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街书店·东京银座店
我会永远注视时代变迁的画卷，直到眼睛酸痛。/ 永井荷风
永井荷风的句子，印在往昔珠宝店窗玻璃上。以赛亚·伯林的书，与旧日旋转楼梯临近，如今沿它向上，靠近思想交汇的“新宝石”。
此时，坐落东京银座的单向街书店，注视异国街景已满一年。来到书店的朋友说它显得“既浪漫又现实”，《纽约客》写这个空间“不像是一个商业决定，而像一个浪漫想象的结果”。
源起本雅明《单向街》（One-way Street），单向街书店从北京圆明园旁那条像长廊一样的地方开始，经历“流浪”，到抱着亚洲概念，冒险者般一头扎入永井荷风和夏目漱石出没之地，要凿开文化间交流和理解的新窗户，也要时刻更广阔意义上的聚集、支撑、行动、更新。
1917 年，内山完造夫妇前往上海，开设内山书店，不管来自哪里的客人，都可以在此碰面。艰难时刻，它成为鲁迅等知识分子的活动场所，也为文化和善意留出空间。当萌生出在日本开一家书店的想法后，许知远等人去往东京的内山书店碰面。跨越时空的共鸣和意料之外的机会，存储着隐秘鼓舞。
单向街书店·东京银座店开业一周年，创始人许知远对话内山书店的现任社长内山深，学者王前现场主持及翻译。当新的闭塞性已被察觉，需要重新认识彼此，重申自己。我们都期待成为文化的纽带。#书店是新交流的发生地
单向街书店 X 内山书店：书店中流淌的未来
嘉宾 / 许知远、内山深
翻译、主持 / 王前
本期对谈可扫码小宇宙「历史学人」收听
和新交流的发生地
许知远：我可以说一下缘起，我们大概一年前开办的这个空间，开办那刻，内山书店就一直是脑中的一个榜样或者典范。
我现在都记得二十年前专门到上海，穿过整个四川北路，去看当年的内山书店旧址。对我们这几代人来说，内山书店在是精神上的象征。因为鲁迅，因为那些人的友谊，尤其是艰难时刻的友谊。现在回忆起来，19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紧张的国际格局之中，文化的误解和冲突之中，他们的友谊象征了理解的冲动。
㊟上海内山书店旧照
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先生，是鲁迅的好朋友。他的回忆录《花甲录》特别有意思，里面有他小时候怎么跑到中国去开始业务，做广告，卖眼药水，后来开了书店。他是一个自我创新式的人物，而且非常诚实可爱。
他说觉得自己在日本是混不出来的，日本人一般要五尺高才行，他只有四尺五，是不是在中国可以更好地可以发挥自己？有很多这种意外的想象，很诚实地写在书里面。
㊟鲁迅（左）与内山完造（右）的合照
㊟内山书店里的合照
我们几年前做一个关于明治维新的纪录片，那时候见到了内山先生在神保町，看到了那种历史的延续感。但你也会感觉到，双方的交流在此刻少掉了一些维度。新的紧张关系里面，可能两个国家之间又有了很多新的误解和冲突。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觉得文化的沟通，包括对历史、过去的想象和理解，是支撑我们现在、未来的非常重要的又一个起点。
单向街书店一周年特别开心内山深先生能来。我们也希望单向在某种意义上，在东京扮演当年内山书店在上海的各种角色，是来自中国、日本、亚洲以及西方的思想者再次交流的一个地方。
㊟东京内山书店
一本本书，它们看起来是过去思想的存储地，书店应该是一个新交流的发生地。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新的语言系统。可能在 1930 年代，文学是核心的表达方式。可能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影像、播客、年轻人的新活动、漫画，都成为一种新的交流语言。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地方，与已经有这么漫长历史的内山书店产生一些新的连接，创造一些新的可能性？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缘起。
㊟刘慈欣（左）与内山深（右）在东京内山书店的合照
都可以坐下聊天
内山深：内山书店的历史始于上海，是祖父的哥哥内山完造和他的太太一起在上海创办的。
为什么要到上海去开店呢？因为读书成绩不太好，小学以后就出去干活了。在大阪和京都干了很多活，但是干什么都失败，很不成功。很偶然的一个机缘知道了基督教，进入了教会。内山完造和牧师说，他的困惑就是工作不成功。
