇根大学念博士的华裔美国人戴慕珍（Jean Oi）的助理（她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资深教授）。她每天一早来，一直待到晚上十点中心关门。那时用老式打字机，这栋两层小楼里，从早到晚，都听到“嗒嗒嗒嗒”的打字声。大家见面讨论的话题都是中国。有人从内地回港，大家都非常好奇地问这问那。
延续至今的中心“午餐研讨会”的传统，是在亚皆老街时形成的。大家围桌而坐，一边吃午饭，一边听演讲。做一次学术报告，或者从内地访问归来谈见闻，形式不拘。中心的另外一个传统是行山，和昆明人的爱好有关。在香港，朋友聚会或有什么事，就一齐吃顿饭。我在昆明时，朋友聚在一道最喜欢的事是到郊野行走，爬山。于是我提议大家一起去爬山，香港人称为行山。第一次出游时，有位在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中大”）教书的李南雄教授提议从九龙经飞鹅山到西贡，他说要走两小时。结果你猜走了多久？七小时！有个小女孩还穿着皮鞋，后来是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先生背着她走。
我那时的英语就是《许国璋英语》四册的水准，听、说都不行。1980 年，我到中心图书馆兼职，每天两个多小时站在影印机前做机械劳动，想到个利用时间的办法：戴着耳机听英语。中心演讲会，管他什么内容、听不听得懂，都专心听，也留心听周围的“鬼佬”讲话，在家听英语电视新闻。如此，我的英语并非逐步长进，而是突然之间升了一个台阶。研究中国的学者多少都会一点中文，他们和我交谈讲中文，也算是练习。有一天我想，为什么不练习自己的英文呢？第二天我鼓足勇气，开始跟他们讲英语。有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的魏昂德（Andrew G. Walder,他和戴慕珍后来结为夫妻，现在也是斯坦福大学的资深教授）吃了一惊，笑道：“你一直装作不懂英语，原来讲得那么好，一定是哪里派来的间谍。”
钟源：
1988 年，大学服务中心从亚皆老街搬到了中大，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熊景明：
1983年西方学者可以直接到内地做研究，那时传说中心要解散。一位到中心做研究的中大教授告诉我，他看到广告，他们系的中国法制研究计划要请一名研究助理。我问他广告呢，他说扔垃圾桶了。幸好他家的垃圾没有及时倒掉，第二天他给我拿来了报纸。我去应聘，来到了中大。
1984—1987 年间，我们举办了三届中国宪法的研讨会，海峡两岸暨香港的法学家首次聚会，并出版了三本宪法研究论文集。香港的首席按察司杨铁梁是项目的协调人，成员多是关心内地法律建设的本港学者及法律界人士，包括陈弘毅教授等。他们每个周末开会，对促成香港法律翻译成中文的计划起了作用，对深圳特区经济、金融方面的立法有很大帮助。我觉得研究中国法律制度太重要了，做一名研究助理，虽职位低、工资低，但兴致高。
项目的负责人是中大的政治学教授翁松燃。我做他的研究助理六年，好像修读了一门课。每天中午吃饭时，听他滔滔不绝介绍西方政治学理论，吃完饭我常常说一声：“下课了。”我们和内地法律界人士尤其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研究人员蛮多交往，并建了个资料库，收集中国法律方面的文献、图书资料，编写中英对照的法律词汇手册。
香港那时上班有所谓长短周，即隔周的周六上午上班。我得到翁教授同意，每个周六都去，条件是带女儿来。那时她刚上小学，中大是我们的大花园。1983年来到中大后，我通常每个星期都去中心找资料，兼职替中心学者做研究助理。每到中心，都觉得很轻松。在大学里以职位称人，某某教授；在中心见到同一个人则直呼其名，Peter、Tony。
内地越来越开放，中心门庭冷落。好不容易筹集到的经费，一半要用来支付房租。经过近两年的谈判，当时中心的“主管单位”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与中大达成协议，中心无偿并入中大。中大承诺延续中心资料收藏的方向，建立中国研究资料库，继续对海内外学者无偿开放。1988年起，经过三年观察期后，如果双方均满意，便移交中心所有权。出乎我的意料，我做了中心的助理主任。中心主任关教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将中心的工作全盘托付给我。拜天时地利人和，中心从一个西方中国研究者的工作站，发展为一个驰名国际的中国研究资料库及研究基地。
高锟虽然是个化学家，但他做校长时很重视我们中心。我和他接触不多，但对他印象非常好。一次，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十多位大学教授介绍自己的研究，高锟听完每个人的讲述，都发言讲讲他的观感，提出问题。他对自己不熟悉的研究领域表现出来的洞察力令我惊讶。他离开大学前，我在校园里看见他远远地站在那里，鼓起勇气走过去说：“特别感谢你在中大这些年的贡献，我们会记住你的。”他说：“许多到过中心的学者来见我时都提到你、夸奖你。”我听了很受用。
钟源：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来过很多国内外的访问学者，其中很多学者都办过讲座。当时是如何挑选访问学者的？
熊景明：
