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一名宋朝衙内逼死人命之后

文 | 吴钩

▍案发

亲爱的女儿，你一定听说过“衙内”这个词。所谓“衙内”，就是宋元时人们对“官二代”的称呼。在我们的印象中，“衙内”似乎都是无法无天、欺男霸女的一类人，比如《水浒传》中的高衙内。我们今天要讲的赵衙内，也是这么一号人物。

赵衙内，大名赵仁恕，他的父亲赵彦若，是宋哲宗朝的翰林学士兼侍读，属于天子近臣兼教师。按清代学者钱大昕的考据，赵彦若父子还是宋朝宗室。而且，赵家跟宰相刘挚又是姻亲，彦若次子娶了刘挚女儿，刘挚儿子也娶了彦若之女。换言之，赵仁恕是如假包换的衙内。

元祐五年（1090），赵仁恕在京西北路颍昌府阳翟县（今河南禹州）担任知县。我们不知道这赵仁恕是沾了父荫才踏上仕途，还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功名，总之赵仁恕在阳翟县为官，“酷虐赃污”，劣迹斑斑。

京西北路提刑官锺浚闻知，便向朝廷揭发了赵仁恕的罪行。宋代的提刑官，为监司，除了负有司法职能之外，还承担着监察州县官的责任。锺浚检举赵仁恕，是履行职责。

按锺浚的指控，赵仁恕在阳翟县知县任上，滥用私刑，私自制造木蒸饼、木驴、木挟、木架子、石匣、铁裹长枷等非法刑具，迫害犯人，平民巩辛因遭受刑讯逼供，“脊骨曲跌，脚纽筋急，永为残疾”；又，赵仁恕每决遣罪人，即用瓦片擦犯人创口，导致犯人大出血；还“暗添杖数”，致使犯人王宗、郭德二人被杖死；又强雇民家女子数十人为女使（奴婢）；侵占诸色官钱“凡数百贯”；过量使用官酒，以致公使酒库“亏官钱二千余贯”；贱买红罗数十匹，然后贵价出卖，从中牟利……

朝廷立即指示颍昌府成立一个临时法庭——制勘院，立案调查赵仁恕不法情事。这个时候，按宋朝惯例，赵仁恕的父亲赵彦若理当避嫌，闭门谢客，切不可对赵仁恕案发表意见。但赵彦若爱子心切，站出来奏报皇上：“臣往为谏官，尝劾王安礼，浚实安礼党，恐挟此报怨，狱有不平，愿移狱改推。”意思是说，他以前当台谏官时，得罪过王安礼（前宰相王安石之弟），而锺浚呢，是王安礼的党羽，他这次恐怕是挟私报怨，我儿子受了冤屈，在锺浚担任提刑官的京西北路是得不到公正审判的，乞请移送别路审理。

朝廷考虑到赵仁恕案牵连甚广，被告人加上干连证人，需要讯问的人数以百计，如果移送别路审理，非常麻烦。但赵彦若的意见也不能不考虑，因此宋哲宗与垂帘听政的高太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改组制勘院，委任淮南东路宿州符离县（今安徽宿州）的知县孟易为制勘院法官，前往颍昌府主持推勘赵仁恕案。

在接受制勘院审讯时，赵仁恕对检控的罪行多不承认，“所招情罪十未二三”，还提前消灭了一部分罪证：“事发之后，令其妻、男烧毁草历（当指登记官钱出纳的账本）。”主审官孟易也知道赵仁恕背景很深，后台很硬，“观望风旨”，最后推勘出来的结论与“前勘大情出入”。

我们知道，宋代司法机构对每一起刑案的审判，都必须有“录问”的程序。赵仁恕案的录问官叫孟正民，他不同意孟易的推勘结论，提出了反驳：跟原勘差异太大，存在出入重罪的可能，应当重审。

朝廷又差官重勘。

▍断罪

转眼到了元祐六年（1091）六月。赵仁恕枉法一案审了差不多一年，仍无法结案。检方控告赵仁恕“非法行杖数，决杀平人”，赵仁恕称他对此毫不知情；检方控赵仁恕“买卖剩利”，赵仁恕也称不知情，这一切都是他妻子庞氏所为，赵妻对此也供认不违；检方控赵仁恕“自盗官钱”给筵会伎乐发小费，赵仁恕认为这是合法使用公用钱；检方控告赵仁恕侵占诸色官钱，赵仁恕辩称是“人吏私家收掌”，吏人也如此招供。