牧师给他介绍了一家叫参天制药的企业。进去后，公司问他愿不愿意到上海销售眼药水。他接受这份工作，去了上海。
他在教会遇见的太太也在结婚后一起到了上海。内山完造在中国各地跑销售，有一半时间不在家。太太在家里没事干，就想着干点什么，商量后，决定开一家书店。
㊟内山完造与太太的合照
我们现在讲这一段历史，会觉得是件很大的事情。但当时对他们来说，就是想做点小生意而已。他们在京都的教会里认识，就请教会给他们寄些《圣经》及基督教方面的书。当时上海住的日本人大概有 3000 名左右，卖书主要以他们为对象。读者们同时还希望读一些文学、哲学的书籍，渐渐地书店就扩大了售卖范围。这些从日本进口的日文书籍吸引了留学回来懂日文的中国人，他们也开始成为内山书店的顾客。
店里放着桌子和椅子，这样一来，不管中国客人还是日本客人，买书的时候都可以坐下聊聊天，像沙龙一样。
1927 年，鲁迅开始去内山书店买书。很多想见鲁迅的人，也跟着到内山书店去。因此，内山书店开了一些聚会，叫“文艺漫谈会”。这张照片当时是 1930 年 8 月 6 号拍的，里面有田汉、郁达夫、鲁迅、欧阳予倩，还有一些日本的朋友。
㊟上海内山书店漫谈会
这些作家里，有的受到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内山完造帮助过他们。1931 年，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内山深先生的祖父）去到上海，认识鲁迅，开始了交流。
内山嘉吉在日本的小学里教木版画。鲁迅知道后，说当时中国的木版画没有继承者，便请他在内山书店开始这方面的讲课。
㊟上海内山书店里的木版画讲习班
内山嘉吉回到日本后，于 1935 年在东京创建内山书店，想让日本人更多了解中国，便从上海的内山书店寄中文书到东京的内山书店销售。东京书店里的客人，几乎都是中国留学生，日本客人也有。公安警察是第一个来造访的客人。在日本当时的整个政治氛围里，销售中国书籍本身就是引人怀疑的事情。
尽管是在那种气氛下，日本也有很多学者想要研究中国，了解中国。所以，他们也成为了内山书店的客人。
战争结束的 1945 年，上海的内山书店被迫关门。两年后，内山完造等人回到日本后，感觉需要让日本人更好地了解真实的中国是怎样的，于是在日本各地举办了 800 多场演讲会，将余生奉献给这样的工作。
1959 年，内山完造应中国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到中国访问。欢迎会上，他脑溢血发作，几天后于北京去世，享年 74 岁。去世后，内山完造和太太一起埋葬在上海。
㊟内山夫妇之墓
东京的内山书店，则从 1935 年开始持续至今。1978 年，内山深先生的父亲成为第二代社长，内山深先生则在 2018 年继承家业。最近几年，内山书店不仅销售中国的书籍，也有亚洲其他国家的书籍。客人不仅是中国客人，还有其他亚洲各国来的客人。
我们目前看到的「内山书店」四个字，是 1975 年郭沫若写的，用来纪念东京内山书店开业 40 周年。现在仍有很多中国作家到内山书店进行这样的交流。
㊟郭沫若写下的内山书店
许知远：听你讲完之后，勾起很多回忆。内山这么漫长的历史，让我想起单向街的第一家书店是开在 2005 年——正好 19 年前，在北大旁边的圆明园，像长廊一样的地方。我们最初创业的时候，完全一头雾水，都是乱来的。几个同事正好离开一个报社，租下那个长廊，说我们开一家书店吧。开书店这个想法，跟我大学时代的经历有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北大读书，北大南门的书店有风入松、万圣、国林风。上大学的时候逃课，很多时间都是在书店里度过的。你会发现书店是一个比图书馆更让你觉得放松的自习场所，对书店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感觉。刚毕业不久后，去美国旅行和出差，第一次去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tore）。它就在 chinatown 旁边，书店的创始人是 50 年代垮掉的一代里非常重要的一位诗人（劳伦斯·费林赫迪，Lawrence Ferlinghetti）。