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北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底筒形罐始终是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主流，赵宝沟文化自然也不例外，这是区域内诸文化共有的特征。在赵宝沟文化陶器群中，最具个性的器类无疑是尊形器。这类器物不但制作考究，形制复杂，而且器表多装饰精美怪异的灵物图案，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关于其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内涵，郭大顺先生等早已给出了精妙的解读，此不赘述。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本文对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的排序及其在后续文化中的传承情况谈些补充性认识，梳理其与中原地区陶尊形器的联系，并就相关问题略陈己见。
由于目前所公布的赵宝沟文化材料无一例可兹分期的有效层位关系，使得学界对于赵宝沟文化的分期问题至今未能取得共识性的意见。尽管如此，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的发展演变序列还是有迹可循的。
唐山市迁西县西寨遗址位于滦河中游北岸，包含有两个时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第二期遗存主要出自于遗址的第②层堆积中。持西寨遗址第二期遗存属赵宝沟文化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这批遗存处于赵宝沟文化早期阶段。原因很简单，第②层出土陶器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都带有明显的兴隆洼文化晚期遗风，在文化面貌上衔接较为紧密，说明彼此间年代相去不远。这就为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的排序确立了一个基点。西寨遗址第②层出土两件陶尊形器，均为敛口，且圈足较高（图一，1），这些特征当是陶尊形器的早期风格。
赤峰市敖汉旗小山遗址F2出土陶尊形器是此类器物中最为著名的一件，工匠用娴熟且充满想象力的笔法刻画出鹿首、猪首及鸟首至少三种灵物图像，画面栩栩如生，引人入胜。赵宾福先生注意到，小山遗址F2出土筒形罐及钵的形制及纹饰特点与红山文化早期同类标本接近，表明F2应处于赵宝沟文化晚期阶段。该房址出土的陶尊形器口部较直，底部较平（图一，3），这些特征当是陶尊形器的晚期样貌。
基于以上所作的分析，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最早和最晚两种极端形式便基本明晰了。
小山遗址F1出土两件陶尊形器，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口部均微内敛（F1②:5参见图一，2），形制介于西寨遗址②层和小山遗址F2出土陶尊形器之间，也就是属于二者之间的联结与过渡形态，其年代也当处于二者之间。
于是我们便初步揭示出了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的演变规律，即口部由内敛较甚，到微内敛，最终发展为直口，圈足最终演变为凹底，领部折棱渐趋明显。
许多研究者都坚信，小河沿文化的陶尊形器是由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发展而来的。但不可否认的一个问题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余年的时间间隔，所以对于二者之间的共性似乎只能用“隔代遗传”来解释。事实上，处于二者之间的红山文化也制造和使用陶尊形器，只是一直以来未被辨识出来而已。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采集到一件陶片（图一，4），发掘报告命名为“束颈罐”。不难发现，其领较直、圆鼓肩的形态特征，与赵宝沟文化晚期小山遗址F2出土陶尊形器十分相似，所以可将其易名为尊形器。有趣的是，该器口部外敞，而这正是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循序演进的必然结果。至小河沿文化时期，陶尊形器口外敞程度更大。可见，牛河梁遗址发现的这件陶尊形器恰好填补了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向小河沿文化嬗变的缺环，使得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尊形器的演变脉络更为连续与清晰了。
图一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尊形器
1.西寨遗址T23②:3 2.小山遗址F1②:5 3.小山遗址F2②:30 4.牛河梁遗址N5采:3 5.哈啦海沟墓地M39:2
小河沿文化赤峰市哈啦海沟墓地M39出土的陶尊形器（图一，5），显然是由牛河梁遗址N5采:3那类标本发展而来的。前者饰彩绘几何形纹，无论是整体造型，还是彩绘技法、纹饰风格，都为青铜时代早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所继承，辽西地区陶尊形器的生命力之顽强由此可见一斑。
将陶尊形器这种特殊的器类置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观察，我们不但能够从一个视角看到辽西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亦能看到这一谱系的文化在有序传承基础上的锐意创新。
