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陶短房 旅加学者
特朗普时代的白宫总是显得很热闹，有些让人感到紧张，有些则不免有些八卦。最新的八卦类热闹，莫过于其前妻伊凡娜·特朗普日前（ABC播出于10月10日）对媒体宣称“我是第一夫人”，引发其现任妻子梅拉尼娅·特朗普的愤怒回击——后者通过第一夫人发言人格里沙姆强调“我才是住在白宫里的美国第一夫人”、“前特朗普夫人的言论空洞无物，只是为博眼球和追逐私利所发的噪音”。
白宫又不是东方古代的皇宫，怎么还上演了宫斗戏？第一夫人真的可以争么？
第一夫人其实准确的名字是“第一女性”（First
Lady），意思是“陪伴总统出席各种正式礼仪活动的女性”。美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位有“第一夫人”称号的女性，是1809-1817年任美国总统的詹姆斯·麦迪逊妻子多莉·麦迪逊。不过在一战之前，作为共和国的美国，其第一夫人们多半仍定位为任上主要扮演的是“夫人”而非“第一”角色，公共定位则是“总统的贤内助”、“白宫的女主人”，最重要的露面场合是白宫国宴、招待会和各种来访、出访礼仪场合，主动性的活动、言论和著述并不丰富，这和欧洲宫廷贵妇们在联络各国宫廷感情、弥合国内各阶层裂痕等方面的活跃和高能量形成鲜明对比。她们中例外的是林肯夫人玛丽·托德·林肯，但这位19世纪的强势第一夫人似乎“生错了年代”，在当时并未给美国人留下很好的印象。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妻子埃莉诺，是美国最早以“夫人外交”著称的“第一夫人”。在二战期间，她充分发挥其“女性外交”的亲和力，成为身患残疾、行动不便的罗斯福“不在编的亲密助手”和“白宫真正的女主人”，罗斯福去世后，她出任美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主导《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大力倡导保护人权、妇女权益，她的这些外交才能、人脉和能量，许多都是在漫长的两个半“第一夫人任期”中积累的。
纵观特朗普入主白宫前的历任美国第一夫人，大抵可分为五种类型。
——“多莉型”：即和多莉一样主要扮演“夫人”的、仅满足于礼仪性出席的传统第一夫人，很难在公开场合找到专属于她的观点、意见。主动性的活动、言论和著述并不丰富。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绝大多数美国第一夫人都是这一类型。许多美国人将南希·里根也归入这一类。
——“埃莉诺型”：像埃莉诺那样充分发挥“女性外交”的亲和力，且留下美好名声的第一夫人，如果离开白宫后继续“发光发热”就更锦上添花。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喜欢将其偶像与前者“归类”。
——“罗莎琳型”：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是个被公认“当前总统比当总统称职”的政治家，但他的妻子罗莎琳·卡特却是公认的“强势第一夫人”：在卡特总统竞选期间，她曾奔走41个州，独立帮助丈夫竞选；卡特当选后，她积极投身卫生、妇女平权和慈善事务。她是第一个以热衷政治著称的第一夫人，据说在白宫期间，经常直接和卡特谈论国内外大事。希拉里·克林顿的反对者喜欢将她归类于这一类型。
——“杰奎琳型”：与罗莎琳相比，肯尼迪总统的妻子杰奎琳则是另一种风格的第一夫人——她公开展示其对音乐、历史、文化的关注，精心布置白宫和各种外交礼仪场合，让自己和这些礼仪场合均能成为“足以代表国家形象的典范”。她精通多国语言，能和重要国家的领导人用其语言对话，以拉近彼此间的好感，她还小心翼翼地平衡“时尚”和“国家形象”间的关系，让自己既光彩照人，又大方得体。她仍然是“配角”或“陪衬”，却将这一职能发挥到极致。杰奎琳之后的大多数第一夫人都或多或少在借鉴“杰奎琳模板”，如芭芭拉·布什、劳拉·布什和米歇尔·奥巴马莫不如此。
“玛丽.托德型”：这恐怕是最糟糕的第一夫人门槛——如前所述，作为林肯这位“最伟大总统”的配偶，玛丽·托德·林肯长期以来顶着“败家、善妒、凶悍”和“同情奴隶制、和丈夫志不同道不合”的污名，尽管有不少替她翻案的文字，但毕竟在她之后，没有任何一位第一夫人敢选择这样的模板。
除了这些“正牌第一夫人”，美国历史上还出现过11位“代理第一夫人”，即实际上不是“总统的夫人”的“第一女性”。
这种情况多半是因为总统单身或丧偶：
单身的有詹姆斯·布坎南，“代理第一夫人”是侄女哈里耶·拉恩，格罗弗·克利夫兰则是妹妹罗斯·克利夫兰，不过克里夫兰总统很快在任上结婚。
丧偶的有安德鲁·杰克逊，“代理第一夫人”是儿媳萨拉-约克.杰克逊和侄女侄女艾米丽·道尔森；马丁·范布伦，“代理第一夫人”是儿媳安吉里卡·范·布罗；哈里森，“代理第一夫人”为儿媳简·伊文·哈里森；约翰·泰勒，“代理第一夫人”为儿媳普莉西亚·科帕·泰勒；托马斯·杰斐逊，“代理第一夫人”为女儿玛莎·杰斐逊·兰多夫和朋友的妻子麦迪逊夫人；本杰明·哈里逊，“代理第一夫人”是女儿玛丽·哈里逊·麦基；阿瑟，“代理第一夫人”是妹妹玛丽·麦克罗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