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程度越高，结婚就越晚吗？——婚姻市场上本地户口的调节作用
（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贺光烨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张瑶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吴晓刚
上海纽约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纽约大学社会学系
摘 要
：
基于
“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的数据，本文探究了本地户口如何调节教育对婚姻的推迟效应，以及该调节作用的性别差异。
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结婚越晚，女性在这一方面更明显。
相比于拥有本地户口的人，教育对婚姻的推迟作用在未获得上海户口的人中更为突出。
为呈现户口调节作用的时期变化，本文将改革分成四个时段。
研究发现，本地户口的调节效应在改革初期并不明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教育对婚姻的推迟效应在没有上海户口的移民中日益显现。
与外地移民相比，自
2008年上海房价大幅度上涨之后，具有上海户口的高教育程度的男性非但婚姻
不会推迟，反而会更早。
可见，本地户口在形塑大城市男女的结婚时间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作为家庭构成的基础，婚姻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婚姻的建立往往与当下的性别角色期待相关。基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意识形态，在配偶选择上，男性更在意配偶的外貌和年龄，女性则更关注配偶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
Buss，1989，1991；Fletcher，et al.，2004；Fisman，et al.，2006；Kalmijn，2011
）。而个体所获得的社会经济地位大多与其接受的教育密切相关，这使得教育作为衡量个体潜在经济能力的因素而备受关注（
Oppenheimer，1988；Xie，et al.，2003；Sweeney and Cancian，2004；Thornton， Axinn and Xie，2008；Blossfeld，2009；Cherlin，2010；Schwartz，2013；Zhou，Wu and He，2017
）。不仅如此，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也使得教育对婚姻进入的影响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教育程度越高，所拥有的经济潜力越大，也越有可能更早步入婚姻；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潜力越好，她们的结婚率反而越低，也越晚结婚（
Kalmijn，2011
）。
在现代社会，这样的婚姻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扩张，女性的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劳动力参与率也显著增加(
Bianchi，Robinson and Milkie，2006；Blau，Brinton and Grusky，2006；DiPrete and Buchmann，2013
)。当工作对于适龄女性逐渐成为常态时，教育对于婚姻的影响就会随之减少。第二，当生活成本的日益提高使得单一依靠一方（尤指男性）提供经济支持的婚姻难以维持时，女性的赚钱能力对于婚姻就会日趋重要，男性对未来配偶的智力和教育要求也会提高，从而使得良好的教育可能成为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
Sweeney and Cancian，2004
）。实际上，这一点在不少西方国家已经得到证实（
Sweeney and Cancian，2004；Cherlin 2010
）。然而，在父权主义性别文化盛行的东亚社会，这一婚姻模式似乎并不适用（
Raymo，2003；Raymo and Iwasawa，2005；Kalmijn，2013
）。
以往有关教育对婚姻影响的研究大多忽略了两个问题。首先，在教育扩张的背景下，当年青一代接受高等教育越来越普遍时，个体之间的教育差异就逐渐变小，教育对婚姻的解释度本身存在不断下降的趋势，那么表面上持续反映出来的可能仅仅是统计上变量值变异小所导致的结果。教育作为传统的婚姻市场上个体经济潜力的测量可能不再适用，新的测量亟待挖掘。其次，教育仍旧可以成为个体经济潜力的象征，只是以往研究反映的主要是教育的平均影响，较少考虑群组之间的差异。由于不同群组的特征不同，教育在不同群体所体现的意义也不同，从而使得教育对婚姻的影响在不同群组也可能存在差异。