城市之光让我第一次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原来书店是一个可以展现出拥抱世界文化的地方。地下一层卖的书都是关于摇滚乐、关于政治，一楼则关于世界文学。其实美国社会本质上挺内向的，它不是拥抱世界文化的。但我在城市之光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关于东欧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包括早期亚洲文学的翻译，让我非常意外，怎么能拥有这么广阔的眼光？然后我去了二楼，那里有一个 poetry room。那天算上我，一共有三个听众坐在里面。那天来了一位波兰诗人和一位当地的翻译者，诗人正在用波兰语朗诵他的诗作。我一个中国人在后面听着，旁边是一位我也不知道来自哪里的美国人，可能没有一个人听懂他在讲的是什么。那个空间安安静静的，旁边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 Ralfh Emerson（拉尔夫·爱默生）的画像。波兰语在空间中回荡，尽管听不懂，但内心被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就能充分的感受到一种陌生的文化，对人是多么重要一件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熟悉的语境里，长时间之后，会带来一种头脑上的迟钝和单调。后来我又去纽约的 Strand Bookstore，它是全球最大的二手书的英文书店，他们的老板娘是第三代经营者。书店为什么可以维持下去？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参议员，之后 Strand 也变成了纽约各种名人出没的地方。她跟我讲，有一天她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书店能否晚上早一点关，有位重要的客人想来，是迈克尔·杰克逊。美国摇滚乐史上，和鲍勃·迪伦他们一起的那代人中，例如帕蒂·史密斯年轻时在 Strand 打过工，很多纽约后来重要的人物，年轻时候都在这里实习。我也特别希望单向和内山的实习生，将来成为重要的思想家，或者成为某个重要人物。还有我去过的巴黎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小小的一间书店，在塞纳河的旁边。它不仅是一个书店，也是一场文学和思想浪潮的诞生地。当时在巴黎，法语是多么傲慢、多么自我中心的一种语言。对于巴黎来讲，他们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之都。1920 年代的时候，很多美国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国家。他们觉得美国是无法书写的，只有跑到一个更有文化的地方，才能去重新理解美国。所以，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经过一战，都跑到了巴黎。还包括当时知名的女性作家和女权先锋，都去了巴黎。在莎士比亚书店里，他们发现了像詹姆斯·乔伊斯、庞德这样的作家，对他们有极大的思想启发。那个小小的空间，它孕育了未来的迷惘一代，是作家们生成的过程。又像是城市之光，它跟美国垮掉的一代——例如写《在路上》的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这样的作家和诗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 2005 年开单向街的时候，其实脑中带有一点这样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摆放书籍的地方，它一定跟新一代人的审美、思想诉求有关系。单向街刚创办的时候，它可能是北京最初有连续的 book talk 和沙龙的地方。第一场是诗歌朗读会，邀请了我们非常喜欢的诗人西川。2005 年的时候，中国的书店业已经非常没落，到处都是实体书店倒闭的消息。突然在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有诗人朗读。圆明园的院子下面，有很多核桃树，当时来了一百多个人。在核桃树林下，当一个诗人开始读他的诗，那一刻对很多人来讲，像回到了八十年代。