当时挑选学者不难，因为学术期刊很少。我就看《二十一世纪》《战略与管理》这几个杂志来挑。请学者来之前，我完全不认识该人，也是碰运气。回头看，运气不错，秦晖是001 号，赵树凯是 002 号……我曾在《战略与管理》上看到一篇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写得很不错，作者叫沈延生，单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写了邀请信寄到中国科大，请转这位作者，没下文。2007 年初，我接到这位学者的信，问三年前的邀请还算不算数。原来他当时是生物系研究生，所以取了一个笔名。他来到中心，我将他介绍给几位在中大读博士的学生，学生们一脸茫然，表示没听过。
访问学者大多来一至两个月，公派为主，即由他们所在的单位替他们办理来港手续。那时中心通常有十多位内地访问学者，加上海外学者，很热闹。我让大家组织成一个班，任命班长。于建嵘开玩笑说，他这辈子做过的唯一要职，就是熊老师任命的班长。周末大家一起去行山，学者间的交流在非正式场合更实在。中心主任关教授、教育学院的萧今教授任司机，还特意买了七座位的车子带大家出游。许多到过中心的学者，多年后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便是一道在山野中行走。访问学者在离开中心前，要做一次演讲，形式为午餐研讨会。不同背景、不同学科、不同题目的研究者在一道交流，机会难得。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越是学问高深的讲者，往往越少引经据典，越容易让人明白。内地学者通常问题意识强，希望对问题找出解决方案；而西方的研究侧重解释清楚现象，从不同层次剖析事物，探讨来龙去脉，将研究纳入某个理论框架，或者推翻什么理论。
钟源：
您在中心这么多年，留下了很多“外号”，像“学术媒人”“熊猫饲养员”，这些称呼有什么渊源？
熊景明：
当时《南风窗》的叶竹盛来访问我，他给我封了一个“中国第一号学术媒人”的称号。曾经有一位非常关心自己学生的内地老师，看漏了“学术”二字，误以为我有撮合姻缘的能力，向我推荐她的学生。我也试过为年轻学者介绍异性朋友，都没有达到预期结果。不过丘比特的箭在中心多次中的，著名学者傅高义和他的妻子就是在中心相遇而走到一起的。
所谓“学术媒人”和我的职务有关。我在中心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图书馆建设，即图书资料的收集整理；再是学者咨询服务（reference librarian，中文不知道是否叫“读者咨询馆员”）。二者密切相关，我需要从研究者的角度去搜罗图书资料，编目、排架都要考虑使用者的方便。学者来到中心，我要向他们介绍相关的图书资料。中心如何建成海内外最佳的当代中国研究资料库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写过，也讲过，这里就不重复了。我只想强调，中心得到“中国研究的麦加”的美誉，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说到我本人，只因为日子久了，对资料熟悉，也了解到许多学者的研究方向，不仅内地、港、台学者，也包括西方学者。我刚到中心工作的年代，网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这些存在头脑里的信息对学者很重要。即便到了今天，也不是所有信息可以在网上查到，我退休都这么多年了，“媒人”的工作未曾间断。
另外，我到中心工作之前，已经做了八九年的研究助理，养成了职业心态。学者来到中心，我就好像变成他们的研究助理。很神奇的一点是，往往别人找不到的资料，我不知道怎地就能够找出来，大概是和图书之间的心灵感应吧。此外我还爱管闲事，用香港人的话说，就是八卦。自来熟是昆明人的特征，很容易就和访问学者结识甚至成为朋友。按在家乡养成的习惯，朋友就要请到家里去。大家开玩笑说，我家是香港著名旅游景点。每年除夕，我会邀请留在中心过年的学者去参加我的“无家可归者晚餐”。
既然是朋友，我就会担心对方是不是吃得健康、有没有运动。张鸣在这里的时候，我和萧今努力帮他减肥，居然减去十多斤，不过回北京后，他很快打回原形。张鸣说我管理中心以及学者的手段是“温柔专制”，好像也对。也因为一些学者被看做国宝级人物，所以有人开玩笑称我为“熊猫饲养员”。
近年，我们编了一本介绍中心历史和现状的小册子。其中有2004年中心成立四十周年研讨会上傅高义的讲话，以下这段话很准确地将中心的历史总结出来了：
1963年我们谁都不清楚中心之后的四十年将何去何从。如果我们有远见卓识，恐怕我们会这样想：我们期望在中心做研究的这批学者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学术研究领域能够发扬光大；我们希望中国能对外开放；而我们的研究能有助于中国人进入国际大家庭。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能与大陆的学者携手合作，加深彼此的了解。我们希望心怀喜悦地走过这段路。四十年后，时过境迁。经过无数的努力，有人说中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让我们祝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祝贺所有过去、现在、未来有幸于参加这一使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