基于此，本文提出本地户口作为当下的经济潜力象征的可能性，并试图检验不同户口身份下教育的差异性影响。本地户口之所以重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从社会（制度）层面看，本地户口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可以享受相应的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福利保障；从经济层面看，拥有本地户口意味着有更多机会进入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职业，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
吴晓刚、张卓妮，2014
）。在财富不平等迅速恶化，且远超收入不平等的今天（
罗楚亮，2017
），本地户口所勾连的经济层面意涵愈发明显，在大城市尤其如此。从教育和户口的角度探究婚姻建立的国内的实证研究尚在少数。已有研究也大多将教育和户口作为两个并行且指代不同层面（如先赋和自致）意涵的变量，忽视了它们潜在可以交织的经济部分。更少有研究在一个动态变迁的视角下探讨教育、户口和婚姻之间的联系。
本文重点探讨在婚姻市场上本地户口潜在的经济层面的作用。我们将关注点放在上海，一方面是因为上海市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口已经占相当大的比例。据六普数据显示，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有2401283人，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有421782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为10431人，每55人中就有1人是研究生（
国家统计局，2000，2010
）。这使得我们可以在一个教育程度同质性较高的情境下探究婚姻模式的变化，另一方面，上海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吸引着全国各地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来上海打拼的人绝大多数都希望在上海定居，拥有上海户口则是定居的必经之路。作为一座移民城市，上海的外来常住人口约占40.2%。由于户口的原因，外地人在买房等众多公共服务资源获取方面都被设置了诸多限制，这使得拥有本地户口在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上海成为个体在婚姻市场上的潜在优势，也为户口成为新的经济潜力测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证依据。在户口的众多经济影响中，尤以住房的意义重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住房体制的重大转变，使得住房作为一种新的基于财产或住房权力的分层秩序成为财富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张海东、杨城晨，2017
），也成为城市社会财富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李骏，2017
）。考虑到住房与户口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进而探究了本地户口对个体婚姻时间的影响随住房改革节奏变化的趋势。
基于“上海大都市社区调查”的数据，本文采用离散型事件史模型，尝试回答三个问题：在上海，教育是如何影响两性的结婚风险率的？该效应是否因有无上海户口而存在差异？随着住房改革的推进，这种本地户口的调节效应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如何？问题层层递进，目的在于揭示本地户口作为新的经济潜力测量如何对大城市居民，尤其是高教育水平居民的婚姻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对于女性，我们想看上海户口是否可以减少高教育程度对她们婚姻的推迟作用，从而部分抵消性别分工带来的“抑制效应”（即教育程度越高，结婚越晚）；对于男性，我们则关注上海户口是否会与教育形成优势叠加，进而增加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使他们更早更快地进入婚姻。
（一）婚姻市场上的择偶
在有关婚姻匹配的理论中，传统社会学在解释男女择偶差异时强调性别角色分工的重要性。两性的择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与男性“养家糊口”与女性“贤妻良母”的传统性别角色规范相一致（
Weitzman，1974
）。这种偏好导致择偶时女性更关注男性的教育、职业、收入等和经济有关的因素，而男性更关注女性的年龄、外貌、持家能力等非经济因素。在家庭功能主义视角下，性别角色差异导致专业化性别分工（
Parsons，1949；Becker，1985，1991
），具体而言，男方是通过提供自己的社会经济资源来交换女方的家务服务（
Schoen and Wooldredge，1989
）。通过专业化分工使得两性相互依赖，为婚姻关系提供主要收益，从婚姻中获得最大回报（
Becker，1974；李煜、徐安琪，2004
）。在这样的性别角色分工下，如果双方均参与劳动，男性会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女性则更多地选择教育程度和职业阶层都较高的男性，从而形成婚姻匹配中 “男高女低”的择偶梯度。当男性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时，会被认为缺乏身为未来丈夫或父亲的能力而面临结婚困难（