对很多中国人来讲，八十年代的中国非常浪漫，有着思想、诗歌、青春混在一起的气息。这等于是单向街的开始。我们最初的创始人都不懂商业，当时我还是一个报社的主编，我们拿出每个月的工资，支持书店维持下去。一直断断续续，不断搬家，房租突然涨了，就必须要搬走了，搬到下一个地方去，看看谁又收留我们，就这样搬到了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里。2009 年，北京开始出现 shopping mall 热潮，它们需要一些文化空间，租金便宜，我们就搬到了里面。而它们突然涨价了，我们又要找下一个地点，所以单向是一个流浪的书店，别人说我们“好书店不怕流浪”。很奇怪，到了 2014 年左右，移动互联网的时代，突然多了很多风投要投文化公司。单向街当时已经办了八九年，时刻处于倒闭的边缘。我们几个同事都各自在别的公司上班，用工资养着书店。我书的所有版税也都是捐给书店的，所以才维持了下来。突然之间，我们拿到了投资。那时我还在伯克利做访问学者，突然有了一笔钱，非常震惊。这么一大笔钱要怎么花掉呢？就说我们要进军互联网。没想要好好开书店，因为书店很难维持生活。我们做了一个新的 app，有点像美国当年最流行的 BuzzFeed，是年轻人流行的审美。我们把这笔钱都主要投资于这个 app，光技术团队就养了二十多个人，结果证明完全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两年时间，我们把这一大笔钱全花光了。这时我们又开了一两家书店，开始做自己的出版“单读”，也做更多自己的文化产品。这是我们投资最少的部分，却意外的开始生根发芽，反而使单向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品牌。本来叫单向街（one way street），是受到本雅明作品的影响。但我们是很笨的一群创业者，当真正开始拿到投资去创业的时候，“单向街书店”的名字已经被别人抢注了。我们只能改名字，叫“单向空间”，变成了 owspace。这是被迫的，不是要改头换面。那笔钱花完后，拯救我们的第一款产品是单向历。我印象非常深，大概 2016 年左右，我们还有一百个多人，马上就要破产，发不出工资了。意外做了一款单向历，突然就卖出去了。那一年，单向历可能卖出了几百万，书店也就活过来了。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我们主要靠卖日历过活。表面上是家书店，其实做的都是卖日历的工作。但是在这过程中，单向作为一个品牌慢慢开始变得强大起来，有更多人找我们合作了。日历的能量开始耗尽，出现了很多的模仿者，我们也快不行了，觉得又开始支持不下去了。这时候一个朋友来找我，说是不是要做一个节目。我当时觉得做电视节目是很无聊的事情，但它能帮我从单向空间这个窘迫的状态中逃离出去。一个人天天要去上班多么痛苦，而且看到公司整天面临破产的风险，是非常沮丧的事情。去做一个节目，去见不同的人，这个节目就变成了《十三邀》。它取得了意外的成功，有了很多新的曝光，一下子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很多人找我们合作。在过去的四五年里，我们在中国又开了大概四五家店。现在我们在国内可能有八九家店。某种意义上，新的合作模式更像跟商业品牌之间的合作，不纯粹是零售的方式。比如在佛山跟美的集团合作，在杭州是跟万科合作。后来，我们跟很多奢侈品牌开始产生合作，他们觉得文化可能是一种新风尚，单向空间在中国是这么一个概念。靠这种方式，我们又继续慢慢维持，但仍然每天都担心它会破产。冒险开一家书店
许知远：为什么会开东京单向？拍明治维新的节目，认识内山先生的时候，我去了日本的很多地方：去鹿儿岛，找西乡隆盛曾经生长的地方，陈天华投海的地方，伊藤博文当年在神保町最喜欢逛的英文书店，包括神田地区，当年中国留学生生活的地方。
过程中，我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更强的好奇心。不仅是表面上，读书人会有很多陈词滥调，日本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明治维新为什么可以成功，而中国是怎么失败的；或者明治维新的黑暗已经蕴藏其中，到二战的时候全都爆发出来；日本战后，丸成真男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怎么面对国家困境的……