这一切，让人不能不怀疑，这赵仁恕案的幕后，是不是有一名高人在暗中指点，替赵衙内洗脱罪名？

朝廷决定将赵仁恕案移送亳州（今安徽亳州）审理。此时已是盛夏时节，天气炎热，不独赵仁恕本人系狱；受干连的三百余人也都暂时关押在牢里（因为要随时传唤），苦不堪言；赵仁恕妻子庞氏更是在监狱中病危。颍昌府知府韩维便给朝廷发来一份报告，说：“此狱连逮三百数十人，今前勘可断者已决（放回）四十二人，余人尚多。方此盛暑，若依朝旨移于亳州置狱，即地远冒暑，淹系可矜。仁恕之妻子已病危笃，士人家尚尔，细民可知。愿止就本州别推。”不赞成移路别勘。

宰相吕太防与执政的团队商议后，提出了一个建议：“颍昌府推勘阳翟县令赵仁恕赃状非一，盛夏株连，系逮甚众，乞免重勘。”几位宰相的意见是，如今天气炎热，如果再制狱审下去，恐怕将使众多无辜牵连的人受累，不如停止制狱，将赵仁恕案全部卷宗调回京师，由大理寺约法裁断。

高太后与宋哲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以人众时暑，哀矜平民囚系之苦”为由，下诏解散设于颍昌府的制勘院，“召法寺、刑部约法于都省”。

▲宋哲宗

大理寺调阅了卷宗之后，只认可赵仁恕“强雇部民女使”、“不觉察妻阿庞买物亏价”、“自盗官钱”五贯八百五十五文足用于雇人搬家等情节，认为其犯罪情节轻微。至于其他控罪，则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采信。朝廷根据大理寺的裁定，下敕对赵仁恕作出了处分：“追两官，罚铜十斤，除名勒停”，即革去赵仁恕的官职，并处罚金。

敕令发布之日，“公议甚喧”，整个御史台与谏院立即炸了窝，台谏官交章上书，奏论朝廷处置失当。

▍抗议

台谏官的意见，归纳起来，首先是反对停止制勘，反对大理寺约法。按宋朝制度，大理寺审判之时，外人不得干预，但审判结果出来之后，台谏官有权提出质疑。

左谏议大夫郑雍质问道：如果因盛夏天热就可以停止制狱，那京师与外郡的监狱内，“见禁罪人不可胜数”，是不是都要一并约法断放？

右正言姚勔则从司法程序的角度提出诘难：大理寺这次断罪，未经录问，按大宋律法，凡未经录问即结案，其判决便不足以服人，将来赵仁恕如果“别有翻论，则朝廷又须诏狱”，如此一来，“于国家公道何所取信”？

姚勔又说，赵仁恕被检控的不法情事有十余项，而大理寺只采信其中一二项控罪，“未协至公”。况且，赵仁恕“是翰林学士彦若之子，亲连大臣”，如果不推勘个水落石出，“臣恐远近观听，人心不服”。

因此，台谏官要求重新成立制勘院，穷究赵仁恕案。侍御史贾易说：“臣欲乞直付御史台根治，或自朝廷选差强明官一员，前去许州置司勘鞫，庶尽情实，以示天下至公无私之政。”至于天气炎热、干连人众的问题，贾易也提出对策：除了阳翟县的涉案吏人，以及在制勘院复审时“传道狱情、改变事节之人”之外，其余证人都不再勾追，如果需要证言，可令州县官前往录状，封送制勘院即可。

殿中侍御史杨畏也提出一个重审赵仁恕案的方案：朝廷下诏停止制勘已经过了好多天，屈指算来，赵仁恕此时应该已回到京师家中，何不将赵仁恕“勾赴御史台，据案引问”？如果服罪，“则据罪论刑”；如果不服，朝廷再指派法官前往颍昌府推治。总而言之，“必使仁恕服罪，不使他日可以幸免而后已”。