Oppenheimer，Kalmijn and Lim，1997；Oppenheimer，2003；Kalmijn，2011；Piotrowski，Kalleberg and Rindfuss，2015；Yu and Xie，2015
）。当女性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时，意味着她们自身具有较高的经济潜力，那么传统婚姻对她们的吸引力便会降低。她们可能选择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工作上，从而被认为与女性“贤妻良母”的性别角色相悖，令其面临结婚难的问题（
Qian and Sayer，2016；Ji，et al.，2017
）。
与之相反，奥本海默（
Oppenheimer，1988，1994，1997
）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劳动参与的增加，男女双方均开始对工作保持依赖，女性的经济潜力也会成为男性择偶的标准之一。相比于传统的择偶标准（
如外貌、家务能力
），男性越来越多地根据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等来评估女性是否有可能成为潜在的配偶，并与其共同承担家庭的经济压力，特别是在男性就业状况不佳，且依靠传统性别分工难以维持昂贵的生活成本的时候。
迄今为止，有关女性的经济潜力与结婚时间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研究发现，在美国以及欧洲的不少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女性的经济潜力开始成为男性择偶的一个重要考虑（
Bergstrom and Bagnoli，1993；Bergstrom and Schoeni， 1996；Sweeney，2002；Sweeney and Cancian，2004；Cherlin，2010；Zhou，Wu and He， 2017
）。然而，也有研究显示，在性别文化较为传统的国家，如意大利、日本、韩国，教育对女性结婚仍具有负面影响，也即，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结婚越难、越晚（
Ono，2003；Raymo，2003；Raymo and Iwasawa，2005；Choe，2006；Kalmijn，2013
）。
（二）中国城市社会的婚姻择偶
中国传统的父权文化建构了一系列婚姻文化，更加强调男尊女卑、男女有别的性别界限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1949年以后，尽管受到性别平等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性在婚姻择偶上权利资源的不同影响依然存在。有研究显示，作为经济潜力的象征，较高的教育程度会增加男性的结婚概率而减少女性的结婚概率，对超过30岁的女性尤其如此（
Y. Qian and Z. Qian，2014
）。因此，从结婚时间来看，教育程度越高很可能令女性结婚会更晚、更难。相反，由于与男性养家户口的性别角色期待相符，较高的教育程度可能会促进男性结婚。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女性教育程度越高，结婚越迟；男性教育程度越高，结婚越早。
随着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地位的提高，传统的婚姻模式可能会发生改变。女性潜在的经济能力也可能会成为男性择偶时所考虑的标准之一。有关婚姻时间的最新研究发现，在香港这座移民城市，尽管教育对本地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仍有推迟作用，但这种推迟效应正在逐年减少（
Zhou，Wu and He，2017
）。不仅如此，这项研究还隐含另一个发现：在婚姻市场上，本地身份也开始成为择偶时的重要考量。对应于本地身份，中国的本地户口因集合了地域优势、地位高低、社会资源分配等多种要素，也可能会成为个体潜在的财富象征，影响年轻人的婚姻进入（
刘爽、高华，2015
）。尽管本地户口和教育均可以作为经济潜力的象征，却存在重要差异。具体而言，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讲，经济收入仍处于低位，教育往往象征了其未来的经济潜力，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财富不平等远超收入不平等的今日，本地户口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下个体潜在的财富，反映了当下个体能够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能力。
