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我把他比喻为历史的扳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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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中国是一趟高速开动的列车，沿着原有的轨道开不下去了，需要转弯。
虽然依旧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但是通往目的地的路径，需要从旧轨转到新轨。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口，列车要转弯，但是要平稳，不能翻车。
在这个时点上，时势造英雄，邓小平出现了。反过来看，
首先是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其次，他能够把轨道扳过来，而且换道后列车的运行还相对平稳，没有翻车，
这时候就成了“英雄造时势”。
苏联的列车也曾转轨，但是苏联出了个戈尔巴乔夫，他开启的“新思维”改革，扳错了方向，列车飞了，苏联解体了。
在1978年的历史转折点上，邓小平就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上一位成功的扳道夫。有了他，我们的改革开放转轨才比较平稳，能够继续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越走越好。
老路不能走了，要开创新的道路，这个道路的名称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因为路径变了，就需要重新对社会主义进行定义。
作为历史的扳道夫，邓小平的核心贡献就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定义，在什么叫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问题上提供了全新的思考。
这也是党的十四大给邓小平的历史定位：他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1992年的南方谈话解决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前三十年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我们叫做社会主义的1.0版；邓小平则带领中国，向社会主义的2.0版过渡。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率先发表邓小平南方谈话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
2.0版社会主义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和市场能不能兼容，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因此，在过渡时期，就出现了很多“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议。
1992年的小平南方谈话为此定了调：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就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解释。
从发展个体户、乡镇集体企业，到进行国有企业改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了，中国经济也实现了腾飞。
1992年1月21日，邓小平在深圳参观中国民俗文化村。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行的是单一公有制，其实现形式是计划经济，分配形式是按劳分配。那么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轨，出现了所有制结构的变动，这是我们原来没有充分估计到的。
原来以为公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都能够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生产决策。但实际情况是，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形成了。这三种资本的比例，无论是占GDP的比重还是占外贸的比重，都发生了动态变化，而且目前非公经济的占比已经占大头。
所以这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出来之后，有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争议又起。有人说应该改为“公有制为主导”，但有人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否定”，争论背后还是“姓社姓资”的根本性问题。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公有制本身的实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开始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所以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专门把“国营企业”改为了“国有企业”。
这次修改虽一字之差但意义重大，因为国家和政府不再是国企主导的公有制经济的直接经营者，而成了产权所有者。国营企业不适应于市场经济，而国有企业以及后来提及更多的国有资本，能够更好地和市场经济结合，既能够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也可以搞股份制结构，还可以上市；国有资本还可以和外资结合，和民资结合。
“国有”以资本的形态出现后，和其他资本的关系就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姓社姓资”的问题再次出现了。这些年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这个难题进行的，包括“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民营经济退场论”和“两个毫不动摇”等等，都与此有关。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在深圳到珠海的船上。
市场经济要求的所有制结构形式以及公有制实现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动，从而带来了资本形态的变动，相应地，劳动分配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生产有三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改革开放前我们实行的是单一公有制之下的按劳分配，因为我们的土地归集体所有，资本是国有的，参与分配的就只有劳动了，即按劳分配。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都变了，党的十五大就宣布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当时十五大报告提及的只有劳动、资本和技术三个要素；党的十六大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增加到了四要素。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七大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这七大要素分配。
我国要素市场改革的主要里程碑事件
土地要素的计入，是因为原来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化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大量土地闲置的情况。允许这些土地出租，以及土地作为要素参与分配正式列入了文件。只不过农村的集体农业用地变更为国有土地以后，土地增值部分如何分配，还不大明确。
数据要素的重要性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逐渐凸显的，但是数据要素如何参与分配，现在还有待突破。数据资产是由互联网用户产生的，但是最终获利的却是资本所有者，如何实现公平分配，还是一道难题。
所以从公有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转轨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结合，也引起了很多所谓“姓资和姓社”的争论。