辽西地区因陶尊形器发现数量较多，特别是器表装饰独具一格，因而颇受学界关注，当然这主要是就赵宝沟文化而言的。相比而言，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同类陶尊形器出土数量不多且缺乏特色，所以相关讨论较为沉寂。
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M411:7这件陶器最初被称作盂，之后墓地的发掘者张忠培先生最早认识到，它应是赵宝沟文化传入半坡文化的尊形器（图二，1）。这是颇具见地的卓识，说明早在仰韶时代早期，中原地区就已经与辽西地区建立起了远距离的文化联系。元君庙墓地出土的陶尊形器口较直，由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的演变趋势推知，它当是在赵宝沟文化晚期阶段传入关中一带的。其通体素面的特征似乎暗示着，半坡文化居民只接受了赵宝沟文化的这种陶器造型理念，而未吸纳繁缛抽象的神灵图案及其所承载的精神文化内涵。
认真研读河南三门峡市庙底沟遗址的两部发掘报告后我们意识到，这种带有显著赵宝沟文化特征的陶尊形器在半坡文化之后并未于中原地区消失，而是贯穿仰韶时代顽强地延续下来了，甚至在演化路径上也与辽西地区陶尊形器呈现出了一些相似的特征，这的确是极富趣味且耐人寻味的现象。
庙底沟遗址1956～1957年的发掘在H15内出土了一件“长颈罐”（图二，2），该器为细泥红陶，并且与细泥红陶曲腹盆共出，文化性质属庙底沟文化无疑。其形态与前述元君庙墓地M411:7相似，称之尊形器当是可行的，不过其口微敞，领部较高且施刻划纹。这些共性与差异，正是二者存在继承关系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所变化的证明。
图二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尊形器
1.元君庙墓地M411:7 2.庙底沟遗址H15:77 3.庙底沟遗址H212:50
庙底沟遗址2002～2003年的发掘于H212中发现了一件尊形器（图二，3），形态及纹饰与此前出土的H15:77相比几乎完全相同。H212:50系夹砂灰陶，并且与喇叭口尖底瓶共存，显然属西王村文化（也称西王村三期文化）遗物。从造型及装饰两方面来看，西王村文化H212:50当是由庙底沟文化H15:77演变而来的，历时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口外敞程度变大。
可见，在中原地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这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中，陶尊形器的发现数量虽然不多，但也存在着连续的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这是以往的研究常常忽略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该谱系文化陶尊形器所呈现出的由直口到敞口的递变趋势，竟与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陶尊形器的发展规律相一致，这种同向性的成因着实引人深思。
在辽西地区，陶尊形器是赵宝沟文化的新创，不过这种新增加的器类并非无本之木。以西寨遗址第一期为代表的兴隆洼文化晚期阶段出现了圈足碗（图三，1），将赵宝沟文化早期西寨遗址二期T23②:3陶尊形器解析开来就会发现，其下半部分的几何图形就是圈足碗。由此推测，赵宝沟文化的陶尊形器就是在兴隆洼文化圈足碗的基础之上，口部向上、向内延长而衍生出来的，生动诠释了同一谱系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圈足的特征逐渐淡化了，最终演化为略内凹的平底。此外，兴隆洼文化晚期西寨遗址T17③:11筒形罐（图三，2）所饰菱形几何纹也在陶尊形器之上延续了下来，并迅速发展为赵宝沟文化的标志性纹饰之一。于是，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的来源问题也就初步解决了。
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圈足碗显然是日常生活用具，赵宝沟文化早期以此为母体创生出来的尊形器很可能已具有礼仪性的色彩了，特别是到了赵宝沟文化晚期阶段，各类神灵纹的修饰使得陶尊形器的非实用性特征更为明显了。然而到了红山文化阶段，由于无底筒形陶器及“塔”形器等陶质祭器的大量涌现，陶尊形器随即被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之中，不但数量骤减，而且装饰简化。到了小河沿文化时期，由于上述红山文化极富特色的陶质祭器未能流传下来，陶尊形器得以奇迹般地快速复兴了，数量增加，且多为精心装饰的彩陶或彩绘陶，它们应当在当时的仪式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图三 西寨遗址兴隆洼文化晚期圈足碗及筒形罐
1.T7③:11 2.T17③:11
以上所述大体就是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尊形器的生命史与功能史，由此我们可以管窥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演进的一个侧面，并揭示西辽河与黄河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
[本文为国家文物局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北方史前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编号：2024-265）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边疆考古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编号：2022JZDZ02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