当经济能力成为当下城市青年择偶的重要考量时，本地户口的重要性可能远超过教育，从而使其可以对教育和婚姻的关系进行调节。具体而言，对于女性来说，尽管良好的教育可能与贤妻良母的性别角色期待相悖，令其在婚姻市场上缺乏吸引力，但在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今日，单靠男方可能很难支持家庭的经济开销，女性当下的经济能力则会成为男性择偶的考量，而是否本地户口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育对婚姻的推迟效应。而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来说，本地户口因符合男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性别角色期待，使得他们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甚至更加突出。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相比于拥有上海户口的群体，教育程度越高，结婚越迟的模式在外地人群体中更为明显。对于拥有上海户口的男性，甚至会出现教育程度越高，结婚越早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本地户口存在调节效应的重要前提在于，传统性别角色分工难以维持，性别的社会资源交换出现变化。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可能造成这一模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从供给的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和90年代末高等教育的扩张，大大提高了女性的教育水平，这在供给侧为女性的劳动参与提供了必要条件。与以前相比，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她们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职业（
Bauer，et al.，1992
）。此外，自市场转型以来，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为女性就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有研究显示，女性在从事服务业等职业时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Rozensweig and Zhang， 2013
），而且，一般来说，服务业的报酬也相对较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其次，从生活需求的角度看，自90年代末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住房不平等状况日益加剧，这成为当今中国财富不平等的主要载体（
李骏，2017
）。这一转变使得城市生活成本迅速增加，本地户口的潜在价值也随之大大增加，并在婚姻择偶上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了展现本地户口潜在的价值变化，我们根据住房改革的进程，将这一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实行福利分房制度（
边燕杰等，1996；Wang and Murie，2000；Huang and Clark，2002
）。由于住房福利水平较低，且物资平均化趋势明显，个体家庭户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并无显著差异，这一阶段本地户口的价值并未凸显。第二阶段是从1988年开始住房改革正式进入全面试点阶段。在这一时期，由于很大比例的商品房实际上仍然被单位购买并作为福利分配给职工，这种内部市场的存在使得住房市场的发展受到阻碍（
陈钊、陈杰、刘晓峰，2008
）。自1998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开始，住房改革进入第三阶段，房地产业快速扩张。从那以后，商品房取代经济适用房成为住房供给的主体，房地产业呈现快速扩张态势，住房价格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全国性的国企改革致使大量工人下岗，加之高等教育自费以及医疗产业化，使得个体及家庭之间的经济收入开始迅速分化。在这一阶段，本地户口的价值愈发明显。第四阶段为2008年至今。在这一阶段，尽管政府出台了多种政策试图平抑房价，房价却持续飞涨。与此同时，城市居民工资水平几乎没有变化，房价—收入比持续攀升。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全国房价收入比报告》的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商品住宅房收入比高达7.7，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该比例甚至超过20，这一数值比发达国家高出近3倍。在中国，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拥有一套住房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多了20年的收入（
徐进京,2017
）。本地户口的价值在这一阶段迅速攀升。对于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大城市，是否拥有本地户口及其紧密相连的住房等福利越来越成为导致潜在财富差异的重要因素。从婚姻择偶的角度看，本地户口对教育的调节作用可能会随着其价值的提升而不断增加。具体而言，对女性来说，本地户口对于抵消教育推迟作用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而对男性而言，本地户口会增加教育对婚姻的促进作用。随着改革的进行，户口的调节作用愈发显现。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与具有上海本地户口的个体相比，教育程度越高，结婚越晚的婚姻模式在外地人群体中更明显；对于具有上海本地户口的男性而言，教育程度提高在改革后期不但不会推迟其婚姻，反而会令其更早结婚。