我们脑中有很多概念，但对这个地方更日常的生活、普通人的思考方式，其实理解很少，很多都是抽象的概念。
我特意住到东大斜对面的日本旅馆，那个旅馆的感觉就像明治末年。想象当年周恩来他们就住在这样的旅馆，甚至包括鲁迅，可能就是那样生活的。泡澡地方仍然是那样的感觉，我特意去体验那样的场所，想要找当年生活的气息是什么样子的。
我对日本的日常产生了更强的兴趣，而中国那时又是一个迅速膨胀的年代。你现在很难想象，2017 年如果在银座街头走一走，全都是东北、四川，各式各样的口音，而大巴突然到来，大家就开始去购物。这是一个扩张的中国，消费的能力出现在各个地方。也能感觉到日本社会对中国人的复杂心情，希望他来消费，又觉得太嘈杂，还有其他更复杂的感受。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有很多优越感。它突然看到一个重新膨胀的，辽阔国家，拥有这样多的人口，内心新的焦虑一定会随之到来，而且其中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2020 年初，中国的疫情开始。我那时候在马来西亚旅行，回不了国内，马来西亚的签证马上就要过期。各种航班都开始停运，哪里也去不了。我突然发现自己有个日本的visa，朋友在日本。就先飞到东京住酒店，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想有更长期的地方住，朋友就介绍我去游云亭（YUUNTEI，民宿）。
那段时间，2020 年春天二三月份时，风雨飘摇。你看到一个国家开始关上门，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有一种更强的焦虑和不安。有对国内新的变化的焦灼，有身在异乡你的身份带来的新困扰，而且那种封闭性开始到处蔓延。印象很深，那时候我开始读石川啄木。
石川啄木在 1910 年的时候，明治晚期时，他觉得整个日本社会越来越闭塞，身处闭塞年代的感受是什么？非常有趣。有朋友认识一位作家叫姜尚中，他引用了石川啄木这段话，写在朝日新闻的文章上，谈到这个世界面临着新的闭塞性，以及大家彼此间的一种对抗和不理解。
我记得住在游云亭的那间房子里，有时候晚上一个人在看书，手机上不断有新的新闻，让人不安的消息，还有内心的焦灼。那一刻有着强烈的感受，觉得中国过去的扩张年代，所依靠的消费能力、商业交往，在未来可能越来越困难了。外界对我们的理解是如此之少。
那种很强烈的能够表达更丰富的中国人身份、文化追求、对世界的理解的渴望，我觉得变得非常重要。
不同国家，彼此之间容易把对方模式化和简单化（stereotype）。我们的报纸也会把别的国家模式化，看到英文或日文报道，也会感觉到中国被非常简单化地描述着。那个时候，我觉得文化交流变得迫切起来。这种迫切可能跟我当时困在浅草的强烈受困感有关。越是受困的时候，就会意识到行动的重要性。
当钻石公主号停靠横滨港（Yokohama）时，那种全日本的紧张。我们也紧张，但那次我们去拍摄了钻石公主号。当你行动的时候，靠近了钻石公主号的时候，恐惧突然消失了。特别充分的意识到，当你动起来的时候，感受会发生很多变化。信息单纯从眼中进入时，它带来一种感受；当身体开始动起来，感受是另一种。
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们商量开书店这件事情，大家都很茫然，怎么在日本开始。到了六月份，我们跑到隅田川旁边找了个地方，都想得很美好，想象到秋天的时候，疫情应该结束了。那时候如果能开书店，还能看到花火大会多美好啊，在旅程中显得非常浪漫。当时看到一间房租很高的房子，幸好没有租下来。
2020 年 6 月，我终于买到了机票，价格贵得可怕，回去还要隔离十四天。我跟他们也没再见过，再见已经是 2022 年的 12 月份，那时已经开始放开了。我一来东京就阳了，过了一段非常虚弱的时光，大概有两三周时间。逐渐恢复后，又想起了当时的想法，也许这个想法在我在中国时，也没有完全消失过。过去三年，这种感受越来越迫切了，各种各样极端的、夸张的言论，感觉彼此的误解也加剧了。
那时看《花甲录》，书里不断写着，二十年代中国抵制日货时，内山完造开书店、做生意是什么感受。我很喜欢他是个冒险家，那种冒险的感觉始终吸引我。