左谏议大夫郑雍甚至提出，所有推勘院的法官，都应当终身问责，如果将来“勘到赵仁恕显有故出情状”，对推勘院法官必须“重行黜责，以警观望欺谩之吏”。

但台谏官要求重新制勘的意见，未为朝廷采纳。于是台谏官继续上疏弹劾大理寺约法不当。殿中侍御史杨畏说：赵仁恕罪大恶极，大理寺断罪却避重就轻，对赵仁恕触犯的罪行“一切略而不问”，而朝廷居然采信大理寺的裁决，“臣实未知所谓也！”

御史中丞赵君锡说：我详细看了赵仁恕案的卷宗，相信大理寺的裁决确实存在“阔略仁恕重罪，处以轻典”的问题，这就难怪“公议不平”，御史台不服气。

侍御史贾易说得更加不客气：赵仁恕所犯之罪，“非死不足以谢无辜被害之人，设以圣朝宽恩，贷其残喘，犹当配流岭表，以戒不法小人”，何以朝廷“蔽于小不忍之言，而乱天下之法”？

迫于台谏官交章论奏大理寺所定“刑名未当罪”的压力，朝廷只好于元祐六年六月底下诏，追加对赵仁恕的惩罚：“除名人赵仁恕特送陈州编管”，将赵仁恕押送到陈州（今河南淮阳），监视居住。按照宋代的编管法，赵仁恕将被限制人身自由，不可出城，并随时接受地方政府的检查。

▍弹劾

但台谏官并未因此罢休，既然“赵仁恕罪名约法断放，其狱既难追正”，那好，且尊重大理寺的裁决，但赵仁恕父亲赵彦若的责任，也需要追究，“当稍重彦若之责”。

现在台谏官将进攻的矛头直指翰林学士兼侍读赵彦若。右正言姚勔说，赵仁恕案之所以审了十余月仍未能结案，以至干连证人“久在囚系”，都是拜赵彦若所赐。本来，颍昌府对赵仁恕案已调查清楚，但赵彦若却称本路监司挟私报怨，其子并无赃污等事，朝廷这才下诏别路差官推勘，而“勘官孟易因而观望风旨”，推勘结果被录问官驳回，以致一审再审，淹延时日。这一切，“皆缘彦若奏陈所致”。

监察御史虞策说，赵彦若的说法，涉嫌对京西北路提刑官的诬陷。假设赵彦若不是诬陷，“则监司之罪将安所逃”？请朝廷治监司锺浚之罪。如果锺浚无罪，则赵彦若的诬陷之言又岂可放过不问？

台谏官进而指出，赵彦若的做法，显然已经构成妨碍司法公正之罪，“以声势动摇其狱”，致使法官“望风附会，希合权贵”，最后导致“仁恕之罪十脱其九”。本来，国家司法自有程序，假设制勘院冤屈了赵仁恕，“自许翻论”，按大宋司法制度，罪人翻供，将自动启动“移司别勘”的程序。哪有制勘院尚未结正，而理应避嫌的官亲却“侥求别鞫”的道理？赵彦若“心昵恶子，依倚形势，以紊朝廷公法，罪当重黜”。

平心而论，赵彦若奏称京西北路提刑官锺浚是王安礼党人，其举报赵仁恕之举可能出自挟私报怨之心，确实犯了干预司法之大忌，难洗替儿子脱罪的嫌疑。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赵彦若的提议，即本路按发的案件，应当移路别勘，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一起案子如果是本路按发（类似于公诉），然后又由本路司法机关推勘的话，难免会出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到南宋绍熙元年（1190）才得以解决，其时宋廷立法：“今后监司郡守按发官吏合行推勘者，如系本州岛按发，须申提刑司，差别州官；本路按发，须申朝廷，差邻路官前来推勘。”

但赵彦若作为赵仁恕的父亲，又是皇帝近臣，的确不应该过问案子的审判，所以也难怪台谏官要弹劾他。

侍御史贾易再次上书弹奏：赵仁恕正是自认为朝中有爹爹罩，才胆敢那么嚣张，干尽坏事，“其不肖之心有所凭藉，故无忌惮如此”。监察御史安鼎也说：“为人父母，戒饬子孙固当如是。彦若不务出此，而覆恶饰非，助为不善，以至共抵宪网，皆自取之也。宜付吏议，以肃朝纲。”

