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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

作者：赵树凯

来源：摘自《赵树凯：听纪登奎闲谈人物 》一文

那两年，纪登奎与我的交谈，主要在出差路上、茶余饭后，或者去他家送取文件时。绝大多数情况是，他在说，我在听。闲谈中，我偶尔会提点问题，他也偶尔停顿一下，问我什么看法。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常常忽略不理，该怎样讲还怎样讲。但是，对于我提出的看法，不论多么幼稚可笑，他都神态很专注地听。现在想来，我们这种交谈既不是平等对话，也不是访问或采访，更不是严肃的问题讨论，而是一位老者对于一位晚辈的“闲话”。这种闲话状态，如果加入一种历史沧桑感，就使我联想到唐人元稹的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显然，把晚年纪登奎比作“白头宫女”是不恰当的，他不是皇上恩宠的宫女，而是权倾一时的中央领导人。我的这样比附并无任何不敬之意。但是显然，晚年纪登奎，生活是寂寞的，心情是寥落的。他所说的很多高层往事，其实是一种闲话。老年人的闲话，其实不在乎谁在听，或者说，朦朦胧胧的孩童也可以称为说闲话的对象。他说的很多事情，我当时确实也朦朦胧胧，但是，有些内容我知道也许重要，所以我在谈话后有所记录。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这些闲话如果琢磨起来，也许可以理解出某种深意。在这里，我选择几段略作铺陈。

我从闲谈中得知，晚年纪登奎保持联系的高层领导人主要是李先念和华国锋。纪登奎与华国锋、李先念都是国务院副总理，若干年一起工作。纪登奎到九号院的时候，华国锋已经退出现职，李先念则是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关于他们之间的个人往来，纪登奎很少正面说。一般都是在我们聊到某件事情，或者某个问题的时候，他才说到，前段时间见到谁谁，谁谁怎么说。我是从这些话语间知道他们有所来往。

华国锋与纪登奎是山西同乡，参加革命的资历也相当，但抗战时期他们似乎并无工作交集。华国锋进入国务院工作比纪登奎晚一年，进入政治局则比纪登奎晚四年。华国锋调来中央之后，曾经一段时间内接替纪登奎管分管农业。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请毛泽东确定一个人牵头处理国务院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叫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2月初，中央发出当年一号文件，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久，纪登奎被确定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华国锋调来北京是在1971年２月。当时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名，同华国锋谈话，将华从湖南省调到国务院业务组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国务院值班室（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等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段时间里纪登奎不再分管财贸、农业和值班室，主要是为了有更多精力管中央组织部、领导干部专案等党务系统的事情。这年九月中旬，即“9.13”林彪事件爆发以后，纪登奎主要精力是负责林彪事件的调查处理。就分管农业而言，华国锋、陈永贵、纪登奎在工作中曾有交替或者交叉。

在与纪登奎闲谈中，我曾经说：“华国锋这个太不像话，连我们这些学生都觉得不合适。”纪登奎说：“你不懂，这个事情不是华国锋自己搞起来的，也不是他要搞起来的。是叶剑英搞起来的，他在会上做出一些宣传华国锋的部署，华国锋本人，还有我，都表示过不合适。但是，叶帅说，这不是为了华国锋个人，这是从党的事业全局考虑。这样，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当然，后来讨论华国锋辞职的那次政治局会上，叶帅也做了反思和检讨。他说他是领会了毛 主席 临终时的意思，出于要辅佐华国锋的考虑。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段是我在分管宣传工作，但很快就调整了分工，不让我分管宣传了。”当时，我有些将信将疑。但是，后来也看到听到一些别的渠道的信息，特别是看了邓力群回忆录中所谈的政治局会议情况，才觉得纪登奎所言不虚。

纪登奎很少正面评价华国锋，从言谈中流露出，他认为，华国锋决定抓“四人帮”显示了魄力和胆量，令人刮目相看，但是，接下来的许多事情没有处理好，特别是重要关口缺乏担当。在纪登奎看来，华国锋很快就下台是顺理成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