本文借鉴西方有关婚姻匹配的理论框架，试图在中国情境下，验证女性的经济潜力对结婚时间的影响。需要提及的是，教育程度与婚姻之间的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普遍共识，在近20年来，二者的关系在不同社会情境下开始呈现差异性变化。从教育分布来讲，现在大学生的比例确实已大大增加，在教育同质性日渐强化的今天，教育的影响可能弱化，或者在不同群体呈现差异化的表达。本文之所以纳入年代的维度，原因之一是想把来自不同年代的教育影响剥离开，原因之二是想看教育与婚姻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这也是本文的关键所在。本文虽然仅针对上海这一城市，但对应于中国改革的步伐与速度，不同时期实际对应着非常不同的社会情境。也正是这种社会情境的变化使得本地户口的潜在价值从改革初期至今急速攀升，使其得以成为当下财富的象征之一。也正是通过区分年代，我们可以突出在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今日，本地户口对教育与婚姻关系的调节作用的变化。
本分析所用数据为“上海都市社区调查”（
SUNS
）的首期数据。SUNS完成于2017年，采用隐分层的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
PPS
）的方法进行随机抽样。首先按照市中心区、新市区、郊县的行政区划，各街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外来人口比重，对上海所有街道、乡或镇进行排序，形成隐分层，再用系统抽样法抽取60个乡镇或街道作为初级抽样单位（
PSU
），然后在每个抽中的乡镇或街道中各抽取2个居（家、村）委作为二级抽样单位，再在此基础上每个居（家、村）再抽取30户进行家庭和个人层面的调查，最终共抽取了60个乡/镇/街道、120个居（家、村）委、3600个家庭户。该方法保证了覆盖地域以及人群类型的代表性，尤其适合分析比较本地与非本地出生人群在教育、工作、生活等方面的生活境遇差异（
Miao，Wu and Sun，2019
）。
本文旨在研究女性的初婚风险，特别关注教育和上海户口对初婚时间的影响。对于在调查时点已婚或曾经结过婚的人，我们基于受访者最近婚姻的结婚时间，以及关于是否是第一次婚姻的问题，排除再婚人群， 再进一步将样本限制为1950年后出生的群体。对于1950年后出生的人，他们的初婚时间几乎横跨住房改革前后的整个时期，这有利于我们比较不同改革阶段上海户口在调节教育对初婚时间影响中的作用。基于此，我们在最终的分析样本中保留了未婚和调查时或最近婚姻为初婚的人，删除相关变量的缺失值后，得到6628个样本，其中，男女各占一半。
本文的分析策略分为三步。第一步是验证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风险率的影响，特别是验证在女性教育程度超过男性的今天，高教育程度的女性结婚难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善。第二步，我们看这种现象分别在具有和不具有上海户口的群体中是否存在差异，也即上海户口的调节作用。市场化改革以来的贫富分化通过住房占有的不平等逐渐体现，上海户口，尤其是在上海出生或者早年取得上海户口的群体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开始显现，因为这些人除了享受相应的医疗、养老等诸多福利外，还意味着有更大可能原来就拥有住房，这在房价急速攀升的今日尤为重要。基于此，我们将探究，上海户口作为潜在的财富标志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调节教育的影响。第三步，分析这样的作用从市场化改革以来，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是如何变化的。
本文将采用事件史分析女性的初婚风险。作为比较， 我们同时还将呈现男性的模型结果。基于之前的6628个分析样本，我们根据受访者年龄进而将数据重构为人—年的记录格式，并将风险集定义为个体达到15周岁。如果个体在15岁之后的某一年龄结婚，则退出风险集；如果个体到55岁仍未结婚，也退出风险集。这样的数据结构包含了一个时间轴，即个体从15岁开始一直到退出风险集，年龄在其中为随年而变的时变变量，最长的时间窗口为15—55岁。本文旨在分析初次婚姻的模式，因变量为“在某一特定年龄/年份是否结婚”。我们将个体从15岁开始的未婚阶段均编码为0，当时间轴滚动到个体年龄与问卷中记录的结婚年龄一致时，变量数值变为1，之后的人—年记录会被编码为缺失，表示个体退出了风险集。如果个体从15岁开始到55岁，或者到调查时点的年龄均未进入婚姻，则“是否结婚”这个变量的数值在时间窗口内一直为0（
Allison，2010
）。
我们分析的关键自变量有3个，即教育程度、是否上海户口和观察的时期。其中，教育程度为三分类变量（
“小于等于初中”=1；“高中或中专”=2；“大专或以上”=3
），高等教育是获得高社会经济地位工作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用教育来衡量个体在婚姻市场上的未来经济能力。上海户口为二分类变量（
“是”=1；“否”=0