我想，我们要有一个亚洲概念，在一个动人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兰州拉面和日本拉面同时出现的地方，是可以同时谈论丸山真男和谈论鲁迅的地方，多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找到这个地方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对银座有一种奇怪的幻想。可能一想到银座，我脑中出现的不是一个消费的地方，它应该是夏目漱石和永井荷风出没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这里是日本最初拥抱世界的地方。
这个地方过去破破烂烂，而后又尝试了日本现代化各种新的设施。对我来说，它有这样的一种气息——代表某种开放、某种拥抱新的事物的地方。
书店里有个旋转楼梯，这里以前是卖珠宝的。《纽约客》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讲单向街，有一段特别有意思。它说这个空间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商业决定，而像一个浪漫想象的结果。如果去神保町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可能是更正常的选择，但在银座，在一家往昔的珠宝店。为什么交流不是一种新的珠宝呢？思想不应该是一个更珍贵的珠宝吗？
我们在 2023 年 3 月份就决定下来，7 月份开始试营业，到现在竟然开了一年了。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东西没有实现，我们想象的单向是一个更广阔的前景。它应该跟日本的很多学术机构产生交流；它不仅发生在这个地方，它应该发生在更多不同的其他机构。这些，我们都会慢慢实现。我们也应该在这里产生自己的出版业务和新媒体业务。
我觉得一步步尝试，因为一开始不太有人相信我们会做到这件事情。有部分人惊讶，有人不信任，但坚持了一年之后，我觉得越来越多人愿意理解这件事情，它的确带来了了一种新的感受和体验。在过去一年里，我感觉它好像变成了双方越来越紧张的关系里，非常让人温暖的存在，这种温暖始终打动我们。
就像看到这本书，在二三十年代的郁达夫、田汉、鲁迅的那种友情，完全可以穿越自己的时代，抵达新的空间，给新一代人提供某种鼓舞。我想在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争取能够几十年都可以扎根在这。即使它无法支撑这么久，有一天突然结束了，也已经达成了温暖的回忆和可能性，也会支撑很多人继续做一些新的东西。
尽管我们对单向还有很多浪漫的想法，下一个浪漫的想法也没有商业上的考量，希望在温哥华或新加坡出现新的空间。这些背后，我觉得是中国有趣的变化。我们过去对中国的理解，横滨的中华街也好，东京内町的中华街也好，但我觉得新一代的中国人已经产生了。他们普遍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普遍的更国际化，有全球华人新身份的年轻人。
在书店经常会碰到他们。比如他在悉尼读书，正好来东京旅行，来到书店，然后又马上要回到悉尼去。有可能碰到温哥华、多伦多来的人，你看到一个新的全球华人社区开始形成他们的思想趣味、审美趣味，它同时在中文、英文或日文的世界里发生的。
他们的审美，跟我们的过去理解意义上的 chinatown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存在某一个聚集的具体社区，精神上需要一种新的归属。我觉得单向空间很希望成为新的全球华人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新的文化认同，不像昔日封闭在我们自己所受的教育之中，它一开始就充满了互动和交互，它跟当地的文化、不同的陌生文化间产生关系。
我们很希望在这里，比如来自中国的思想家、作家，他们谈论日本、越南、美国，他们的语境其实跟别的城市、别的文化是一样的。希望新的全球华人的文化认同开始慢慢浮现，而我们走出其中一小步。
当然，这需要很多人一起参与其中。开这个书店，你也会意识到很多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你感到华人遍布世界，但是我们自身对应的文化产品、文化空间非常少。海外的华人社区可以支撑很多火锅、按摩之类的东西，但好像不支撑自己的文化机构、报纸杂志、有趣的展览和空间。这样的事情做越少，其实也越难以被周围世界理解。
