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据说乔布斯的这张图是“逼格”一词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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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群学书院周末声音
朗读者：贾心泉
01
鄢烈山先生是我尊敬的文坛前辈。有一天他发来消息：刚才见你满口“逼格”，觉得很不好，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当晚，我就在朋友圈写道：“今天被鄢烈山老师批评，此后不再使用‘逼格’这类词。立此存照，切记切记。”
一约既定，万山无阻。这不仅出于对前辈的承诺，抵制语言的低俗，我更想挑战一下自己的定力。
在我看来，所有持戒中，脏话大概是最难戒的一种。因为大多数时刻，脏话大概都是无意识的产物，不比戒烟、戒酒等，大抵可由意识控制。赌咒发誓说“我操，我他妈再也不说脏话了”的，大概也不会只是个笑话。
就像“逼格”，已经成功取代“格调”，成为这个时代的流行语和关键词。大概没有人能够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但有所见，必入内心，化作杂念，破坏持戒。
02
词语，尤其是新词，其实就是时代的投影。
或者说，
有什么样的时代，便有什么样的词语，时代的性质塑造了词语的面目，反过来，词语的流行将改写时代的风貌，甚至会支配时代史的书写
。
从“格调”到“逼格”的转型，就是如此。遥想当年，“格调”一词随保罗·福塞尔《格调》一书而风靡，正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格调；彼一时此一时，当“逼格”及“装逼”、“撕逼”等盘旋于今人嘴边，则呈现了现时代的格调，不，逼格！这两者之间，相隔还不到二十年。
以“逼格”为基点，这个时代新词的最大特色，就是不脱“逼”、“屌”、“婊”等字眼。哪怕仅仅回到十几年前，我们都很难想象，这样极端粗鄙的语汇，可以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每一个看似文雅的中国人嘴边，甚至铅印的文字上。
这些粗鄙的语汇，自然而然挂在嘴边，堂而皇之印在书上，宣泄的是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戾气，共同构成了时代精神的低俗气质。
我从不认为，说脏话就是粗鄙。这得看脏话的性质、言者的意识，以及对他人的伤害。朋友蛋总是重庆人，平时满口脏话，曾被我讥为“生殖器长在嘴上”，但与之对谈者大都不以为忤，因为他说“我操”“我日”等，只是为了强化语气，绝无辱骂对方之意。
而当下好些言必称“屌丝”、“穷逼”、“绿茶婊”者，几乎每一个词语、词语的每一笔画，都充满暴力属性，以凌辱、攻击为目的；并且，话语暴力的运行轨迹，往往不是弱者反击强者，而是弱者内部自残，或者说，弱者折辱更弱者。
这正应了鲁迅在九十年前的批判：“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标题：“致贱人”、“致Low逼”、“致道德婊”……像苍蝇一样爬满日渐华美的手机屏幕，我则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我们的汉语贫瘠到这等地步，若不用“逼”、“婊”，便不足以精确表意，甚至不会正常说话？难道我们的心理疲乏到这等地步，只能在“贱人”、“Low逼”的粗鄙之中寻觅施虐与受虐的快感？难道我们的思想冷酷到这等地步，必须以讽刺、羞辱的方式表达愤怒和怜悯？
或许，背后还是那个老话题：
相比说出了什么道理，说理的方式，其实更为关键。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阅读胡适、王小波等，相比说理，更应该关注他们怎么说理。
03
话说回来，“逼”、“屌”、“婊”的流行，不能单单归罪于“致贱人”、“致Low逼”的作者们，对一些作者而言，不是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是读者和市场需要什么，他才写什么。如果“贱人”不能吸引眼球，他可能会改写“致圣人”，如果“Low逼”不能激起波澜，他可能会改写“致土豪”。
所以说，汉语的粗鄙化，其实是当下这个社会的共同罪行。
这一百年来，汉语所承受的苦难，累加起来，可能要重于此前千年。
如果说语言的粗鄙化是一端，那么党化官腔所带来的戕害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伟大领袖慧眼如炬，未雨绸缪，早于1942年便撰文《反对党八股》，然而我们的政治语言，依然深陷八股的泥沼。
陈云《官腔》一文总结道：“新式官腔以合成复词为主，舍具体而用抽象，将天然言语变为工业程序，意图削弱民众的词汇，令其思想与感情贫乏，易于摆布。”
邱科夫斯卡娅对苏联官腔的批判可为参照：“试读他们的通知、决议、报告、评论，不带前缀‘不’、‘非’或‘反’、不带后缀‘论’、‘主义’或‘者’、‘分子’的词，在他们简直是没有的。”
04
《中国周刊》曾将这个时代定义为“粗鄙时代”，并断言，最糟糕的粗鄙，是“强者愈粗，弱者愈鄙”。
就语言而论，官腔的最大特点可谓“空”，新词的最大特点的确是“鄙”。前者架空了汉语，后者贬低了汉语。前者使汉语沦为稻草人，后者使汉语沦为侏儒。二者合力，则使社会断裂：上半身空虚，下半身肿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