），代表个体在婚姻市场上的潜在财富，考虑到新上海人（即加入上海户籍的外地人）在社会融入和财富积累上的劣势，我们仅把15岁之前移民到上海并取得上海户口的群体编码为1，15岁之后移民到上海的则编码为0。时期是四分类变量（
“<1988”=1；“1988—1998”=2；“1999—2007”=3；“2008—2017”=4
），该变量根据结婚年份构建，四个时期反映了住房制度变化的四个阶段：住房制度全面改革之前、房地产市场发育和房价初涨的十年、福利分房全面终结住房货币化开始、上海房价进一步飙升的阶段。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 住房的重要性逐步提升。尽管我们分析关注的是女性的初婚，但我们会同时报告男性的初婚模式以作比较，因此， 性别也是一个重要变量，我们将其编码为二分类变量（
“女性”=1；“男性”=2
）。
我们考虑的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是否党员（
“是”=1；“否”=2
）和父母的最高教育程度（
“小学或以下”=1；“初中”=2；“高中或以上”=3
）。此外，我们还控制了两个时间变量用来考虑结婚风险随时间呈现的非线性变化: 一个是用时变变量年龄减去15再取对数，另一个是用65岁减去年龄再取对数（
Blossfeld，2009；Kalmijn，2011
）。
本文采用的是离散型事件史分析模型。选择离散模型的原因在于：第一，本分析所用的结婚时间以年计算，且所包含的所有变量均是按年测量；第二，相比于参数化连续型事件史分析，离散模型可以方便加入时变和非时变变量。与半参数Cox比例风险模型相比，该方法不受比例风险函数的限制（
Allison，2014
）。由于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
“是否结婚”
），模型方程可以简单地用Logit模型表示：
其中，
为结婚的对数风险率，
Education
i
为三分类教育变量，分析参照组为“初中或以下教育程度”；
β
i
为对应的教育类别（相比初中或以下类别）对结婚的对数风险率的影响，也是我们尤为关注的效应。所属教育类别（相比于初中或以下类别）的系数为正，则说明相对于初中或以下的教育类别，该教育类别结婚风险更高，结婚时间更短；相反，系数为负，则说明相对于初中或以下的教育类别，所属教育类别的结婚风险更低，结婚时间更长，也即存在婚姻推迟效应。此外，
SHhukou
为“是否上海户口”，γ为相对于非上海户口（
包括“新上海人”
），上海户口对结婚的对数风险率的影响。
Period
i
为时期变量，其系数
δ
i
反映了结婚风险率在住房改革不同阶段的差异。最后，X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党员身份、父母最高教育程度和时间变量。ζ则为对应变量的系数。
为了反映上海户口的调节作用，即看上海户口是否对不同教育程度的个体进入婚姻存在差异性影响。我们基于方程（1）可以进一步加入
Education
i
和
SHhukou
的交互项，方程如下：
其中，λi为交互项的系数，反映了上海户口在不同教育程度中的不同影响。如果交互效应为正，则说明相比于非上海户口，上海户口会减少教育对婚姻的推迟作用，反之，则说明上海户口会加强教育对婚姻的推迟作用。为捕捉上海户口在住房改革的不同阶段的调节效应，我们分时期进行建模。需要提及的是，尽管对于那些出生在外地但15岁前来到上海的个体来说，他们成年后与上海本地出生的个体在工作、生活上可能并没有明显差异，但是，“老上海”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标签。因此，我们进一步排除了第一代移民，将“在上海出生”代替“上海户口”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1为个体观测的描述性统计。从教育程度来看，与男性相比，女性初中或以下和大专或以上的比例略高。从父母的最高教育程度来看，男女的父母在高中学历或以上的比例相当，但女性父母的最高教育程度为小学或以下略高，初中教育程度略低。从党员身份来看，女性党员的比例为8.25%，比男性低了36.88%。如果将样本限定到已婚或曾经结婚的人群，则通常女性结婚较早，她们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4—26岁，比男性低了将近2岁。由于本文关注结婚风险率，鉴于分析要求，我们把数据转化成人—年记录的结构，个体15岁进入风险集，在风险集的年数则为该个体所贡献的人—年数。从人—年记录数据来看，女性结婚率较高。由于她们与男性相比结婚更早，在风险集的时间相对短，所以人—年记录结构中的风险期也较短。
为进一步了解教育对男女的初婚的影响，我们分教育程度画出了Kaplan-Meier生存曲线。由图1可见，在各个层次的教育程度的男女之间结婚风险率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尽管男女在比较年轻时，特别是30岁之前，呈现较为一致的模式，即，教育程度越高，进入婚姻越晚，但该模式在30岁之后出现分化。对于男性来说，高教育程度在婚姻市场上越发具有优势，这一点从图1中大专或以上教育程度的个体生存曲线（
黑色实线
）与高中教育程度（
黑色虚线
）以及初中或以下教育程度（
黑色点线
）个体生存曲线的相交情况可以看出，他们进入婚姻的速度开始加快，甚至超过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对于女性而言，大专或以上教育程度的生存曲线相比较开始明显的拖后，这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加，高教育程度使她们结婚越来越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