我觉得这种重新去证明自己、向别人讲述自己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对外重新去讲述自己，别人没有义务去理解你——以一种迷人的，打动人的方式，去讲述自己的看法。
内山书店的传统对我是很大的鼓舞。内山完造的冒险家精神，就是得一头扎进去，你不知道哪个新的机会由此诞生。这家单向街书店某种意义也是我的写作计划。我在写五卷本的梁启超，当时他们来到横滨办报纸，也是冒险家。他们是被驱逐的、被追捕的、流亡的，但他们在横滨神户创建的大同学校仍然还在，影响了这么多的成人教育。
怎么有这种新的冒险精神？在这个地方创造归属，归属之后，大家怎么更多地相互支撑？很容易聚在一起又散掉了，每个人都面临很多日常的挣扎。冒险应该继续，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而且创造一种新的全球华人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是兼容性的、非排他性的。证明一种非常有有理解力的华人身份和认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迫在眉睫。
在新闻上看到的每个让人不安的消息，都关乎自身某种刺痛的印象。做一点事情证明自己的文化和身份上闪亮的部分，也就重新完成对他人的帮助、对自己的帮助。
产生一种真正的开放性
许知远：我想问问内山先生，说起以赛亚·伯林，我想到了另一位对这间书店很重要的思想家——永井荷风那句话印在我们的玻璃上，“我们要静静地注视着银座”。
永井荷风是一种浪漫主义，他对明治时期的工业化反感，便躲到江户的风月中去。可看起来是这么纵情声色的人，内心却充满原则。他的日记非常动人，在日本严酷的三十四年代，他在日记中表达着反抗精神和独立性。
疫情期间，我们还专门找永井荷风埋葬的地方。他很多怪癖，像是整天带着钱包出门。所有钱都带在身上，坐着电车要去哪里呢？我们找到了一些路线，拍了一些小的影像，有机会可以做成一个寻找永井荷风的东西。
另外一个很大的启发，来自鹤见俊辅。他像思想的游击队，如果他做活动，或者编杂志，做讲座，他会把每件事情都变成一个小型的游击队——可能是不连续的，但这次行动会激发下一次行动的诞生。努力抓住这一刻的行动，使它最充分、最大化。就像今天跟内山先生和王老师的聊天，今天下午这一个半小时，如何使它最充分、最强烈、最饱满，就有可能孕育出新的可能性。
尽管下一次可能不是这样的，可能是别的东西，它会是一个不断的变化、发展的过程。鹤见俊辅对战后的思想界，包括日本学生的反应都有很直接的促进作用。我们受的教育经常认为，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和目标才会去行动。而行动往往会偏离最初的目标，大部分人生选择遵循的是意料之外的后果。我觉得鹤见俊辅的很多想法，使你对预料之外产生一种真正的开放性。
就跟内山完造一样，到中国去，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去开书店。它是一个连环接一个连环产生的结果。这个空间也是，鹤见俊辅可能是这个空间的一种哲学。为什么我们不能走上街头去贩卖这种想法呢？它不一定仅仅在这个空间里诞生。
2018 年我问过内山先生，作为这么有传统的书店的接班人，会压力很大吗？你做了 5 年，是社长了，你觉得给内山的传统带来新的东西和改变是什么？现在内山书店最重要的困难是什么？
内山深：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点困难，2018 年接班了以后，确实压力挺大的。毕竟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书店。现在日本的书店都不太景气，大家都知道知道卖书赚不了多少钱。要有收益，确保收益，是很伤脑筋的。
内山书店的传统一直以研究中国的学者或学生为主，但今年的趋势，光靠他们不行，要开拓一般的客户层，选书也做了一些改变：
比如有一些喜欢中国铁路的日本人，出版了中国列车的书籍，书店也会销售《中国列车时刻表》。近几年日本流行正宗中餐，也摆放着相关的书。年轻人对中国新的文化很感兴趣，介绍中国各个地方的生活与风土人情的《中国大陆大全》和漫画《罗小黑战记》都很受欢迎。有些客人看了某个电影，到店里买漫画，他们其实不知道内山书店和鲁迅的关系。相似的还有《古代中国四小时》，读者看了关于中国的小说和电视剧，而开始对中国古代的事情感兴趣。