贾易又说，不知赵彦若有何面目“入侍帷幄，出入禁涂”，给皇帝经筵讲课，大谈“先王仁义之言”？另一位监察御史虞策更是直接告诉宋哲宗：赵彦若“行谊如此”，犹可以当他的翰林侍读，“侍经帷幄，谈先圣王道德，启沃人主”，这么荒谬的事情，臣“未闻也”。

由于台谏官交章弹劾，赵彦若只好上疏请辞翰林学士兼侍读之职，“乞京东宫观差遣”，领一份闲职。但宋哲宗没有批准，“诏不许”。

而台谏官都等着朝廷罢黜赵彦若呢。现在皇帝还要挽留赵彦若，台谏官又岂肯罢休？监察御史安鼎第三次上书：“臣前后论列（赵彦若之罪），其诚至恳到矣，其言至明切矣，而天听高远，终未听纳。臣反复思索，未识其由，岂谓臣卑微不足信耶？不然，陛下左右有为彦若之党者，挟私好，曲为游辞，以蔽惑明圣也。审如臣言不足信，则乞出臣前后章疏，宣示朝堂，以稽合众论。”安鼎这么说，是不指名弹劾宰相刘挚庇护姻亲赵彦若。

▲獬豸，中国古代司法公正的象征。（明十三陵）

▍结局

面对台谏官咄咄逼人的攻势，高太后与宋哲宗自觉已保不住赵彦若了，不得不于元祐六年七月下诏，罢去赵彦若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职务，改任一个闲职：提举万寿观。过了一个月，又诏赵彦若“任便居住”，“复有旨差兵级二十人送彦若还青州（今山东青州）”。赵彦若随即雇佣一叶客舟，“飘然而去”。

对赵彦若的罢职，亲家刘挚是愤愤不平的。他说，“彦若笃学，有纯德”，只不过是一名书呆子，全然不谙世故。他救儿子仁恕，“虽出于一时迫切妄作”，却是父子之爱，“难深责之”。如今，彦若既“罢翰林，又罢经筵，又罢史院，又降差遣，而又降职名，是当何等罪也”？我刘挚因为是彦若姻亲，避嫌不敢言，每见同僚奏及彦若之事，都先下殿避嫌，但“他日必有辩之者”。

然而，此时刘挚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元祐六年十月，姚勔、虞策、郑雍等台谏官对刘挚发起了连环弹劾，称其亲戚赵仁恕犯法，而刘挚“并不尽公施行”；又言刘挚“操心不公，居官挠法，阴结党与，潜图其私”；又言刘挚“备位宰相，徇私坏法，收恩立党”。

刘挚受到台谏官弹劾，只好再三提出辞职。十一月，哲宗皇帝“以从（刘）挚所乞为辞”，免去了刘挚的宰相之职，出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县）。

北宋赵仁恕一案，尽管在审理过程中，其父赵彦若企图干预司法、救护儿子，大理寺的约法断罪也有草草了事之嫌，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赵彦若却因此惹火上身，被台谏官轮番轰炸，最后不得不解职还乡；赵家姻亲、宰相刘挚替赵彦若打抱不平，也受台谏官弹劾而罢相。

那些抗议赵仁恕被轻判、弹劾赵彦若干预司法的台谏官，在他们的奏疏中再三强调了一个观点：司法公正。如右正言姚勔说，“臣窃以法者，天下之公共，非一人法也”，因此，决不可为赵彦若一人而“屈天下法”；监察御史虞策说，“彦若身居贵仕，当知理义，当畏法禁”；监察御史安鼎说，若不追究赵彦若之责，则“示朝廷用法不平，急疏贱而缓贵近也”；侍御史贾易说，“臣闻公义胜则天下治，公义废则天下乱”，对赵仁恕当“究其实犯，然后议罪定刑，以示天下大公无私之政”。

宋人的这一司法观念，我觉得，即便过了一千年，也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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