在这个节点上，围绕着社会主义2.0版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定义，对发展中出现的诸多新实践、新现象，如何来判断，如何来说明？这些都很核心的问题。
舆论和理论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40多年前，邓小平那一代的领导集体发现老路走不通了，于是我们从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逐步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但是如今，从规模和贡献上来看，民营企业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那么公有制的主体形式如何体现，和非公经济的关系怎么定义，就引起了大量的争论。
第二个问题就是，市场经济采取了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的分配制度。有人就认为，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的稀缺度来分配的，越稀缺的报酬就越高，那么劳动在分配当中的比重到底有多少？到底是逐年扩大的还是缩小的？这就牵扯到共同富裕的大问题了。
前几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风靡一时，其主要观点就是，劳动在整个各要素分配当中的比重从1980年代以后就逐步下降了，不仅是欧洲和美国，我们中国也面临同样一个问题。
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 Thomas Piketty ),《21世纪资本论》法文本封面。
另一个是分配制度如何兼顾公平的问题，按要素分配，是不是各个要素在一次分配中都各得其所了，如果能各得其所，要素分配就是公平的，甚至无需二次分配了，这个方面争论还很大。在社会主义2.0版的运行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系列实践问题，在理论上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就形成“左”“右”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是不是需要一个社会主义3.0版来证明、来确定、来解释这些新问题？
另外，还牵涉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时采用的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之间是什么关系，过去我们的表述一直在变，原来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改成起“决定性作用”。
“决定性作用”怎么理解？是不是参与市场的各个要素都要按照市场的稀缺度来配置？如果是这样，市场能否自动解决公平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政府怎么调节？如何调节东部和中西部的区域差异？如何调节收入差异，如何调节各要素背后对应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
上述问题，都需要一个3.0版的社会主义来解释。因为社会主义2.0解决了效率问题，各个企业都按照市场价格能够做出灵敏反应，计划经济时期的无效低效和浪费现象大大减少了，我们的生产力提高了，我们的财富增长了，人民富裕了。但是，财富的分配如何体现公平公正，以达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问题提出来了，仍然没有解决。
因此，时代呼唤社会主义3.0版，需要对上述现象给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如果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同和追随，便可以此作为新时代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在1985年3月7日曾讲过，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又讲，“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这个问题在2008年的西藏和2009年新疆就曾暴露出来了。虽然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但也暗示了区域差异的扩大会影响到民族问题，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调节区域之间的差别。
经过努力，这些年区域之间的矛盾已经得到了缓和。新世纪以来，中央财政加大了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一方面推动革命老区、民族、边疆、贫困地区发展，同时把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地方最重要的财政支出——即义务教育支出免了，实际上由中央财政买单。
随着中西部惠民政策措施的多管齐下，现在看来，区域差距和民族差距已经基本缓解了。1976年到1978年，我曾在西藏教了两年书。5年前我又重返西藏，碰到了我很多藏族的学生，所听所见，西藏的人民生活、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公共保障、农牧民定居等等方面，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援藏帮扶工作人员在白那村“农光互补”光伏发电场对发电设备进行检修维护，助力当地高原农民脱贫致富。
城乡之间的差距经过多年的建设也在缩小。从新农村建设，到精准扶贫，再到乡村振兴，近1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线。这些群体主要分布在中西部，而且少数民族比重很大。
相比较而言，阶层之间的分化确实还是个束手无策的问题。
我们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还存在，所以，我们推出了共同富裕策略。
共同富裕在左派和右派眼里有不同的定义。右派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共同富裕根本就不能写入党的文件，因为写进去那些民营企业家会害怕，认为又要搞劫富济贫了。
当然党的文件在这方面的表述是很谨慎的，前几年就曾反复澄清过所谓“共同富裕是吃大锅饭、搞劫富济贫”等这些错误的说法。前些年我们的监管比较严厉，我们整顿房地产，整顿资本无序扩张；话说得也比较重，“资本有好坏”、“要为资本设红绿灯”等。我上课的时候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听众，他们都来问我对这些政策的看法，看得出他们有顾虑。
我的看法是，与西方不同，中国的资本是不能干预政治的，对那些操纵市场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环境的资本肯定要规制。
这些年中央反复讲“两个毫不动摇”，就说明中央的大方针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民营资本对国家的贡献已经占到三分之二了，尤其是就业，主要靠民营企业来解决。过去几年特别是疫情期间，政府一直是在想办法为企业减轻负担，比如减税降费，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所以民企要有信心。
第二个邓小平理论传承的重大问题，是对我们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重新认识。
党的十九大文件专门讲了当前发展的历史方位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毛泽东的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阶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定义为富起来的阶段；十八大以后的新时代，定位为强起来的阶段。
认清历史发展阶段一直是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总的历史框架。历史定位问题解决以后，就能够很好的理解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的传承关系。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在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旅游中心眺望蛇口工业区。
在这个时段，中国从小白兔长成大象，想韬光养晦也办不到了。