与这个时代相处
王前：这位女士问，刚发布的新游戏《黑神话：悟空》在海外也引起了很大反响。想问一问许老师，您对中国文化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吗？
许知远：我没玩过那个游戏，但看到造型很酷。应该有很多这样出现才对，它应该更成为日常的一部分。
一个国家文化的成熟，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内在的评价系统。首先是承认系统，不是总是特别依赖于别人怎么看待你。当你能更充分地看待自我之后，别人才能够更充分地看待你。
首先是创造自己的标准。有些年轻的同事去欧洲上学，他们发现了在柏林、阿姆斯特丹、或者在巴黎，新一代年轻人懂法语、英语和德语，但可能仍用中文创作。拍纪录片也好，写作也好，中文可以更好的表达他们的感受。并不是说一定要去用新的语言方式来表达自己，只要标准足够好、足够高，沟通会自然形成。
王前：这位女士说，她来日本已经二十多年了，有很强烈的家国情怀。民族经历了这么多战乱、社会变迁，现在仍然存在，其中文化传承应该起到了很大作用。许老师现在做《十三邀》节目，做单向街书店，这些努力是不是也来自一种文化的使命感？
许知远：我觉得使命感当然是其中之一，但使命感都是慢慢生出来的，也有出于对有意思的未知的渴望。
人生有很多有趣的东西，需要跳出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去感受别的东西。一个文化的改变，通常是意外到来的。例如容闳，第一个在耶鲁拿到学位的中国人，某种意义上是自己的文化中一个被发射出去或者意外离开的一个巧合，但他们带来很多新的空气和感受。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团体，都需要一种新的空气。判断一个国家的历史，有时候不能用眼前的方式。这十年、二十年的不舒展，不如意，其实看向更漫长的时间，所有的文明体都有漫长的起落兴衰。
如果处在一个需要花更多精力来解释自己，或是使自己思想更成熟的时刻，那就接受这样一种命运。没有那么多痛苦，创造欢乐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鹤见俊辅写过一本很好的书叫《日本战时精神史》，写了 1931—1945 年间日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美军经常轰炸东京时，年轻人们跑到浅草的剧场，台上依然有表演。普通人日常生活有很多困难：轰炸的危险、吃不到东西、配给制和打仗等等。只有在剧场的那一刻，那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人突然放松了，那一刻的欢笑就支撑未来两天的生活。
总要去创造这种微小的乐趣，像一个泡泡。我们的人生需要这种泡沫，帮你笼罩这个瞬间。经历一件事情白天特别烦，可能晚上跟同事喝一杯，那一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们都是可以的，那个泡沫可以帮你完成睡眠，明早继续上班。可能单向在这里，也是创造一个泡泡，让人也许在这一刻得到某些鼓舞或者滋养。
泡沫也不是经常能够自己创造的，需要小团体互相支持。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找到一个小团体，而且自己有责任至少在某些时刻，为周围的这个小团体的朋友们提供能量。付出能量时，也是一种开心。
它会帮助个人克服巨大的时代无力感。最终，你发现自己不是跟时代一起生活，而是跟爱的人、工作的同事、一块喝酒的朋友一起生活的。
你仍然可以有不一样的主张，时代的风向是慢慢转变的。像内山完造先生开始办小书店的时候，他想不到会变成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和潮流。直到现在，都是意外发生的，那些开始边缘的生意，慢慢变得重要起来。而这过程中自己的信念就会出现，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把自己当成一个实验品，观察自己怎么面对时代的巨变，会发现自己的人生变得不一样起来。