邓小平在1992年4月28日同身边人员谈中国的发展问题时说：“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份量就会不同。有能力的时候，要搞高科技国防尖端武器”。
没多久，1999年美国就轰炸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这离邓小平谈韬光养晦才过去7年，而且小平同志的原话，并没有说一直韬光养晦下去。
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如此的规模，全球影响力已经大幅提升，想韬光养晦是不可能的了。所以
在新发展阶段，我们提出要发展积极有为外交，这很正常。有些人批评说，“中国不再韬光养晦了”，“调门太高，导致老美来揍你”，这种讲法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制造2025》是为了找差距，而美国的理解是中国想要“上它的餐桌”，因为它只想让中国“待在底楼为它做饭”。到了2011年，奥巴马正式提出重返亚太，我们藏不住了。所以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和发达工业国包括欧美和日韩，在整个产业结构上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美国的保护主义思潮就开始占了上风。
经济上，美国力推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明确将中国排除在外。此亦为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的一步。
2008年，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的国产盾构机下线了，目前已经占据全球三分之二的市场，而且把国际同行价格给拉低了40%。新能源汽车这次就更厉害了，因为汽车产业在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都是重要的支柱产业，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导致西方国家进退两难：退回旧能源车产品，他们依然占优势，但是新能源车的推广不只是气候问题，而且性价比也更高。
所以美国制定《反通胀法案》，其目的之一是要打造美国为中心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把中国排除在外。现在又和欧盟一起，对中国进口的新能源车等新三样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2019-2023年“新三样”历年新注册企业数量变化情况。
对日本和韩国而言，原来的白色家电基本上被中国制造淘汰出局了，现在高端制造业比如液化天然气载运船、航空母舰和豪华邮轮，造船工业“三大明珠”的自主制造能力我们都掌握了，造船业的市场份额已经在向中国流动了，日韩肯定会在和我们的竞争当中败下阵来。
所以，这些国家的反华是有经济原因的，因为我们不断地侵蚀了全球传统制造业霸主的奶酪，现在连适用于手机通信领域最高端的7纳米制程芯片，我们也能够自主实现了，老美怎么办？
凡此种种，确实导致了地缘政治的紧张和博弈，以及各种贸易冲突。
然而，从另外一面来看，因为中国产品性价比较好，在整个南方国家就比较受欢迎。中国不仅为他们带去了物美价廉的产品，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传递了中国的发展经验。南方国家如今也知道中国的“要致富先修路”，中国有钱，有技术，还有庞大的工程建设队伍，欧美国家无法跟我们比。由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之间的贸易连年上升，南方国家就相对比较亲华。
中（国）老（挝）铁路开通，“澜沧号”开往老挝万象。
中国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高，必然会引起西方国家的愤怒，这已经是常态了。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要发展，要从制造业大国发展成制造业强国，这是我们的发展权使然。
而且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提升自己，还可以创建一个更平等的世界，可以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我们也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因为中国发展起来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的垄断利益被打破，这意味着几百年的西方霸权的旁落，他们是不是能够适应新的全球格局，就看美国的态度了。我们的影响力在增强，但是我们不想争霸，也不想建立霸权，
我们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冲突、不对抗，我们主张合作共赢。但是欧美国家牢牢抓住霸权不放，西方人的心态调整过来要有个过程。
这样来看，所谓“中国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论都是误解，因为他们没有与时俱进，没有认清中国已经到了必须从制造业大国转换到制造业强国的形势，没有认识到新时代的核心就是“强起来”。
而强起来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个近代使命，共产党承担了这个使命，而且较好地实现了这个使命，所以她获得了领导权。
一百年来，不能承担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重任的都下台了，晚清不行，北洋政府不行，国民党也不行，最终共产党承担了这个历史重任。现在75年走下来了，看起来还不错。
随着中国制造变成中国智造，中国产品也向中国品牌实现转型。中国人民认同中国品牌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有了品牌的出现才有了心态的改变，中国人不再崇洋媚外，不再以洋品牌来装点自己的身份地位，洋品牌的高溢价高利润也就没有了。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因为我们近代以来是以洋为美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外国的好，洋火、洋油等等。现在华为手机在美国的打压下活过来了，而且拥有了手机全产业链的制造能力。搭载7纳米先进芯片的华为手机推出之后，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震动？因为这是对民族心理的一种洗礼，民族自豪感的增强都和此有关。
如果我们的技术不够强，老实说消费者也没有多少爱国主义的。消费者就认同价廉物美的产品。医疗设备价格很高，因为它的质量好，比如核磁共振能够检查出一些早期的病症，即使3000万一台也得购买。但现在，我们也造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磁共振，价格是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实现了国产替代。
我国高场磁共振医学影像设备实现自主研制与产业化，图为联影3.0 T 磁共振在医院投入使用。
这个历史性的变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内容之一。所以我讲要认清我们的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核心是制造业由大变强。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就是要靠制造业。怎么评判制造业强国，要看三个要素：第一，制造业规模够不够大；第二，制造业的体系化程度，即门类是不是齐全；第三，技术水平高不高。
现在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评判，我们的制造业都在由大变强。这时候那些老牌的既得利益国家、霸权国家，当然要保护他们的霸权，尽可能把中国踩下去，从贸易战、科技战到舆论战，还有颜色革命，各种手段都用上了。
而我们在“战争”中逐步认清自己，也认清了美国。习近平总书记讲，“东升西降”是大趋势，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所以保持战略定力很重要。我们不必和美国斤斤计较，该骂的我们骂回去，该反制的反制回去。
自2018年举办首届进博会起，中国目前已举办六届国际进口博览会。
他们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开进博会，如果有本事，中国市场的大门敞开着，只要中国人愿意买，尽管到中国来销售。他们搞脱钩断链，我们继续搞改革开放，而且二十届三中全会承诺，我们开放的领域会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